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对中国的革命性意义

“一位在北京工作的英国技术顾问如此形容在中国发生的这场变革：‘你有一种感觉，就是如今离开中国就是在倒退。’”这段话是5月24日一篇题为《李克强总理力挺“互联网+”》新闻的结语。文章中还有一句让中国人感到振奋的评语：中国数字经济已是全球先驱。

客观的说，上述评语并没有夸大其词，而是一种普遍感受。前些日子，来自“一带一路”沿线的20国青年，评选出了他们心目中中国的“新四大发明”：高铁、支付宝、共享单车和网购。值得注意的是，除了“高铁”这个工业时代的巅峰之作以外，其它三大发明都是互联网时代的产物。

事实上，中国高铁服务的后来居上，互联网技术的助力同样功不可没。比如网络订票系统，就极大提升了购票效率；让旅客最为诟病的“高铁盒饭”问题，铁路总局最终准备导入的解决方案，也是尽快推出网络订餐服务。可以这样说，对于很多中国人和在华外国人来说，网络尤其是移动互联网，几乎已经成为空气、水、食物以外的，第四大生存要素。

在舆论场，中国的任何一点成就，都会无可避免被拿来和美国对比。中美在互联网时代的竞逐，尤为引人注目。一个得到普遍认可的观点是，互联网时代只有中、美两个竞争者。从技术角度看，美国互联网时代的开创者，也是全新的引领者。中国则凭借巨大的市场，在应用层面开始反超。比如支付宝、微信、共享自行车等应用的创新性领先。然而互联网也好，互联网+也罢，之于中国的意义并不止于经济层面。这项革命性技术，将对中国之于这个星球的地缘政治身位、社会运转模式，乃至文明基因造成极其深远的影响。

任何一个有历史常识的人，如果回忆一下脑海中记忆的“八国联军”（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日本、意大利、奥匈帝国及俄国），再对照一下代表世界主要工业国家的所谓“八国集团”（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日本、意大利、加拿大及俄罗斯），就会发现这两份名单中，除了把已经不复存在的奥匈帝国，替换为美国小兄弟的加拿大，几乎没有什么变化。这意味着，100多年来，世界虽然看起来经历了数千年来最大的变革，但各国在食物链中的身位，却如印度的种姓制度一样让人绝望。

从19世纪中叶的洋务运动算起，中国在如何进入工业时代的问题上，已经探索了一个半世纪。这其中最大的困局在于：一方面，需要学习西方文明技术上的先进性；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工业后发国家，又受困于“学我者生，似我者死”的困局。如果完全按照西方社会所走过的工业化路径，并非不存在追上去的可能，但作为后发者，这个过程必定是艰难而漫长的，有很大可能会掉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的本质，就在于先发国家不愿意后发国家攀升到食物链上层）。

幸运的是，在中国完成工业原始积累时，人类开始跨入由互联网技术普及而触发的“信息时代”。这并不是人类第一次发明新的信息交流技术。然而工业时代在信息技术上的种种突破（比如电报、电话），更多只能算是一种革新，还不足以对人类的生存方式产生结构性影响。相比之下，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的普及，所产生的影响则是革命性的。如果说工业化的本质，是人类找到了使用煤炭、石油等“能源”，替代人力生产的方法；那么信息时代的本质，则在于人类在发明了加速信息交流的技术，极大提升了生产效率。前者的意义在于“增能”，后者则在于“减耗”。

信息技术的普及，让中国这个拥有庞大人口基数，又已经具备了工业基础的国家，在经济上看到了弯道超车的机遇。一般来说，互联网经济被归类为“第三产业”。对于当下的中国来说，增加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的占比无疑是经济转型的一个重要标志。不过“互联网+”的意义，更多是在将互联网的力量，传导到第二、第一产业，以促进中国经济的整体转型。

“互联网”技术在信息交流上最大的突破在于，我们每个人本身，都是这张“网”的一个信息点。你既是海量信息的供给者，也可以是这些信息的使用者、受益者。这代表互联网+时代的基础是在于“人”。而当一个“以人为本”的巨大消费市场被开启后，其价值导向势必会向上游产业传递。长期以来，缺乏人性化设计，处在模仿、跟随阶段的中国制造业；很多方面还处在原始小农经济层面的第一产业，都将因为得到精准的消费数据分析，而实现自己的突破转型。

社会运转模式及文明基因的改造，是互联网时代给予中国的更重大机遇。中国黄仁宇先生在《中国大历史》一书中，曾一针见血的指出：中国历史发展中各个朝代都面对如何有效管理社会基层的技术问题。以农为本、道法自然的华夏文明，更依赖的是一种“经验管理”模式。这样的管理模式，也维系了华夏文明独特的“祖先崇拜”文化。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西方基于贸易所建立起来的文明体系，必然推崇的是精于计算的“数目字管理”。在工业化的魔盒被打开之后，华夏文明在“数目字管理”上的意识短板，就成为了阻碍文明进步的最大障碍。

在日渐复杂的现代社会中，数目字管理无处不在。美国虽然经常被认为是一个最“自由”的国度，但基于严格的数字管理传统，美国政府对经济和人的控制程度，其实是非常高的。比如成熟的信用卡体系，就是政府进行社会管理的有效平台。事实上对于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来说，都希望能够有效管理自己的国家，而能否有效管理的关键，就在于你能够多大程度的掌握“人”的信息。

就现在的情况来看，互联网时代的来临、大数据的收集，即让华夏文明有机会很快补上“数目字管理”这块短板，又让政府看到了增进管理能力的技术契机。仍以“信用卡”为例。中国的各大银行曾经费钱费力的大力普及，但离建立成熟信用体系的目标却还差得很远。然而这一目标，最终却由移动支付等互联网金融手段，迅速完成了。中国也一跃成为了全球移动支付的标杆，并以此建立一套能为政府、社会所采信的“信用体系”。

英国从18世纪中叶开启的工业化时代，对整个英国乃至人类社会造成了巨大的改变，也让身处这一变革的狄更斯发出了：“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双城记》）的感叹。的确在上一个变革的时代，工业巨兽对传统经济的吞噬、对人类生存方式颠覆，很容易让大多数人手足无措。不过对于已经受过科学及工业化洗礼的我们来说，今天倒大可不必在身处又一个变革时代有这样的纠结。

对于身处中华文明伟大复兴，以及新技术革命期的我们来说，今天并不会是最坏的时代，而是中国几千年来“最好的时代”。互联网不仅改变了我们身处的环境，也为每个人带来了挖掘自身潜力的“+”的空间。就像今天我能够在这里分享一点见解，你能够看到这些文字，便都是拜互联网所赐。如果你有意识到了这点，那么你就有机会在这个新时代里得到更多；如果没有意识到（或者没有想法）也不要紧，只需随着时代的进步，享受这一切所带来的便利就可以了。同时，对于有“家国情节”的中国人来说，尤为可以感到兴奋的是，中国这次不再是一个彷徨的跟随者，而有机会成为时代的引领者。

（作者简介：温骏轩，网帖笔名“鄙视抢沙发的”，生于20世纪70年代，法律专业出身，长于分析解读国际局势。其2009年7月在天涯论坛“国际观察”版块开设的《地缘看世界》一帖，有理论，有资料，有地图，有分析，广受读者关注，点击量超过1700万次，回复超过7万条。新书《谁在世界中心》已出版上市，61幅原创手绘地图，全景勾勒中国大国战略路线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