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副院长：高考时已做工人十年，就是想念书

【编者按】

1977年高考，570多万人参加。他们中有工人、农民、复员军人、下乡知青……他们抱着隐匿许久的求知之心，在寒冬腊月里，尝试找寻人生的春天。

统一考试、择优录取，寒门不再难出贵子。而高等教育培养出的一批又一批专门人才，逐渐成为支撑中国社会转型和发展的中流砥柱。

今年是高考恢复40年。澎湃新闻记者走访了多位1977年参加高考的考生，他们中有仁心仁术的医生，有著作等身的作家、有培育一代又一代学子的教授……他们的高考故事都与上海有关。他们尘封了40年的高考记忆，将在新高考改革的春风下化成雨滴，滋润新一代国家栋梁的记忆。

1977年，听到恢复高考，张维炯心中只有一个想法：好机会。

在此之前，他已在沪东造船厂做了十年工人，念书念到初二，便因文革戛然而止。

参加高考，他隐隐觉得“读书肯定有用”，但没想到的是，这个决定会成为自己人生的转折点。

借助高考，他考上上海交大，再公派留学出国，看到了发达国家的丰足物质，开始研究其背后的经济学渊源。

如今，身为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副院长、中方教务长的张维炯提及往事，记忆犹新：“那时就是想读书。我们那时候有流行的一句话，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当时文化在初二水平，认真准备了3个月

在高考前，张维炯做了十年工人。

他母亲是小学教师，一直很重视孩子的教育，在他5岁时母亲把他送进小学。1966年时他读到初中二年级，文化大革命爆发了，“突然没的书读了，心理还是蛮抗拒的”，他回忆道。

15岁时，张维炯进了沪东造船厂，开始了10年的工人生涯。其间他一直没有中断读书和学习。

“因为做工人有时间，所以经常看书，看得很多很杂。”张维炯说，那时他喜欢看两类书，一类是涉及哲学和政治知识的《学习与批判》，还有一类是有关机械加工技术性书籍，后者有关他在车间里的工作。

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张维炯立刻着手复习，向自己的亲戚和“老高三”同事借书看。“我当时的文化在初二水平，要考上大学，差距是很大的。”张维炯坦言，自己为此认真准备了3个多月。

他回忆道，当年的高考考数学、物理、语文、政治。其中数学题较难，还考到了微积分；物理因为很多知识点与机械原理相关，对他而言不算太难；而因为自己担任团干部，经常写材料，所以语文考试也不成问题。

在上世纪70年代，在厂里做工意味着在上海有一份稳定的工作，而上大学要面临分配到全国各地，前路未卜。那时张维炯身边有一部分人，因为考虑得多，没有参加高考，甚至有人考上了大学也不读。

而张维炯觉得“读书肯定是有用的”。他一方面喜欢读书，一方面“没想太多”，家里也支持，最终以第一志愿被上海交通大学涡轮发动机专业录取。

“当时班里的学习气氛极其浓厚。”张维炯说，大学班里共37人，年龄最大的30岁，最小的15岁。因为是文革之后的第一届大学生，社会对他们寄予了很高的期望。老师教得很努力，学生也学得很努力。

两次留学：研究发达国家背后的经济学

1983年，念完本科留校工作的张维炯，又考上了原专业的研究生。

1984年，他被上海交大选中公派留学，研习管理领域的市场营销专业。尽管那时还没人知道“市场营销”是什么。

1985年至1988年，张维炯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攻读市场营销专业的硕士，然后回到上海交大任教。

1993年至1997年，他再次去加拿大攻读企业战略专业的博士，学成后再次回国任教，成为当时上海交大管理专业读完博士后回来的第一个人。

两次留学，张维炯看到了中国和发达国家的差距。

他说，第一次步入Safeway那样的大型超市购物，自己惊呆了，“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好的东西？”

他开始思考，为何加拿大能有这样的超市，而中国还没有。他开始研究发达国家丰富的物质环境背后的经济学渊源。在学习中，他渐渐感受到，发达国家对于市场的组织成果，以及在社会发展中，管理提高生产效率的作用。

那时的张维炯希望，中国也能有那样的大型超市。

博士毕业至今，张维炯已经在国内任教20余年，培养出了一大批做实业的学生。直到现在，他仍坚守在三尺讲台上。

谈及40年前的高考，张维炯感慨：“高考对我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给了我读书和开拓视野的机会，直接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