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作家赵丽宏忆40年前高考：圆了童年“上大学”的梦

【编者按】

1977年高考，570多万人参加。他们中有工人、农民、复员军人、下乡知青……他们抱着隐匿许久的求知之心，在寒冬腊月里，尝试找寻人生的春天。

统一考试、择优录取，寒门不再难出贵子。而高等教育培养出的一批又一批专门人才，逐渐成为支撑中国社会转型和发展的中流砥柱。

今年是高考恢复40年。澎湃新闻记者走访了多位1977年参加高考的考生，他们中有仁心仁术的医生，有著作等身的作家、有培育一代又一代学子的教授……他们的高考故事都与上海有关。他们尘封了40年的高考记忆，将在新高考改革的春风下化成雨滴，滋润新一代国家栋梁的记忆。

1977年12月11日，上海崇明中学，破旧的教室内坐满了着装淳朴的年轻人，在最后一排，一名26岁的青年正奋笔疾书……

对很多人来说，“文革”后的第一届高考是命运的拐点。对这名26岁的青年来说，通过1977年高考，他儿时的梦想变得清晰起来。他正是如今的上海市政府参事、上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上海文学》杂志社社长赵丽宏。

赵丽宏回忆说，高考前，他因为写作水平出色，被崇明县机关录用，当时发表了一些诗歌和散文，已经小有名气。高考的作文题目是《在抓纲治国的日子里》，他写了在农村采访渔民的经历，以及对渔民的印象，得了高分，最终被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录取。

高考是为了圆梦

说起1977年的高考，赵丽宏回忆道：“先是有传闻说高考会恢复，我还不敢相信，直到有了正式的文件下来，1977年高考要恢复了，当时，真的很激动，没想到还会有这样的机会。”

他说，自己出生在上海，念初中时因为在班级里成绩优秀，老师总跟他讲，长大了可以选择去考取任何一所你想去读的大学。他的大学之路因为“文革”而中断。

由于家庭出身不好，赵丽宏报名去黑龙江军垦农场被拒绝，只能选择去故乡崇明岛插队落户。“当时，我认为，大学从此跟我无关。在农村，我觉得前途渺茫，要求我一辈子要当农民，根本没有其他的选择。而且，我这样‘投亲靠友’插队的知青，一个人在农村，不像农场和集体插队的知青，特别孤独。”赵丽宏说。

但他对文学的热爱并未因此消减。读书和写作是他孤独生活中的“救命稻草”。在崇明下乡多年后，赵丽宏因写作水平出色，被崇明县机关录用，从事新闻写作等工作，而当时他已经发表了一些诗歌和散文，虽然年仅20余岁，已经小有名气。

赵丽宏坦言，参加高考是有过犹豫的，“当时（有人）会问上大学为了什么？很多人上大学是为了改变命运，不想再务农，或者，不想再做眼下不喜欢的工作，而上大学就可以改变这些，因此很多人为此就去参加高考。当时的我已在崇明县机关工作，有一份工资，发表了一些诗歌、散文作品，之后，也会有可能去换工作当记者、编辑，因此并不是只有高考，才能改变我自己的命运。而且，有的人提醒我，在职5年以上的，上大学是可带薪上学，而我拿工资才2年，如果我去上大学，工资就没有了，就成了没有收入的学生，真的是一个穷学生。”

班上同学年龄差最大17岁

儿时的梦想让赵丽宏决定参加1977年高考。

他回忆说，复习备考并没有花太大的力气，“既然考的是文科，就不必做过多的准备，基本上都没有做特别的复习。” 

40年过去了，那一年的高考考题在赵丽宏的记忆里依然尤为深刻，“我记得那次高考作文题目是《在抓纲治国的日子里》，其实，有个副标题是‘记优秀人物二三事’。崇明中学考场里的课桌很破，考卷是放在课桌里面的，但桌面上有个很大的裂缝，透过裂缝，我看到作文题目《在抓纲治国的日子里》，下面有一个副标题，我没看到，开考后，我飞快地做完了前面的语文常识和古文解读，不看考卷就开写作文，一口气写了两三千字，写了在农村采访渔民的经历，写了我对一些渔民的印象。出了考场后，我听大家议论作文题目时提及还有一行副标题‘记优秀人物二三事’，当时心想，连标题都没看全，想来肯定考不上了。没想到还是顺利录取了，后来知道，语文分数居然还很高，作文也是得了高分。”

“回想起来，文章虽然没有写副标题，但内容并没有偏题，我在文章中写了几位渔民的事迹，因对这样的生活熟悉，所以写得很生动，实际上是写了一篇人物散文。现在回想起来，心里还感激阅卷的老师，他们没有因漏写标题而排斥我。” 赵丽宏表示。

他回忆道，考上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后，班上有50来人，“班上年龄最大的是1945年出生的，年龄跟应届生相差了有17岁，这种情况，以前没有过，以后也不会有。”

回望恢复高考40年，赵丽宏认为，中国有那么多的学生，高考这个制度现在看来还是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尽管很多人对高考制度有这样那样的意见，但高考相对还是公平的竞争和选拔，对所有的考生，机会是均等的。只要你优秀，不管你在哪儿，哪怕一贫如洗，也会被发现。很多偏僻山区里的学子，通过勤奋的学习，通过考试上了大学，改变了自己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