孟钟捷谈德国民族主义：极端民族主义是现代病

编者按：近年来，欧盟因为经济发展受阻、难民问题突出而充满变数。德国作为欧盟的领头羊，今年又是大选年，右翼政党是否会上台，引人关注。为此，《上海书评》邀请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孟钟捷回顾德国历史上的民族主义，反思极端民族主义的危害。孟教授主要从事二十世纪世界史和德国现当代史的教学和研究，著有《德国简史》等，译有德国著名历史学家弗里德里希·梅尼克的名著《世界主义与民族国家》等，主编“二战战败国的改造与反省”等丛书。在孟教授看来，民族主义的极端化在二十世纪的上半叶并非只有出现在德国，而是出现在不少欧洲国家——法西斯主义在此时期成为一种“流行趋势”。这表明，极端民族主义不是德国病，而是一种现代病（或称为“现代性的病态”）。

孟钟捷像（澎湃新闻 蒋立冬 绘）

相比于英国、法国、俄国，德国曾长期处于封建割据状态，统一的民族国家在俾斯麦手上才形成，这对德国的民族心理和后续发展有何影响？

孟钟捷：在我看来，有三个主要影响：首先是对强人的期待。在俾斯麦统一德意志前，德意志民族主义者（如1848年革命中的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中的知识分子）也曾想过用民主方式来实现梦想，但都未能取得成功。只有俾斯麦这样坚持“用铁和血来解决现实问题”的政治家，才最终完成统一大业。这让许多人不自觉地把国家发展命运寄托在一两个“领袖”身上，特别是后来的威廉二世与希特勒由此获得了民众的支持。也正因如此，即便在《魏玛宪法》的制定过程中，连马克斯·韦伯这样的左翼法学家也不断呼吁设立一个与民主议会相抗衡的“全民选举产生的总统”——这是后来被多次诟病的宪法第四十八条的来源之一，即赋予总统在“紧急状态下”废止民主权利的大权。

描绘威廉一世在法国凡尔赛宫镜厅登基的油画作品，穿白色制服者为俾斯麦，并非真实的历史场景。

其次是对战争的迷信。俾斯麦是通过王朝战争来实现统一的，战争及其暴力性由此被德意志民族主义者赋予了神圣性。一战爆发前，一批知识分子在一份公开宣言中便声称，这场战争将决定“商业民族英格兰”与“英雄民族德意志”的优劣胜负。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也从不否认战争是所谓“优秀的雅利安民族”重返世界巅峰的必由之路。当一战后《西线无战事》这部反战小说在国际上大获荣誉时，它在国内却遭到了不少人的指责和侮辱。这恰好反映了1920年代的社会心理，而且这种心理一直持续到二战结束。

最后是对统一的坚定。德意志在十九世纪初还是一个地理概念，至多成为所谓文化民族主义者的一种心理崇拜对象而已——他们甚至认为，这种分散性的、文化性的民族存在（文化民族）要比如法国那样集中性的、政治性的民族存在（政治民族）更高尚。然而在俾斯麦统一德意志后，统一便成为德意志民族的基本心理定位。尽管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权力分配仍然具有鲜明的继承性，但德国作为一个统一的民族共同体，却得到了强化。1949年后，德国分裂，但坚持“德国统一”的联邦德国与1970年代起宣扬“两个民族”的民主德国相比，最终仍然是前者占据上风。

说到德国的文化民族主义，能否稍微展开谈谈，它在现代德国社会还有多少影响力？

孟钟捷：文化民族主义主要指以文化为参照来界定民族的一种观念。在这里，“文化”包括语言、文字、历史、思想、心理趋向等内容。在拿破仑入侵德意志前，德意志知识分子已产生了一些民族意识，例如德语的地位被拔高为“元语言”，被称为“德意志所有诗人的老师”的克洛卜斯托克不仅创作了大量民族史诗，还大胆地用德语的自由韵律来歌颂“祖国”，此外也有人首次提出了“民族精神”。文化民族主义者阿恩特在诗中说：“德意志人的祖国在何方？最后来为这伟大的土地命名吧！哪里有德意志母语的声音在回荡，哪里有歌颂上帝的上帝在唱响。”这种把语言等文化因素作为民族自我认同的标志，当然也出现在法兰西民族主义者笔下。

但问题是，当德意志文化民族主义者使用这种论证策略时，他们并没有如法国人那样的政治性民族共同体。直到十九世纪初，德意志人仍然继续生活在中世纪的政治框架内——即一个分散性的邦国分立式“帝国”。在该帝国内，身为皇室的哈布斯堡家族专注于奥地利的利益，无心也无力继续维持帝国事务；其他邦国则满足于所谓“邦国主权”的理论。在这种背景下，所谓“德意志”的民族意识也只能在文化上寻求共鸣。

不过，尽管德意志的文化民族主义者对现状深感不满，如席勒那样感慨“德意志？它在哪里？我找不到那块地方”，但他们并不气馁，反而进一步论证“文化民族”的崇高性，如梅尼克在其名著《世界主义与民族国家》所言，“伟大的德意志民族”（作为文化民族）“却有可能被视作众多国家民族的集合”。不可否认，这种表述的背后，大概也存在着一些“酸葡萄”的心理，但作为当时的德意志人而言，似乎也只能以这种方式来聊以自慰。正因如此，像赫尔德这样的文化民族主义者耗费大量精力去收集“民族的声音”（诗歌）。

今天来看，文化民族主义重视感情，轻视理性，美化历史，倾向于强调德意志的“独特性”。这些努力自然对后来的德意志历史进程产生了影响，如历史主义观念的形成，甚至也同极端民族主义的自我标榜也脱不了干系。但在当时环境下，这种论调却应该得到理解。它是一种自觉的文化防御表现。只有在拿破仑战争所产生的政治现实面前，它才有可能面临转型的契机。

当然，文化民族主义的思维特征并未伴随政治民族主义的兴盛而消失。在此后历史进程中，但凡德意志民族的身份认同受到威胁，文化民族主义的某些概念、论调、逻辑都会出现。例如在当下难民潮中，右翼政党便时常以感性方式来引发民众对德意志文化沦丧的警觉之心。

一般而言，内忧外患以及内外战争对一个国家的民族主义影响甚大，对德国而言，该怎么看待战争问题？

孟钟捷：我认为，至少有三个方面可以深入分析：首先，战争是一种启蒙。如果没有拿破仑战争，德国民族主义大概仍然会停留在文化民族主义阶段，即认为民族可以通过文化而非政治来凝聚。但在拿破仑入侵德意志后，德意志人的民族意识出现了重大转折。费希特在柏林大学的演讲多次提出“德国魂”的问题，实质指向了民族统一的政治任务。正是在此背景下，普鲁士改革吸引了一群外邦人，民族解放的大旗也格外受人重视。

第二呢，战争是一种催化剂。直到1848年革命，德意志民族主义者仍然是自由主义者，他们坚信“统一与自由”可以兼得共享，但残酷的现实却迫使他们必须重视两个目标的先后性。普鲁士的不少民族主义者便在俾斯麦的战争进攻下失去了对于自由主义的追求，倒向了统一至上观念。例如1848年革命的参加者、著名的自由主义者卡尔·舒尔茨在普奥战争结束后，对俾斯麦做出了如下这般充满着崇敬之情的描写：“（俾斯麦）双肩上长着一个大脑袋，整个体形给人一种伟大的感觉”，“这位非凡的人物……肩负着一个伟大国家的命运”。

威廉二世

第三个方面是负面的，即战争是一种毒药。1890年代起，当德意志人梦想着“阳光下的地盘”时，战争便被美化为民族攀登世界巅峰的必要工具。威廉二世身着军装的形象随处可见，军人的地位不断提高，对战争的渴望伴随着排他性民族主义的兴起，成为德意志帝国末期的基本社会风貌。第一次世界大战让人们感受到现代战争的可怕之处，但战争之毒仍然未能从德意志人心目中被祛除。无论是“背后一刀”的谎言（即认为一战中的军人并未在战场上失败，而是输给了后方的革命者），还是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反复渲染的战争之命运，都体现了德意志人对战争的沉湎之情。这种毒药至少让两代人都沦为“战争一代”，无论肉体还是精神，他们都深受战争之害。

有学者称，德国的民族主义是一种落后国家的防卫型民族主义，您怎么看？

孟钟捷：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与英法等国家相比，德国的民族主义形成时间较晚，而且与其他现代化发展同步，以至于造成民族统一、工业发展、社会转型等多种问题集合在一起，使之相对而言显得不从容，而且不得不面对更多的困境，特别是在民族主义发展中。我们可以看到，早期英法民族主义演进，大多体现为包容性，即把政治疆界之内的民众统合到民族这一共同体内；与此相反，在德意志，民族主义演进逐渐出现了排他性的特征。如1848年革命，“大德意志方案”的失败便源于奥地利不愿意放弃非德意志人。

德意志帝国建立后，这种排他性民族主义又延伸到排犹行动中。这种排他性最初是以自卫为目的的，因为在不少人看来，只有保证民族的纯净性，才能缔造一个伟大共同体；然而到纳粹时期，希特勒却着力为一个“优秀的民族”寻找更多的“生存空间”，如此一来，这种排他性便从防卫型演化为进攻型。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上述说法同样值得反思。它或许是用静止的视角来观察长达两百年的德意志民族演进历史，并不完全符合德意志民族主义的发展现实。

德国民族主义曾走向极端，给世界带来了灾难，如何预防极端民族主义的产生？

孟钟捷：实际上，民族主义的极端化在二十世纪的上半叶并非只有出现在德国，而是出现在不少欧洲国家——法西斯主义在此时期成为一种“流行趋势”。这表明，极端民族主义不是德国病，而是一种现代病（或称为“现代性的病态”）。在这一意义上，极端民族主义的产生是无法预防的，它多多少少地会出现在现代人的思维、表达和行动中。与之相反，我们可以考虑的是：如何防止极端民族主义成为大众风尚，进而演变为世界性灾难的前奏？在这一方面，德国的确提供了十分有益的借鉴：

首先，如何理性地认识个体与集体的关系？民族是由个体组成的，个体是以民族为依归的。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并不具有孰先孰后的特征。追求个体的自由，并不以牺牲民族为代价；反之，实现民族之强大，也未必要以牺牲个体为要旨。在德国民族主义走向极端化的过程中，用民族共同体来压制个体，便是一种可怕的体验。

再者，如何理性地认识民族与世界的关系？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两次世界大战中，国际关系中的零和游戏特征表现得淋漓尽致。在一个无序世界里，任何民族只能通过不断膨胀自我，才能确保自己的安全与利益。然而此举必然会导致世界的进一步无序化。这种恶性循环是无解的，最终只能通过战争来部分解决问题。相反，在一个全球化世界里，只有理性认识到民族与世界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承认世界是由各民族组成的，各民族也需要世界来运转，才能让我们不陷入所谓“黑暗森林”中。

您对二战后战败国的改造与反省也有不少研究，针对民族主义方面能否做些介绍？

孟钟捷：这里有两点值得一提。一方面，德国正是通过战后改造的方式，对其历史上的民族主义、特别是极端民族主义做了比较彻底的梳理和反省。当然，这个过程也比较复杂，此处不再展开。但其结果是正向的，那就是民族主义的话题不再成为德国政府的工具——个别右翼政党继续坚持使用民族主义语调，但历届内阁都严守“政治禁忌”。

另一方面，对德国的改造，当时被置于“集体罪责”的理论之下。而这种理论恰恰被不少德国知识分子视作盟国的“极端民族主义观”。正是在有关“集体罪责”的争议中，德国人的民族主义意识被不断地激发与重现。我最近几年关注1990年代以来德国有关纳粹历史记忆的争论问题，便有不少同上述问题相关。它们表明，当代德国人在警惕本国民族主义极端化的同时，也颇为敏感地抵制任何将其民族认同“污名化”的尝试。

德国的民族主义思想曾深刻影响了近代中国思想界，您如何评价这种影响？

孟钟捷：我没有做过这一方面的具体研究，很难做出精确评价。但大概有以下几点值得一提：一方面是由于近代德国的国家特征与近代中国相似，使得中国思想界愿意去思考两者的共性，特别是如上文提到的“落后国家的防卫型民族主义”便是一例。当然，这样做的另一种结果便是德国民族主义思想中的爆炸性元素也一并传入中国，尤其是排他性的思维在一段时间内起到了并非正面性的作用。

另一方面，对德国民族主义思想的具体变化，近代中国思想界的敏锐度并不高。一些留德学人通过自己的观感体验，似乎找到了一些蛛丝马迹；另一些读书人则根据（来自日本的）译著发现或改造了某些观念。但这些举动大概类似于“盲人摸象”，并不全面，由此导致了不少误解的产生。当然，一种思想的传播，总是会遇到流变和挪用的现象。在这一方面，或许还得等待学界的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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