恢复高考40年①｜1977年考生：录取院校比一志愿更理想

【编者按】

1977年恢复高考至今恰逢40周年，在历经多次大大小小的制度革新之后，2017年，新一轮高考改革正如火如荼。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教育家栏目将选取40年中的10个节点推出系列报道，记录恢复高考后的部分重要改革。通过回望这40年来高考改革“故事”，我们可以更清晰地认识高考这一牵涉民生甚广的教育公共政策，为回答“未来改革将向何处去”提供“经验”支持。恢复高考40年，改革一直在路上。无论“形式”如何变化，寻求更为公平公正的人才选拔制度，让每一个同样努力的人得到机会，让每一个不同特质的人能尽其才，这样的改革初心不会变。

1977年的冬天，全国570多万考生走进曾被关闭了十余年的高考考场。

当年的考生，如今已是两鬓斑白，但谈起40年前这场改变很多人命运的考试，他们仍然是记忆犹新、激动哽咽。

“那时候真的是‘忽如一夜春风来’，大家都奔走相告，整个社会的神经都被高考所牵动，到处都洋溢着高考的气息……”1977级考生、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刘海峰对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说。

当时，刘海峰高中毕业已一年多，听闻高考重启，毅然放下锄头，从田间走向高考考场。与此同时，上海23岁的考生褚孝泉则拿起十多年都没有碰过的课本，重新备战高考。

那一年，许多和他们一样的青年，凭借对知识的渴望，用行动迎接高考这一公平竞争机会的来临。

知青岁月

1976年6月，高中毕业的刘海峰面临着留城工作和上山下乡的选择，“当时规定一个家庭可以有一个孩子留城，我家兄弟四个，我作为长子，肯定是义不容辞上山下乡。”

这一年，曾被称为“秀才”的刘海峰开始在福建省龙岩县江山公社铜砵大队的耕山队务农，“当时被安排住在一个两层‘楼房’，下面就是水牛，楼上住人，中间用木板隔开，可以说和牛很亲近的生活着。”

在这样的环境下，刘海峰当了1年9个月的知青。那段时间，虽然艰苦，但他仍每天点起一盏小灯，坚持在孤楼上凑着如豆光线读书。“当时我家住在母亲任教的中学，可以比一般人更方便到图书馆借书，每次回家一趟，总会换上好几本书。”

1977年，刘海峰所在的耕山队又来了几位知青，大家闲余时间常常打牌喝酒，而刘海峰就在屋子里看书，“当时会听到别人说‘不要关在屋里做书呆子’。”

“不合群”的刘海峰时常在山脚下的水田中割稻或插秧时，抬起头出神的望着远处，“就想着周遭平淡的一切，不知道何年何月才能将自己的长处发挥出来。”

当时，他正在阅读俄罗斯作家阿克萨柯夫的《学生时代》， 18岁时的刘海峰在笔记中抄录了这样一句话：“一个从未受过中学和大学教育的人是一个有缺憾的人，他的生活是不完全的。”

“当时从形式上说，我是受过中学教育了，可我的大学在哪里？上大学会不会永远是个虚无缥缈的梦？”刘海峰说。

也正是在这段时间里，有关“恢复高考”的传闻越来越多。

高考曙光

1977年8月13日至9月25日，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通过了《关于一九七七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决定从1977年开始恢复高校招生考试制度。

1977年10月12日，国务院转批教育部《关于一九七七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10月21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高等学校招生进行重大改革》，恢复高考的消息一日内传遍了大江南北。

“这一天，知青们奔走相告，大家就赶紧回城，准备参加高考。” 刘海峰回忆起当天看到报纸时的情景说。

同一时间，和福建相隔不远的上海，也因为这个消息掀起了波涛。如今已是复旦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教授的褚孝泉当时正在生产队劳作，23岁的他已经离开学堂近十年，看到报道时，“非常非常激动”。

当时福建省招生委员会公布的招生简章是1977年11月5日，考试时间是12月16、17日，虽然只有40天，但刘海峰仍然是意气风发地报了名，开始分秒必争的备考。

而在上海的褚孝泉则陷入了纠结， “我们1966年小学毕业后正好赶上‘文革’，基本上没有再上过课，文化水平还停留在小学程度，当时觉得自己是不可能的。”但在上过大学的哥哥的鼓励下，褚孝泉还是决定试一试。

这一年，全国共570多万考生一起走进了考场，包括积压了十余年的历届中学生，有些地方甚至还出现了师生、叔侄、兄弟同考的现象。

当时，刘海峰就是和弟弟刘海平一起进行这场特殊考试的。“经历11年的中断，当时谁都不知道真正的高考是什么样，虽然明白各高校招生人数不多，但没有人知道确切的招生名额，谁都觉得自己有可能考上，也都觉得自己不见得能考上。”

抱着“一颗红心，两种准备”的心情，1977年11月，刘海峰先走进了艺术类高考的考场。

时至今日，刘海峰还清楚记得当时艺术类高考文化科目的试题，“主要是写一篇作文，题目与画画有关，我当时还以鲁迅的一句诗‘愿乞画家新意匠，只研朱墨作春山’为结尾。”

公布成绩时，刘海峰的文化科目考了第一名，“当时龙岩地区有300多人参加了美术招考，而福建师大的美术专业只招收2个人。”由于刘海峰的美术专业成绩只进入了前四，他与福建师大的美术专业就此擦肩而过。

刘海峰选择了继续备考，冲击12月16日的正式高考，“像我这样参加过两次高考的人在全国都很少。”

1977年11月17日，刘海峰上交了报名表，此时距离高考正好是一个月。

“临考试前的一段时间，大多数考生和家长都有一种兴奋莫名的情绪，全民都在议论恢复高考这件事，整个社会的神经都被高考所牵动，到处都洋溢着高考的气息。”

刘海峰告诉澎湃新闻，在考试前，每个中学都在为自己的各届毕业生辅导备考，每一场辅导课都挤满了听众，每一个精于辅导的教师都十分受人尊敬。

圆梦大学

1977年12月16日，刘海峰走进了高考考场。

那一年的高考是由各省命题，福建省语文高考最重要的是作文，理科卷100分中作文占了90分，文科卷100分中作文占了70分。刘海峰还清楚记得那一年高考的作文题“《大庆见闻一则》读后感”。

“我的作文起了一个《于细微处见精神》的题目，具体内容记不起来了，但我还记得其中的一句话‘一滴水可以反映出太阳的光辉’。”刘海峰说，后来他听说，自己的作文还被语文评卷组作为评分参考范文。

1977年12月17日，高考结束后，刘海峰在他的随想录里记下了这样一句话：“成败在此一举，77.12.17。”这个时间点于他而言太重要了，“成败有天壤之别。”但这一年，本科和大专的录取率加在一起只有4.8%。

与此同时，上海的褚孝泉也走进了高考的考场，“考完后觉得语文和英语都不错，但是数学就不太行。” 

幸运的是，1978年1月，刘海峰和褚孝泉都成功进入了参加体检的考生名单，“体检后我开始担心万一落选了怎么办？” 刘海峰说。

1977年，外省高校在福建省招生学生和专业非常少，文史学科只有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在福建的几个招生名额，而福建省招收文科的高校也只有厦门大学和福建师范大学。

当时，每个考生可以填3个志愿，因为爱好文学，刘海峰的志愿也只在文史两个学科中选择，“第一、第二志愿分别是福建师大的中文系和历史系，第三志愿是厦大的汉语言文学。”

刘海峰说：“在当时，如果能考上福建师大，对于我这样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来说，就是天大的好事了，更不敢企望北大、复旦或厦大，将厦大放在第三志愿，只是不想让志愿栏空着。”

在国务院转批教育部《关于一九七七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中有这样一条规定：“录取学生时要优先保证重点院校。”

刘海峰告诉澎湃新闻，按照规定，1977年高考时不公开分数的，但后来经过打听，他得知自己的成绩是：政治85分、语文87分、数学62.8分、史地67.3分，总分302.1分，“这个成绩在1977年算是相当高的，特别是在同龄人中。”

在差不多的时候，褚孝泉也得知了自己的成绩，“当时成绩公布出来后，非常惊喜，我的语文和英语都考得不错，按照当时的分数线，是达到了复旦大学的成绩，但我考试前没信心，没敢报。”最终，褚孝泉如愿进入了华东师范大学，就读英国语言文学专业。

而刘海峰得益于优异的成绩，意外被录取到了自己不敢奢望的厦门大学，虽然被录取的是厦大历史系，但他还是大喜过望，“我至今都对厦门大学的录取心存感激。”

在刘海峰毕业30周年的聚会上，他得知同班还有几位同学的第一志愿并不是厦门大学，而是其他一般的高校。被录取大学比第一志愿还要理想，这也是1977年高考的高分考生才有的特殊机遇。

与高考结缘一生

当初与复旦大学失之交臂的褚孝泉，最终还是来到了复旦大学任教，现任复旦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回想起高考时的感觉，褚孝泉感慨地说：“当时的高考对我们那一代青年人来说，就是黑暗的隧道里出现了一道亮光，就是这么一个感觉，我们不可能不走这条路，当时能参加高考的都参加了。”

而刘海峰的高考故事并没有在上大学后就结束，“绝大多数77级大学生与高考结缘一次，而我却与高考结缘一生。”

本科毕业后，刘海峰直接考上了厦门大学历史系研究生，1984年硕士毕业后在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任教，“从那时起，我就开始研究中国古代的‘高考’科举制，继而又研究高考制度。”

截至2007年，刘海峰已经发表了40余篇研究高考的系列论文，其中最主要就是与取消或废止高考派学者辩论，旗帜鲜明地主张中国应坚持实行高考。

回想起1977年的高考，刘海峰感慨道：“考上大学，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一生的重大转折，尤其是对于我们这些上山下乡的知青而言，更是翻天覆地的变化，好似鱼跃龙门。”

“1977年恢复高考，不仅是我个人命运的转折点，更是一个国家与时代的拐点。”刘海峰说，同学们都明白命运之神对77级大学生格外的眷顾，“历史给了我们非常好的机遇，因为报效国家的使命感也特别强烈。”

作为高考研究的“专业户”，恢复高考40周年之际，刘海峰主编的22本、约768万字的“高考改革研究丛书”在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今年，我还要在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高考制度变革与实践研究丛书’8本，算是我为恢复高考40周年献上的一份厚礼。”

刘海峰说：“将来我还会长期研究高考，一直延续到生命的尽头，我的人生中充满了高考的元素，1977年我走进了高考的考场，40年后，我走进了高考世界。”

与刘海峰有着类似经历的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周洪宇也十分感慨。现如今，他和刘海峰一样，40年前从高考中走出，40年后继续研究高考。“现在我也在研究中国教育发展史，继续探讨如何完善高考制度，高考指标如何更科学投放。从自己研究的角度，对于1977年恢复高考，我们也是认为是一个重大的事件。作为学者，作为亲历者，我对这个都有更深的感触。”

“当时听到了要恢复高考的消息，对我们当时这一代人冲击更大。”周洪宇告诉澎湃新闻，在恢复高考前，他们响应国家号召，去农村下放，学业中断。为了在艰苦的劳动中还保有一些乐趣，仍坚持学习。“我还带了几箱书下去。当时到农村还不知道未来会怎样的，但也总是隐隐约约的想，这样的日子不会太久，也许哪一天，又需要文化了，有知识的人了，即使到了社会的最底层，也要对学习保持兴趣。”

在这种情况下，听到高考恢复的消息后，周洪宇大喜过望，“很快我们就投入到了复习中，最终我考取了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然后读硕士、博士、参加工作，发挥自己的作用。”

5月20日，同样在1977年参加高考的西安交通大学校长王树国对澎湃新闻说：“40年前，我是中国高考改革的第一批受益者，感触太深了。非常感谢国家有这么一个决定，在那样一个艰难的时刻，国家首先抓的是教育改革，这才使得中国有了今天。”

他感慨地说，在现在这个时代大背景下，我们又提出来一个更宏伟的目标，往世界舞台中心在走。自古以来，中国从未有过像现在一样在世界上占据如此重要的地位。我们做好中国自己的事以外，还要做好世界的事。

“这就要求我们的人才培养需要进行新的改革，也就是要让我们年轻一代，不仅有中国的视野，还要有全球的视野。” 王树国表示，中国的年轻人应该胸怀开阔，对世界有更深入的了解，有国际化的能力来把握未来的世界。“从这个角度来讲，高等教育改革40周年，正是进入第二次改革的高潮期。年轻一代应该为这个时代自豪，同时，也应该为之付出值得的担当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