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倭乱”的终结者，不只戚家军，更是开海禁

近日上映的电影《荡寇风云》虽然片名看上去像是上世纪的港产警匪片，实际上却是一部描写四百多年前的戚继光抗倭故事的战争电影。毋庸讳言，戚继光将军与他的义乌籍战士的抗倭战绩足以令“戚家军”之名万古流芳。然而，真正结束这一场长达十多年的“嘉靖大倭乱”的，并不是戚家军在战场上的胜利。

百战百胜的“戚家军”

“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这是年轻（19岁）的戚继光写下的著名诗句，命中注定，这位山东汉子将在东南沿海的战场上成就他的威名。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七月，戚继光被调到抗倭斗争最激烈的浙江战场，受命担任参将，分守浙东三府，走上了抗倭的最前哨。

1559年，戚继光选择浙江省金华府义乌县编练他的新军，吸引其来此的正是当地“其习懔而自轻”的民风。他的招兵标准主要是两条，第一注重士兵的成分，不要城市油滑之徒，只要乡野老实之人；第二注重士兵的素质，不仅注重体质、武艺等，更要注重胆量。在义乌知县赵大河（今无锡江阴人）的全力配合下，戚继光选成了一支以农民、矿工为主，加上一批精悍的地主武装组成的军队，共计三千多人。这就是后来远近驰名的“戚家军”的最初基干。

戚继光根据江南水乡地形特色及倭寇单兵作战能力较强、倭刀坚利的特点创设了12人为团队、攻防兼宜的“鸳鸯阵”，以及适合大兵团作战的“一头两翼一尾阵”。这支军队实行十二人为一小队（即“鸳鸯阵”），四队为一哨、四哨为一官、四官为一总的编制体制。四队为一哨，四哨为一官，四官为一总这样的编制正是为了适应一头两翼一尾的战术，使头、尾、翼都成为建制单位，便于指挥与作战。

经过戚继光严格训练的“戚家军”战功赫赫：1561年4月，首战台州花街时就斩倭308人，缴获武器650件，解救被擒男女5000余人；继而又在白水洋三战三捷，歼倭344人，擒倭首5人，收缴兵器1490件，解救被俘男女千余人；至五月二十五日，历时一个月，总共歼灭倭寇5500多人，解救百姓数以万计，而义乌兵阵亡不过20人。此役打出了义乌兵的威风，令倭寇哀叹：“撼海易，撼戚家军难。”

第二年，挟大胜之威，戚家军南下入闽作战，在近两月间经宁德横屿、福清牛田、兴化林墩三场血战，共计歼灭倭寇七千余人。明廷遂任命戚继光为福建总兵，由其全面主持福建抗倭军事。戚继光麾下这些朴实的义乌农民矿徒，视国如家，奋勇杀敌，转战浙闽各地，所向披靡，“民朴且勇，克偕成功”，遂使浙、闽靖安。譬如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冬登陆福建的两万八千余倭寇就大部分被戚继光所剿杀。而统率4000余义乌兵的戚继光也因此声名远播，明廷重臣叶向高就说：“夫国家所患，南倭北虏耳，继光破倭于南，御虏于北，自正（德）嘉（靖）以来推名将者，孰不以继光第一。”

倭寇的真相：逼民为寇

戚继光的抗倭大捷，自然引出了另一个问题：“倭寇”究竟何许人也。从字面意思看，“倭寇”就是“日本的强盗”。的确，最早的倭寇在明朝初年就出现了，大抵是日本西部四国、九州沿海一带的地方领主、大名指使、组织，其目的也只是劫掠一些食粮和人力；而其骚扰、劫掠所及的地区，多数是和他们根据地相距不远的明朝（和朝鲜）沿海地区，很少有深入到江南的，与嘉靖年间的倭乱大不相同。说来也是奇怪，嘉靖年间最初嚷起“倭寇”来的所谓“倭”根本不是日本人，而是番客。番客是什么人？即佛郎机，也即是葡萄牙殖民者海盗商人。嘉靖二十八年（1549）七月，葡萄牙人在浙江余姚沿海杀人越货，结果地方居然以“倭贼入寇”上报，这仿佛预示了在此后出现的大规模“倭患”中“含倭量”究竟几何了。

早在宋元时期，东南沿海的对外贸易已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但这一局面随着明朝的建立戛然而止了。洪武四年，朱元璋便下令“仍禁濒海民不得私出海”。十年之后，明太祖再次重申“禁濒海民私通海外诸国”，并亲令将贸易大港明州改为宁波，冀望海疆能够海定波宁。非但朱元璋在世时三令五申海禁之令，曾经大规模派遣郑和统帅船队进行远洋航行的明成祖，在《即位诏》中就宣布：“缘（沿）海军民人等，近年以来，往往私自下番，交通外国，今后不许。所司以遵洪武事例禁治。”

于是，“海禁”政策作为历代明帝不敢轻易的“祖宗旧制”，延续了一个半世纪之久。《大明律》明文规定，“擅造二桅以上违式大船，将带违禁货物下海，前往番国买卖”，主犯比照“谋叛”斩首！严刑峻法无法掩盖帝王色厉内荏的内心，对于陌生的海洋，出身淮泗农家的皇帝只感到恐惧。朱元璋自承，“朕以海道可通外邦，故尝禁其往来”。在西方官民协力的大航海时代，大明朝廷却在费尽心机来阻止东南沿海民间贸易向外发展，而民间贸易势力为争得海外贸易的权益，亦不得不首先把主要的精力用于反抗海禁政策的斗争。嘉靖年间，海禁之令变本加厉。1547年，巡按浙江御史裴绅（山西人）居然上奏严禁出海捕鱼打柴，甚至毫无人性地声称“人民虽失山泽之利，地方实免杀戮之苦”。而兵部竟允行此议，无异于朝廷已视东南子民为草芥。随着两者对立的陡然激化，一场震动海疆的“倭乱”便接踵而至了：“数千里间受其茶毒，所焚劫子女、金帛、庐舍以数万计，所杀将、吏、民以数千计，所陷城邑、卫所、乡镇以数十百计”。

时人已觉察到这一时期的“倭寇”其实多是中国海商（海盗）。南京御史屠仲律（嘉兴人）就直言，“海贼称乱，起于负海奸民通番互市……流人十之二，宁（波）、绍（兴）人十之五，漳（州）、泉（州）、福（州）人十之九，虽既称倭夷，其实多编户之齐民也”。虽然这里面的比例有点莫名其妙，却也道出倭寇的真相。唐枢（湖州人）更是说，“寇与商同是人，市通则寇转为商，市禁则商转为寇”。东南沿海本就人多地少，破产农民迫于衣食只能下海“通番”。既有“海禁”，自然也就有了“反海禁”。违禁经营海外贸易的商民不惜铤而走险，走上了武装走私的道路，沦为海盗（“寇”）。嘉靖年间厉行海禁结果是禁之愈严，盗起愈烈，“片板不许下海，艨艟巨舰反蔽江而来；寸货不许入番，子女玉帛恒满载而去”。海禁与“倭患”竟成恶性循环，实在是高压政策下的时代悲剧。

平息倭乱的隆庆开关

不少有识之士已发现这场得不偿失的抗倭战争正是“海禁”种下的恶果，上海虽然不是倭患重灾区，徐光启也感叹“譬如积水于此，不得不通”。正是由于海禁政策严重违背了濒海人民的利益和愿望，致使“海滨人人皆贼”，更令统治者有诛不胜诛之感。曾指挥平“倭”战争的胡宗宪悲叹：“迩年苏（州府）、松（江府）、两浙连遭倭患，旧贼未及除，而新贼继至。协从未及招，而附者日踵。”

严酷的现实迫使朝廷上兴起了一场关于是否开放海禁的 “筹海之争”。大文豪归有光（昆山人）认为，只需“截然夷夏之防，贼无所生其心矣”，道德文章虽好，却拿不出切实可行的办法确保海疆安宁。大势所趋之下，就连主持抗“倭”的福建巡抚谭纶（江西人）也引用俗谚“弊源如鼠穴，也须留一个，若还都塞了，好处俱穿破”，主张解除“海禁”，以便“于通之之中，寓禁之之法”。甚至戚继光也疲于转战沿海各地，认为应该放松海禁。

1567年，戚继光取得了抗倭的最后胜利。三月，复有倭寇三百驾巨舰来广东省南澳屯聚，准备迎候同党，被戚继光率军一举剿绝。续来的倭寇，在途中听说前倭已败，慌忙转帆遁回本国。四月，还有数百倭寇，乘船四艘，停泊在福建泉州崇武所附近岸边。戚继光将这股倭寇诱引上岸，全部消灭。此后，侵扰东南沿海长期为患的倭寇终于基本平定。不过，在戚继光辉煌的军事胜利的背后，是这一年新继位的明穆宗隆庆帝借登基之机改弦更张，“易私贩为公贩”，开放福建省漳州月港（今属龙海市），允许民间私人海外贸易船出洋远贩东西两洋，史称“隆庆开关”。

月港位于漳州府城东南25公里，地处九龙江下游入海口，因其“外通海潮，内接山涧，其形如偃月”，故名“月港”。其实它只是一个内河港口，海船出洋时，需要数条小船牵引始能成行，单从正常的港口选址来看，月港显然先天不足。但这一地理环境却是绝佳的走私场所，若遇官兵的追捕，走私商船既可避九龙江中，又能迅速逃入南溪。兼之“僻处海隅，俗如化外”，朝廷鞭长莫及，日久天长，十五世纪中期月港已成为海外走私贸易商麇集的地方，崇祯《海澄县志》曾记述其“风回帆转，宝贿填舟，家家赛神，钟鼓响答，东北巨贾竞鹜争驰”，已享有“小苏杭”之称。嘉靖年间，月港更跃升为当时最大的走私贸易中心，“闽人通番，皆自漳州月港出洋”，“与番舶夷商贸贩方物，往来络绎于海上”，官府对这一“盗薮”几乎束手无策。

而在经历了倭乱的明廷终于默认了月港走私贸易的既成事实。1566年，此地单置海澄县（取“海宇澄清”之意）。翌年，隆庆改元，月港开洋。作为一个内河港口，月港的出海口在厦门（时称中左所）。官府仅需在此处设立验船处，则可以对进出商船实行监督，以免出现隐匿宝货，偷漏饷税等现象。且当厦门出现海寇警讯时，停泊在月港的商船可来得及采取防范措施，正所谓“因势利导，驰其禁而重其税”。机缘巧合凑在一道，便成就了月港的唯一合法外贸港的地位，而月港的通商也给东南沿海带来了久违的和平，所谓“倭患”立即烟消云散：“向年未通番而地方多事，迩来既通番而内外义安”。《初修海澄县志序》精辟地总结道，“澄以舶故寇，寇故县。自县成，舶发于官，而寇祸息”。一时间，在此经营海上贸易的中外“富商巨贾，捐亿万，驾艨艟，植参天之高桅，悬迷日之大帆，约千寻之修缆”。“所贸金钱岁无虑数十万”。小小的月港竟夸称大明天子的“南库”，令时人发出“共喜一槎乘使者，欣观万国奉天王”的赞叹，也令人忘却了海禁政策导致“倭乱”的痛苦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