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记忆校正记忆：唐大郎与陈定山的鬼故事

唐大郎在旧上海的小报界久负盛名。张爱玲曾评价他说：“读到的唐先生的诗文，如同元宵节，将花灯影里一瞥即逝的许多乱世人评头论足。于世故中能够有那样的天真；过眼繁华，却有那样深厚的意境……”堪称推崇备至。不过，对这些略嫌溢美的词句产生更为深切的体会，则要等我蒐集并抄录了大郎近三百万字的各色诗文之后。

大郎在家乡嘉定念过新式学堂，以后通过自学，并深受易实甫等人的影响写旧诗；文言文则主要学林纾翻译小说。等到在小报界闯出了名堂，他最多时每日同时替七家小报供稿，市场号召力之大，简直一时无两。1944年秋，当一批女作家在坊间异军突起，就有人不以为然，特抬出大郎来说事：“九月一日起，各报俱不见高唐老人之稿，惟本报独有，当是存稿，余谓此人一枝笔，乃真小型报中之瑰宝，管见以为各报老板主笔，俱有登门请愿领稿之必要，何必舍本逐末，若此人不出，真如写稿人何，此莫怪女作家们架子搭得九十六矣！”（[沈]苇窗《芜言杂草·女作家》，《社会日报》1944.9.6）

1949至1952年，唐大郎是上海《亦报》总编，以后该报并入《新民报晚刊》（1958年改名为《新民晚报》），他继续担任编委，并主持“繁花”副刊。同时凭借良好的人脉关系，在香港《大公报》长期撰稿。

旧式文人爱起笔名，大郎的这一习惯也从民国时延至建国后。录文的过程因此并不一帆风顺。好在当我磕磕绊绊，逐步熟悉大郎的行文风格与交游细节后，万千烦恼便如云开雾散，渐入佳境。目前，我已辨识出大郎近五十枚新旧笔名，继而能以其记忆，校正他自己乃至别人的记忆。

略翁，首见于《亦报》，据我考察，此笔名当为诗书画兼擅的白蕉所用。而当香港《大公报》上再度出现这笔名时，不免多看几眼，以为邂逅了白蕉的佚文。不过，很快便意识到不对头。直到读及一篇《诗联》（1960.3.30），文末称作者有位朋友王媿静先生，祝贺他新婚时写过“我闻声价金应敌，众道风姿玉不如”句；揆诸大郎《定依阁馀墨•元稹诗》（《小说日报》1941.11.25），也说：“‘我闻声价金应敌，众道风姿玉不如，’微之此作，为答张校书诗，此为愿联也。予廿三岁结婚时，媿翁曾书此联为贺，作榜书，加以锦裱，极挺拔之致”。两者刚好接榫。

近两年之后，香港《大公报》上又出现类似笔名约略，经查实，也是大郎所用。例如《书场和书迷》（1962.6.23）：

现在上海的工人文化宫，解放前是东方饭店，那就是二十多年前专接响档的东方书场。有一天晚上，上海发了一个大潮汛，狂风暴雨，马路都成泽国，平时满坑满谷的东方书场，这天只到了七十几个人。那时送客的（最末一档）是夏荷生，夏荷生一上台来，显得非常激动地对台下人说，今天你们涉水而来，真正是我的老听客了，我一定要把今夜的书，说得特别精采，以酬诸君雅爱。果然，这一夜的书，他说得格外细腻，噱头百出，台下笑声不绝，听得大为过瘾。这一夜，我也是座上客，不过，我却不是涉水而来，乃是饭店的旅客，所以我还算不得真正的书迷。

将之比勘十几年后的《闲居集·听书之忆——夏荷生》（1979.9.26）：

狂风怒吼雨如潮，金凤宵来细细描。群玉山头归去晚，包车轻渡替长桥。

（李）君维在“大公园”谈他小时候听书，提到了上海的东方书场，提到了评弹家夏荷生，因而引起了我一段回忆。

正是在君维听书、夏荷生在东方书场卖座不衰的日子里，有一天晚上，强台风侵袭上海，风狂雨暴，路上积水成河。平时满坑满谷的东方书场，这一天听客只来了二十来个男的，四五个女的。我那时经常以旅馆为家，正好住在这家饭店里（书场附设于东方饭店底层），所以这晚上也去楼下听书。

到了夏荷生上台，他一看场子里零零落落的样子，心情有点激动。他对听众们说，今天在座的各位，才是我真正的知音，我今天的书（《描金凤》）说得不但不会马虎，而且要特别地道。若是散场以后，有的听客，实在不能回去，就请到楼上权宿一宵，房间费用，归我开支。他的话说得是诚恳的，座上人听了都很欣赏。这时候却有一个人指着那几位花枝招展的女听客，向弹词家问道：那么她们怎么样呢？夏荷生没有被发问的人难倒，他接口说，她们么，一辆包车，摆个渡就好回去了。说着，大家都笑了，那几位女客也笑了。原来这几位女客，都是群玉坊长三堂子（旧上海的高级妓院）里的倌人。群玉坊这条弄堂，正好紧捱着东方书场，她们的家，离书场不过一二百步。弹词家认得她们，知道她们都有自备包车，会来把她们载回去的。

前后两次记述，尽管风雨的起因略有分歧（台风和大潮汛当然不是一回事），但无疑在说同一件事。且后者在细节上更为丰富而准确。故前次说书场里剩有七十几人，似不甚合乎情理，疑为手民之误。

再翻出1937年11月26日《社会日报》“高唐散记”，则记作：

卖艺者固乐有知音，三年前，愚寄居东方饭店，一夜风雨大作，乃赴楼下听夏荷生书，寥寥十数人，时夏方大红，恒时听客丛集无隙地，是夕则阻于风雨。夏甫登台，即曰：“今日在座之客，皆我真真知音，我心良感，无以为酬，惟有说一回好书，以报雅意耳。”

这次的版本理应最精准，十数人与二十来人，也能相互印证。再有，此事居然发生于1934年，又不得不佩服大郎的记忆能始终保持着鲜活。江南第一枝笔，果然不是浪得虚名。

以上只是牛刀小试，而另一次以大郎的记忆校正别人记忆的机缘，则更饶有兴味。

话说前一时，我购藏了海豚出版社《春申旧闻》系列三书。（作者陈定山，名蘧，字小蝶、蝶野等，天虚我生陈蝶仙长子，以诗词书画享誉沪上。1949年4月后离沪迁台定居。）《春申旧闻续》里有一篇《任黛黛之死》，起首讲述了发生在旧上海的一则鬼故事：

敌伪时期，扬子饭店忽有一度闹鬼，事情是这样的：

有个赌客，深夜从绿宝赌场回来，钱输光了，眼睛就发花了，睡到床上，一个女客已先他睡下，只当是夜莺，伸手一摸，竟是冰冷稀湿，满手鲜血淋漓。不禁大叫一声，女尸倏已不见，手上也没有血渍。茶房进来，问明情由，报告经理，经理张松涛是白相人，茶房、账房全是狠天狠地，当[场]把赌客揍了一顿，说他造谣生事。

过了不久，又来一对苏州夫妇。刚坐定，就见一个女鬼披头散发地进来，直入床下而没。这对夫妇当下大叫一声，双双晕厥。茶房上来，把夫妇救醒，如此这般一说，房间里已挤满了看热闹的人。便有人主张把床底下搜一搜，看有什么东西。宁波茶房长着脸道：“柴话，大大房间，也会出鬼？床底下阿拉日日扫过明白，啥地方有过赤老？”苏州夫妇忽又惊叫起来：“勿好哉，棕棚下面黑魃魃[魆魆]格一段是啥格末事？”几十对眼光立时注射床下，果见贴棕棚绑着一段东西。七手八脚翻过棕棚来一看，竟是个女尸，下体赤裸，还插着一口日本倭刀。经理也惊呆了。敌伪时期的人物，就是怕“皇军”，这明明是“皇军”干的好事，还有谁敢声张？闲人一哄而散，遗尸搬到验尸所，晾了三天，也没有尸亲来认。既然是被日本萝卜头杀死的，不管它是凶杀，是情杀，这件案子就马马虎虎地让它过去了，世界上少一个舞女，有什么关系？乱世人情心理，总带着惨恶。扬子饭店有间鬼屋倒出名了，不少人去开房间打麻将，抽鸦片，叫妓女，自诩胆识超人，要见一见这个无名女鬼，但是，从此以后，鬼就没有再出来。日子一久，社会上这股豪兴也就渐渐地落下来了。

不知普通读者读到这则荒诞不经的鬼故事，会有什么反应，反正我第一时间就觉得疑点重重：第一，女鬼共出现两次，出现时状态各不相同，怎么知道是同一个？第二，床下女尸的下身竟然插着一把倭刀，常识告诉我们，日本刀的刀刃一般都比较长，不知是怎样塞入床下的？第三，敌伪时期，日军若想要杀人立威，为何采取如此隐秘的方式？第四，女尸身上有什么特征，能证明其职业是舞女？第五，遇到饭店有鬼，常人总是避之唯恐不及，怎么还会争先恐后慕名参观？……

刘冰《老沪台艺坛人物旧忆》（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2年版）曾自诩说，《春申旧闻》及续书里有许多上海掌故是其父刘雅农在吃早点时，讲给陈定山听，由陈记录下来的。也许责任并不在定山先生身上。然而，这次诚如《春申旧闻续》序言里的外国评论者所说，作者“显然有着这些事件唯一的记录，甚至精确于日期、数字、人和地方的名字”。理由是，这则故事演变到后面竟说，女死者原为陈氏旧识、米高梅舞厅的舞女，此人还是任伯年的孙女，被招募为抗日志士，去刺杀日本宪兵队长，而那日本人还曾经逮捕过陈……说得有鼻子有眼，若论情节之曲折，人物关系之复杂，巧合处之多，实在是蔚为大观，令人惊异。问题在于，可信度又如何呢？

我们大抵知道空口无凭、孤证不立的道理，可一旦认起真来，想从当年浩如烟海的报章杂志中，搜索到这则故事的原始版本，却怎奈举步维艰，劳而无功。好在世事无常，时有出人意表者，最近有幸从香港《大公报》上觅得柯天默《春申旧事·谣传两件鬼故事》（1960.1.18），其中有一则类似的鬼故事：

第一件故事，距今二十多年了，大约在“八一三”抗日战争以前。记得那个故事是这样的：一天晚上，爱多亚路（现在的延安东路）的大沪饭店里宿着一个旅客，半夜醒来，看见房里亮着电灯，一眼望到床前，只见对面沙发上坐着一个人正在看报，报纸挡住了上半身，所以看不清他的面目。这个旅客总算胆子不小，他坐起身来，对着沙发上问道：“喂，喂，你是啥人？跑到我房间里来做什么？”这样连问数声，那人不作一声回答，这才使那个旅客惊骇起来，直着喉咙叫喊，一吵就吵醒了很多的人，等他们赶进来时，房间里除了那旅客一人外，并无其他异象。旅客便把方才的情形，向众人说了一遍，大家都以为他是梦魇，大惊小怪的把众人都吓了一场。但那旅客坚持要在房里搜寻一下，当他自己俯下身体，察看床下的时候，发现棕棚的背面，载着一捆东西，他又要求众人一同把棕棚翻过身来，则见背后果然绑着一具尸体，尸体的头颈里还扣着一条绳子，显然是被人勒毙后移尸在这里的。

第二天，上海就盛传着大沪饭店鬼出现的新闻。

略加推敲，虽说时间与地点有所不同，但都出现了棕棚、绑着的尸体（还有鬼），显然与前述陈定山的版本来源一致。只是那尸体没有了性别，既不明职业，下身也没有插刀……相较而言，故事编得较为圆融，矛盾点极少，说服力显然是要高出一大截的。

再看柯天默文末的解释：“过了好几时，真相逐渐透露，原来当时爱多亚路上，另外有一家旅馆，营业远远不如大沪饭店，因而这家饭店编造了这个故事，使得上海人听到大沪饭店鬼出现的新闻，不敢望门投止。”颇能自圆其说。至此，故事的传奇味道荡然无存了，但也正因如此，大概与事实真相的距离不至太辽远。最后还须点明的是，柯天默也是大郎的笔名。不消多说，倘以交游之广、消息之灵通而论，唐大郎是绝不会居于陈定山之下的。

现代文人中性喜谈鬼者不乏其人，周作人是其中的显例。他曾以荣纪笔名在《大报》写短文《怕鬼》（1950.3.10），说“我不相信有鬼，但鬼还是怕的”。不信鬼，是因服膺唯物论；怕鬼，则是小时候让鬼故事吓怕了，此当即卡尔·波普尔“世界Ⅲ”的魅力使然，也是情有可原。反观陈定山，他曾于《红杂志》（1922年第3期）撰《麈尘谈鬼》，称“尝与璻妹谈鬼，以为鬼之为物，杳渺虚冥，不能必其必有，不能必其必无”；又在《春申旧闻续》里写《一个亲眼得见的鬼故事》，虽自称不信鬼，却又说在十六七岁时见过鬼，分明是自相矛盾，不仅境界远逊于知堂，更曝露出陈氏自幼就是个既胆小，又极易受人暗示的神经质的人。总之，那则舞女闹鬼故事的后半节，尽管有其他当事人（妹妹陈小翠）现身，但作者明知海峡阻隔，邮路不畅，就算有人欲深入探询，怕也是投寄无门。纵然撇开人品因素，纯粹讨论叙事策略，想来还是虚构成分居多吧。

当然了，掌故掌故，姑妄言之，姑妄听之。求之过深，易落入知解窠臼，亦当引以为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