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美的阿拉伯移民：有的成为总统或首富，有的成了选美冠军

英国曼彻斯特的爆炸声，再次将欧洲面临的阿拉伯难民危机和移民融入当地社会的问题，推到了舆论的风口上。从国家、民族认同再到身份意识，老欧洲近年显得既慌乱，又心急。相比之下，文化属性上与欧洲几乎同源的拉美大陆则要从容得多。固然，此时的拉美有其自身的社会经济问题，无暇再在欧洲、中东事务上置喙。对原住民文化的重视，亦早已是各国政府一直努力的方向。然而，不应忽略的一点是：拉丁美洲早已有和阿拉伯移民打交道的历史。而且，这段移民史还映照出拉美的当代史。

不妨罗列一些个案：2016年出任过渡时期的巴西总统特梅尔，便是黎巴嫩麦尔基派移民二代。其就职之际，远在黎巴嫩的小村庄兴奋得立起了葡语和阿语的路牌。此刻正闹得不可开交的委内瑞拉副总统，则是叙利亚德鲁兹派二代。回放到1990年代在位十年的阿根廷前总统梅内姆，更是叙利亚穆斯林二代出身，随后皈依天主教。再考虑到踉跄入狱的部分前中美洲国家元首，那么拉丁美洲政坛上的阿拉伯裔面孔甚至还多于原住民！倘若把在财富榜上长年紧贴比尔·盖茨的墨西哥首富、甚至选美冠军都算进来，那么拉美阿裔群体则大放光芒，抢尽风头。比如2007年三亚世界小姐冠军（Valeska Saab）便是厄瓜多尔黎巴嫩裔。如今，她也步入了厄瓜多尔的政坛。

为什么拉美大陆会有阿裔移民群体？这段移民史有什么特别之处？回答这些问题，某种程度上就是梳理东方和西方在另一片大陆上的相遇。

拉美大陆的阿裔移民史

同步于十九世纪末华裔、日裔的拉美移民潮，阿拉伯人远走美洲可谓是当时土耳其奥斯曼帝国内政外交的客观产物。从内部看，有社会经济发展缓慢和政治晦暗两大因素；在外部看，则有黎凡特地区（历史上的地理名称，大致包括今天叙利亚、黎巴嫩、约旦、以色列、巴勒斯坦等地区）基督徒开眼看世界的新意识。另一方面，随着西式学堂在该地设立，当地逐渐形成了一个在同一时期奥斯曼帝国其他地区所没有的中产阶级。这个阶级对外界的变化更为敏感，也更有动力到其他地方寻找致富机会。

然而，作出移民的决定绝非容易。这预设着人们对远方的国度有最起码的了解。其次，便需要胆识。实际上，在黎巴嫩和美洲有一些移民中介（simsar）牵线，或是说服黎凡特各村庄的年轻男子远走，或是在抵达国为新人指引工作和生活。只身闯荡的人回乡后，便把新世界的见闻一一传开。有了世界范围内的整体比较，才会目光向西，考虑诗和远方。一位阿拉伯移民在其《从阿勒颇到布宜诺斯艾利斯》书中就有一番话，透露出当时社会的大环境：

“什么都能让我离开阿勒颇，这里的生活看不到未来。这里连超过20个雇员的企业都没有。尽是物资短缺、贫穷、乞讨，人们还能指望什么？”（El inmigrante de Alepo a Buenos Aires，1935）

或许，中国读者熟悉的海外华人移民的抱团现象，有助于我们理解笼统的“黎凡特移民群体”。这个群体内部宗派之多，甚于中国人常谓的小圈子扎堆。不过，像基督教的马龙派和麦尔基派、伊斯兰教的德鲁兹派乃至当时黎凡特地区的犹太人，由于持奥斯曼护照，在拉美诸国眼中居然被无差别地称为颇具贬义色彩的“土耳其人”（los turcos）！这种负面印象，既承接自西班牙语圈当时对奥斯曼帝国及摩洛哥的敌意，也有拉美自身在文明定位上的欧化参照，更在二十世纪上半叶导致了拉美多国对外国移民、尤其是“土耳其人”的准入收紧。

有必要强调，远走拉美的黎凡特人，起初相当一部分并非为了在该地定居，而是为了在短期内完成淘金梦后回到原籍地。在几乎不懂西语、葡语的情况下，本是务农的人多以流动小商贩（comercio ambulante）为生。自然，这也是移民融入社会最直接的方式。有意无意，本没有下决心在他乡扎根的阿拉伯人反而逐渐扩大了商业网点，客观上开发了美洲。一小部分移民，当时甚至已经成功设厂。

在融合问题上，更多是黎凡特人主动作出的调整和适应。最有代表性的，便是黎凡特移民在宗教问题上的灵活变通。由于移民多为黎凡特地区的天主教马龙派或正教徒，因此他们为了生存，便几乎无摩擦地接受了罗马天主教的礼仪。如此一来，基督教便成了促进多数阿裔移民融入当地社会的关键一环。反过来，本是黎凡特地区的教会，也得以在拉丁美洲这个罗马天主教大陆生根发芽。今天在布宜诺斯艾利斯、里约热内卢看到的基督教东方教堂，便是这一时期建造的产物。以下，我们就来看看在经济社会层面基本实现“无缝对接”的阿裔移民，在意识层面有何独特之处。

拉美阿拉伯群体的“安达卢西亚”

阿拉伯现代文学史，相当一部分便是移民文学史。其“移民文学”（adab al-mahjar）健将，自然包括我们耳熟能详的黎巴嫩文豪纪伯伦。固然，北美洲以英语为主的阿裔移民文学赢得了世界声誉，可拉丁美洲也同样播种下阿拉伯现当代文学的另一条主线。而且，比起北美洲之物质丰饶对当时纽约阿裔文人圈的现实冲击和心理落差，拉丁美洲大陆天然地为初来乍到的黎凡特移民铺垫好历史的接驳点：安达卢西亚的召唤。

长时段来看，近现代阿拉伯民族意识觉醒的知识元素，便是要再现当年阿拉伯人的荣耀，盘活古典，以作今用。在这个意义上看，阿拉伯人在安达卢西亚（西班牙最南部地区，南临大西洋、直布罗陀海峡和地中海）辉煌的八百年，便在现代阿拉伯人的意识中仍占有重要地位。而且，越是在西方殖民面前自尊心受挫，便越是挑起拉美阿裔移民复兴故园的紧迫感。从时间上来看，1933年在圣保罗成立了“安达卢西亚圈子”（al-usba al-andalusiyya）。在黎巴嫩和叙利亚独立后的1947年和1955年，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和圣地亚哥也分别成立了“文学会”（al-nadwa al-adabiyya）。

可以说，中世纪的安达卢西亚和拉丁美洲这片“新安达卢西亚”，既有不同，又有类似：不同的，自然是当年武力征服的主角刚好和二十世纪初西方和阿拉伯世界的相互角色颠倒过来；类似的，则是拉美第一代阿裔文人刻意为之的安达卢西亚体（muwassah）。他们诉诸的乡情（al-hanin），始终围绕黎凡特地区的时代主题：巴勒斯坦立国和阿拉伯民族主义。直到今天，在第二代阿裔作家笔下，这些主题也没有改变。

总的来说，拉美阿裔移民的百年，既不是原地踏步的孤独百年，也不是挑起事非的麻烦百年。其社群在当地社会各领域的出类拔萃，甚至盖过了此时老欧洲庞大的阿裔移民群体。从墨西哥、洪都拉斯一直到秘鲁、智利，拉丁美洲的西方和阿拉伯的东方在二十世纪地缘政治演变的背景下相遇。而前阿根廷总统年轻时回到大马士革和叙利亚女子（Zulema Fatima Yoma）的姻缘，恰间接透视出这片大陆的开放、包容和无限可能。全世界的观察家都在跟进：上任整整一年的巴西黎巴嫩裔总统，能够带领这个拉美大国走出困境？

（作者系巴黎第四大学政治哲学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