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钱理群：我为何、如何研究鲁迅

2014年12月，在“大时代与思想者——《钱理群作品精编》系列出版座谈会”上，钱理群教授宣布告别教育, 告别青年，告别学术界。随后他搬入养老院，过上了半隐居的生活。但正如钱理群自己所言，“退出学术界，而不是退出学术”，在《一路走来——钱理群自述》和《岁月沧桑》两本著作后，他的鲁迅研究新著《鲁迅与当代中国》也已于近日出版。应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之邀，钱理群与陈平原、孙郁等数位鲁迅研究界专家于5月29日共同出席“北大文研论坛”之“鲁迅与当代中国”专场活动，共同探讨《鲁迅与当代中国》、钱理群教授的鲁迅研究与鲁迅在当代中国的意义和价值等问题。在会上钱理群以《我为何，如何研究鲁迅》为题做了长篇演讲。这是钱理群宣布“退出学术界”后的第一次“复出”，也是自2015年搬入养老院后他的第一次公开演讲。

现在钱理群已经不再从事鲁迅研究，但为什么今天还要讲鲁迅？钱理群直言：因为鲁迅依然活在他的生命中，无论面对什么问题都要回到鲁迅，并且每一次都能从鲁迅那里得到启发，而且只要面对青年就要情不自禁地讲鲁迅。进入学术界后，他就给自己一个明确的定位：做鲁迅与当代青年的桥梁。几十年来他一直坚守着这个岗位，并且要一直坚守下去。这样一种将鲁迅融入自己生命的坚守者不止他一个。刚刚去世的王富仁先生也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因此鲁迅研究界多少形成了这样一个学派，钱理群将其命名为“生命学派”——将自己的生命融入研究之中。一个现代作家能对自己研究者的生命产生如此深刻的影响，这是除鲁迅之外绝无仅有的，这本身就是现当代学术史和知识分子精神史的重要研究课题。但今天钱老的讲座并不是向大家推销他个人的选择，而是希望大家能从他的自我讲述中得到一些对自己的学术研究的意义和方法的启示，也通过一次叙述式的演讲，对他既有的鲁迅研究历程做一次具体的回溯。

“与鲁迅相遇”

钱理群第一次与鲁迅接触是小学四年级，他从读大学的哥哥那里读到了鲁迅的《腊叶》，其中“一片独有一点蛀孔，镶着乌黑的花边，在红，黄和绿的斑驳中，明眸似的向人凝视”一段给了少年的他以深刻的第一印象，并且影响到了他日后的鲁迅研究。那种种让人向往、让人深思，又给人悚然的恐惧感，是他对鲁迅的第一印象。这次通过语言和文字与鲁迅的相遇很有意义，那是一种直观的感觉和朦胧的感受。他在台湾讲学时曾注意到，两岸的学子进入鲁迅的途径并不相同。大部分大陆学生是通过教科书先对鲁迅有一个抽象的概念后才阅读鲁迅作品，而台湾学生是先感受到鲁迅文体之美后才进入鲁迅世界，逐渐发现体悟到鲁迅的思想之美，进而逐渐进入到鲁迅的人格生命之中，与鲁迅产生不同程度的共鸣。台湾青年阅读鲁迅的方式是我们研究鲁迅的正道，也是研究学术的正道。

钱理群正式阅读鲁迅是在中学，当时吸引他的作家有：小说家鲁迅、诗人艾青、戏剧家曹禺。他将读与写结合起来，是一种特别的方法，但现在回顾起来也是学习的一条正道。

真正读鲁迅是在大学，适时《鲁迅全集》出版，他节衣缩食买了一套。读完第一遍后发现读不懂。当时年轻气盛，急于读懂，一方面询问老师，另一方面读很多解读鲁迅的小册子，其中特别阅读了姚文元的《鲁迅——中国文化革命的巨人》。钱理群当时感觉姚文文笔简洁解读清晰，又与时代政治紧密联系，但是将“真的鲁迅丢掉了”。但后来认识到，年轻人太想走捷径，“上了当”了。这是他阅读鲁迅得到的第一个教训，因此他反复告诫后学研究鲁迅一定要读原著，包括其他的研究首先也要直接读原著，在自己的感悟的基础上再读他人文章。

1960年钱理群大学毕业，从北京来到遥远的贵州山区，开始真正走向独立研究和独立阅读。其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饥饿难忍的同时更感到精神的苦闷和匮乏。为了寻求人生的真理，他需要读书。当时只有毛主席和鲁迅的著作可以阅读。他带着一种求真求道的精神渴求来阅读，读出了一个之前从未感受过的鲁迅，并且有了自己的看法，所以他第一篇鲁迅研究的论文就是《鲁迅与毛泽东》，论文的最后结论是，鲁迅精神一方面是毛泽东所称赞的“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的硬骨头精神，另一方面是韧性战斗精神。这构成了他第一个鲁迅观，即“民族的鲁迅”，有着深刻的时代烙印，但也塑造了他一生的鲁迅观。直到今天他依然认为鲁迅的韧性精神和硬骨头精神是当下的中国和知识界最缺少的东西，这也是他对青年的期待。

“文革”开始后，虽然被打为“反动学术权威”，钱理群依然坚持阅读鲁迅和毛泽东。在他看来，这并不仅仅是学术研究，更是一个混乱的、迷茫的、扭曲的心灵与两个精神导师的对话。他试图通过阅读为强加于自己的思想改造和自己内心的反抗精神找到合理性。他在鲁迅对知识分子的批评和对鲁迅斗争精神的夸大中找到了它，但这种被夸大的斗争精神却变成了一种非理性的造反。文革结束后再次阅读鲁迅时，他才感悟到鲁迅所说的“我觉得中国人所蕴蓄的怨恨已经够多了”，“当鼓舞他们的感情的时候，还须竭力启发明白的理性”的重要性。他发现了一个悲剧：真诚地研究鲁迅，最后会走上歪曲甚至是背离鲁迅。这是他一生阅读研究鲁迅最惨痛的教训。“绝对不能用实用主义、庸俗社会学的方法来研究鲁迅，否则必然会歪曲鲁迅。”由此他得出了一个结论，也是对自己的告诫：研究鲁迅决不能背离鲁迅精神。

在“文革”后期形成了独立的理性观后，钱理群下定决心要回到北大，在北大的讲台上讲鲁迅。在这之前首先要反思50年代的鲁迅研究，这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积弊之一，总想把作家纳入一个既定轨道中去。正因为如此，80年代第一批研究者就以如何获得研究的独立性、主体性与创造性为目标，提出了“回到鲁迅那里去”的口号，承认“‘鲁迅’是一个独立的‘世界’：它有着自己独特的思想及思维方式，独特的心理素质及内在矛盾，独特的情感和情感表达方式，独特的艺术追求，艺术思维及艺术表现方式；研究的任务是从鲁迅自我‘这一个’特殊个体出发，既挖掘个体中所蕴含、积淀的普遍的社会、历史、民族……的内容，又充分注意个体‘特殊’的，为‘普遍’、‘一般’、‘共性’所不能包容的丰富性”。这也是钱理群终生研究的目标。

同时他设计了自己的研究理论：“鲁迅其人，他的作品本身即是一个充满着深刻矛盾、多层次、多侧面的有机体。不同时代、不同层次的读者、研究工作者，都按照各自所处的时代与各人的历史哲学、思想情感、人生体验、心理气质、审美要求，从不同角度、侧面去接近鲁迅本体，有着自己的发现，阐释，发挥，再创造，由此而构成不断接近鲁迅本体，又不断丰富鲁迅本体的，永远的也没有终结的运动过程。”这里面蕴含了三个要点，第一，承认鲁迅本体的存在，承认对鲁迅研究的标准是多大程度上接近鲁迅本体。第二，本体的鲁迅是可以接近但永远无法穷尽的。第三，每个阶段的研究都是从某个角度去照亮鲁迅本体的某一个侧面，同时也遮蔽了另一些侧面，是一个不断遮蔽又不断照亮发展运动的过程。从80年代到今天不断研究鲁迅的过程中，钱理群发现了一个又一个鲁迅的侧面，并将这些侧面整合为自己的鲁迅面面观。

“钱理群鲁迅”的八个侧面

钱理群将他的鲁迅研究总结为八个侧面，这些侧面共同形成了“钱理群鲁迅”。“钱理群鲁迅”的八个侧面，每一个发现都与时代精神和自我生命体悟相一致。第一是80年代对“个人鲁迅”的发现，这确立了他鲁迅研究的基本品格。对“个人鲁迅”的发现与80年代的历史反思大潮，尤其是反思“文革”造成人的全面工具化相符合。80年代启蒙运动的目标在于重新确立个人欲望、权利、尊严的合法性。鲁迅的“立人思想”，以及其中所彰显的个人精神自由，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得以发现。鲁迅作为一个个体的复杂的心灵世界成为第一代鲁迅研究者关注的中心。钱理群第一部著作《心灵的探寻》，意在探寻鲁迅个人的心灵视野，关注作为探索者的鲁迅的特点，和他在探索过程中的复杂心态。恰在这一点上，钱理群找到自己与鲁迅的共同点，确定自己也要作一个真理的探索者。他和鲁迅的关系是两个探索者之间自由平等的对话。

第二个侧面是周氏兄弟互相映照下的鲁迅，也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精神史中的鲁迅。钱理群跳出既定的研究范式，寻找与鲁迅相对照的知识分子形象，并发现了周作人，一个与鲁迅相通又完全不同的思想家，也发现了一个更为复杂的鲁迅。周作人是人道主义、自由主义的启蒙思想家，而鲁迅则是最终走向左翼传统的启蒙思想家，二者互相补充、冲突、制约，最终形成了一套张力结构，也反映了五四启蒙的丰富性与复杂性。他也建议后辈学人研究要抓大家，尤其是抓住两个以上的可以相互映照的大家，在比较的视野下可以发现更多东西。

钱理群的《丰富的痛苦——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的东移》一书中阐释了他研究的第三个侧面，世界知识分子精神史上的鲁迅。在苏联解体后，钱理群开始关注共产主义运动与知识分子关系的问题。这一问题最后转换到两个文学典型东移的过程。知识分子和共产主义运动发生关系是由于其内在的堂吉诃德气质；而“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两个形象东移的过程中，德国和俄国起到的重要的中介作用，这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传播有相近之处。因此他将鲁迅、周作人以及其他中国知识分子放在一个囊括了莎士比亚、塞万提斯到歌德、海涅、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作家，横跨了十七到二十世纪的世界知识分子精神史谱系之中，在这样的世界图景中发现了鲁迅的意义和价值。这以后，钱理群从对鲁迅个体的关注转向到对世界知识分子的关注，这种关注也就有了某种形而上的意义。

随着与日韩学界的接触，钱理群开始关注鲁迅和东亚知识分子的关系，提出了“东亚鲁迅”的概念。这一概念一方面是一种比较研究，考察同一时期东亚知识分子在面对同一问题时的思考；另一方面是一种影响研究，即鲁迅对东亚知识分子的影响。“东亚鲁迅”是鲁迅以及同时代其他东亚知识分子共同创造的二十世纪东方思想文化文学遗产，将鲁迅放置于二十世纪东方经验的视角上进行理解。鲁迅与西方与东亚的联系，构建了鲁迅的世界性。

第四侧面是社会的、阶级的、左翼知识分子的鲁迅。90年代中后期，面对改革开放所造成的社会经济分化、环境污染等问题，钱理群开始追问，这些问题的出现，启蒙知识分子有没有责任。他意识到，自己既往的研究仅仅关注知识分子，忽视了与大众的联系。而进入90年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更是逐渐贵族化。如鲁迅所言，“我们常将眼光收得极近，只在自身，或者放得极远，到北极，或到天外，而这两者之间的一圈可是绝不注意的……在中国做人，真非这样不成，不然就活不下去。例如倘使你讲个人主义，或者远而至于宇宙哲学，灵魂灭否，那是不要紧的。但一讲社会问题，可就要出毛病了”， 钱理群反思自己既往的鲁迅研究要么关注极近的、个人的鲁迅，要么关注极远的、世界的鲁迅，而将中间的、社会的鲁迅遮蔽了。但这恰是鲁迅本人最看重的。当时代提出问题时，如何面对新的压迫，鲁迅的社会批判就凸显到了前台。带着这个问题钱理群重读了鲁迅30年代的杂文，并总结出鲁迅的三个批判对象：对国民党党国体制的批判，对现代文明的批判以及对知识分子的批判，由此一个社会的、左翼的鲁迅形象浮现出来。2009年在台湾讲学时他也阐发了王得后提出“鲁迅左翼”的概念，即一个不同于党的左翼的路线，即一定程度上接受政党的领导，但要保持自己的思想独立与批评权。

钱理群将“真的知识阶级和精神界战士的鲁迅”从“左翼鲁迅”中单独抽离，作为他的第五个侧面，这与他本人的人生道路有关。90年代中期知识分子发生分化与论争，面临选择作一个怎样的知识分子的问题，钱理群希望找到一条独立的道路。重读1927年鲁迅《关于知识阶级》的演讲后，他受到其中“真的知识阶级”这个概念的启发，找到了自己的道路：永远不满足现状、永远批判、永远站在平民一边、永远站在边缘位置说中心的话。 90年代末，为了防止学术体制对个人的异化，他借鉴了鲁迅“精神界战士”的概念以寻求突破，力图实现学者与精神界战士的结合，一方面在学院之中从事研究，一方面关注社会现实。因此他选择了中小学教育改革和青年志愿者运动，在这两个领域对社会发出批判的、有建设性的声音。

在介入中小学教育的过程中，他发现了第六个侧面：鲁迅是具有原创性和民族思想源泉性的思想家文学家。“正如英国有莎士比亚，俄国有托尔斯泰，德国有歌德，这样的作家不多但家喻户晓，人们从小就读他们的作品，不断地从阅读中，获得启示，获得灵感，获得精神的支撑。他们的作品，总是成为国民教育的基本教材，培育着公民的民族精神。”因此钱理群坚持，鲁迅作品必须进入中小学教材中，成为民族教育的基石。

他同时也强调鲁迅对中小学语文教育的意义不仅在于他是原创性思想家，而且其作品是现代白话文文学语言的典范，由此也就发现了第七个侧面：作为文体家的鲁迅。鲁迅作品不仅仅是精神文本，同样也是语言文本。他发现鲁迅的语言是体现汉语“装饰性、音乐性与游戏性”（周作人语）三大特点的典范，同时鲁迅作品挑战了语言的不可言说性。这一点对学生学习散文杂文的写作有重要意义。

最后一个侧面是活在当下中国的鲁迅。钱理群指出，鲁迅的杂文不仅有现实性，还有超越性，是属于当下的存在。鲁迅思想是对中国历史和现实都有解释性与批判力的思想资源，当代我们面对的许多重大问题都可以在鲁迅那里得到启示。鲁迅对我们来说是另一种存在，另一种思维，也是另一种可能性。鲁迅提出观点，又迅即对自己进行批判——他不是真理的宣讲者，从不试图收编我们，而是让我们跟他一起思考。鲁迅对我们最大的价值就是使我们成为一个独立思考的人而不是认同他。

演讲最后，钱理群还提出了自己最新的“鲁迅观”，即对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的思考。北大何怀宏教授在《美国大选背后的价值冲突》一文中认为美国大选背后是独立自由派和福利平等派之间的冲突，他受此启发，想起了鲁迅在《思想·山水·人物》一书的题记中提到的：“自由和平等不能并求，也不能并得的话，更有见地，所以人们只得先取其一的。”鲁迅强调自由与平等不能并存，以及个人思想自由和生存之间的冲突，这曾是过去他所不能理解的。而今天应该对“平等”“自由”等一些概念进行反思，而不是将其当做一种绝对化的概念，要看到其自身的限度和相互之间的冲突。由此可见，鲁迅对这些复杂性问题的思考是极具超前性的。

这些鲁迅观的方方面面，构成了“钱理群鲁迅”，但他本人也指出，这种研究带有了太强烈的时代感与主体性，优点和缺憾都十分明显。钱老的这场演讲与回顾，既是对过去的总结，又是新的开始，而希望将寄托于众多的年轻后学身上。

本文为讲座综述，未经演讲者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