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东京审判在西方被遗忘

澎湃新闻记者 沈河西

2017-06-04 0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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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新书发布厅第65期现场,左二起:程兆奇、梅小侃、余燕明。 主办方供图
今年7月7日是全面抗战80周年,作为奠定战后国际秩序的世纪审判,东京审判却没有得到应有的记忆。近日,美国记者阿诺德•C.布拉克曼写作的《另一个纽伦堡——东京审判未曾述说的故事》一书中文版由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
6月3日下午,《另一个纽伦堡》一书的译者梅小侃、余燕明和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心主任程兆奇教授做客上海书城,参加全国新书发布厅第65期活动。三位嘉宾向读者探讨了布拉克曼这本著作以及东京审判的故事。
休庭时布拉克曼下到日本军部大楼地下隧道

《另一个纽伦堡》一书的作者布拉克曼(1923年3月6日—1983年11月21日)是美国记者、作家。二战结束后,布拉克曼作为合众国际社的记者,深入报道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是极少数获准进入巢鸭监狱探访东条英机等囚犯的记者之一。
本书译者之一梅小侃女士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法官梅汝璈之女。在梅小侃看来,布拉克曼在写作东京审判时,笔调非常生动。譬如,布拉克曼写到有一个印度尼西亚人是一个反殖民主义者,因为当时印尼处在荷兰殖民主义统治下,他就想在战争结束前去到日本,当时他以为日本人是帮助亚洲人解放,把亚洲国家从西方殖民主义者的统治下解放出来,所以他要去日本学习朝拜,结果他去了日本不久,战争就结束了,他就旁听了审判,听完之后他特别感慨,他说现在我知道了,如果我们印度尼西亚落到日本人手里,绝对不会比我们在荷兰人手里过的更舒服。
在书中,布拉克曼引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句话,“我要及早强调本人远非自诩有能力详尽报告审判当中发生的一切,按照案件的实际顺序讲述也恐难做到,如果提及每一件事,并且充分解释,势必繁杂,如果打动了我的东西可能遇到指导,我应做的更好避免迁就,我应该不遗余力,读者也会发现我尽我所能了”。为了尽其所能向西方读者讲述全面的东京审判,富有探险精神的布拉克曼在休庭的时候还专门下到作为法庭会场的日本军部大楼的地下隧道,“他说那个隧道就像埃及法老坟墓里面一样。他在书里议论说,我们怀着敬畏之心走过这个隐蔽的地下总部,我意识到东条英机和他的同僚就在这里指挥战争,如今一点不夸张的说,他们就坐在昔日荣耀和权力的正上方,而今则像被圈在玻璃柜里的罕见艺术品一样。”
布拉克曼曾作为随员跟随裕仁天皇参加全国之旅,那是天皇投降之后最长的一段旅程。在书中,布拉曼写到,裕仁天皇所到之处,儿童欢呼、唱歌欢迎,“他说裕仁是非常普通的人,而且经常打喷嚏,因为他有过敏,老是低声的自言自语,还有轻微的痉挛性麻痹症,脑袋不停的动。他说,难以置信,就是这个朴素的人,让日本曾被淹没在血腥中达14年之久,而这个人曾被奉为神明”。
梅小侃也提到,布拉克曼也经常引入一些文学作品,比如引用了奥威尔《动物农场》里的说法,所有的动物都是平等的,只不过有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平等。他借用这句话说“所有的内阁大臣都是平等的,只不过有些内阁大臣比其他大臣更平等”,意思是战争期间,日本陆军大臣、海军大臣在内阁里的地位是其他大臣不能比的。
东京审判
在西方,东京审判被遗忘和否定

相比于东京审判,纽伦堡审判在西方有巨大影响力,而东京审判除了日本以外,几乎就被淹没了。在西方有一本也讲东京审判的书叫《被遗忘的纽伦堡》,为什么西方关于东京审判的著作都采取这样的标题?程兆奇解释道:“主要是觉得在西方,东京审判确实和纽伦堡审判的巨大影响力没有办法相提并论。此外,有限的西方出版东京审判的著作中,对东京审判是持质疑甚至是否定态度的。”因此,在西方世界,东京审判一方面被淡忘,一方面被否定。
程兆奇坦言,东京审判中唯一的中国法官梅汝璈先生在中国有很大影响力,但是在世界上,提到东京审判时,影响最大的是印度法官帕尔,因为他在审判没有结束的时候,提出日本的所有甲级战犯全员无罪,所以他在日本被认为是圣人,他现在在日本有15座纪念碑,在靖国神社就可以看到有很大的帕尔的碑。
程兆奇提到,布拉克曼在写《另一个纽伦堡》的时候,日本已经出版了一本关于东京审判的书,叫《胜者的审判》。这本书站在强权的立场,对东京审判持否定的观点。纽伦堡审判在西方也有质疑,但总体上,西方作者对纽伦堡审判持肯定态度。而东京审判的被淡忘和被否定,造成的结果是日军在亚洲地区实行的侵略和伴随着侵略的暴行在西方就被淡忘了。“南京大屠杀在西方是模糊不清的,长期以来大家都不知道。大家知道张纯如那本《南京大屠杀》,97年出版的,出版之前西方是不知道南京大屠杀的,包括大量的暴行、侵略都是模糊的,他们认为侵略是有原因的,是互动的过程,而不是日本单方面的责任,所以布拉克曼当年对这点是非常感慨的,他说这样一个巨大的罪恶在西方世界已经被完全遗忘。”
程兆奇特别提到,与西方、中国不同,日本数十年来有关东京审判的著述从未间断,《另一个纽伦堡》的日译本也在原著面世不久即在日本出版。日译本的译者是以后著有十分扎实的大部头著作《东京审判的国际关系》的日暮吉延。在谈到布拉克曼这本书时,日暮吉延在给日译本写的长篇解读中写道:本书的“根本目的”是将东京审判从“遗忘的深渊”中打捞出来。日暮吉延认为这点对于日本也有意义。因为今天日本的历史认识之所以与国际社会产生分歧,原因之一是对战时日本的行为缺乏正确认识,所以认识对于昭和前期做出总结的东京审判是有意义的。
为什么《另一个纽伦堡》提到梅汝璈的地方不多?
梅小侃提到,《另一个纽伦堡》一书中提及梅汝璈的地方非常少,只有3、4个地方提到他。梅汝璈早在1973年就去世,因此布拉克曼没有机会亲自采访梅汝璈,写作过程中他去了台湾,采访梅汝璈的弟弟,但实际上兄弟二人实际年龄相差很多,而且弟弟当时并不是很了解哥哥的情况。“这个事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遗憾,他为了写这本书走了那么多的地方,采访到了那么多人,可是他没有机会来到中国大陆,当时可能还没有开放,大部分的材料他都是70年代写的,那时候可能中国刚刚开放吧,还没有大批的美国人能够到中国来,后来他的身体也不太好,他83年就去世了,真的很可惜,他60岁就去世了,还是比较年轻的。很遗憾,他没有来中国采访过。”
梅小侃说,通过这本书,她更了解了她父亲当时工作的环境和他所做的事情的意义。她提到一个书中的小例子,“刚刚开始的时候法庭没有冷气,从5月份开庭到7月份没有冷气,天气越来越热,法官穿着大法袍,头上还有有火辣辣的灯光热得都要晕过去了,但是他们还是在坚持。”她说,布拉曼写这本书也是有遗憾的,如果时间能更长,在中国开放之后如果能够有机会来中国采访,哪怕梅汝璈已经去世了,他还可以接触到一些其他的周围的人,能够得到更多的材料。
程兆奇也提到另一个原因,尽管布拉曼晚年采访了东京审判最年轻的也是活得最长的荷兰法官贝尔特·罗林,但是当时在东京审判开庭之前有一个保密协议,内庭讨论的事情不外传,所以没有相关的文书。“但是庭长他自己是有纪录的,庭审过程当中递的条子他都还在,现在在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当时这些材料还没有开放,近年整理出来了,带网上也可以阅览,那时候还没有,所以对法官的情况不了解。”
责任编辑:梁佳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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