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故事|著名学者陈平原、吴承学同忆40年前高考

吴少敏 姚瑶/南方日报社微信公众号“上学了”

2017-06-06 1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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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高考以来,广东有1300万考生走进考场。他们无数人跃过高考“龙门”,成为国家和广东发展的中流砥柱。
其中,有两位来自潮州的考生,同在1977年走进高考考场,以优异成绩考上中山大学中文系,同样走上学术研究道路,被聘为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他们分别是来自北京大学中文系的陈平原教授和中山大学中文系的吴承学教授。
在恢复高考40年之际,陈平原和吴承学两位“老同学”近日接受上学君专访,回忆走上高考“阳关道”、成为一流学者的私家珍藏故事。
陈平原,广东潮州人。1982年于中山大学获文学学士学位,1984年于中山大学获文学硕士学位,1987年于北京大学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为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2008—2012年任北大中文系主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中国语言文学学科评议组成员。
吴承学,广东潮州人。1977年考入中山大学,先后获得文学学士学位和中国古代文学硕士学位,后获复旦大学的古代文学专业博士学位。现为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山大学“逸仙学者”讲座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古代诗文与诗文批评、中国古代文体学。学术兼职有中山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术委员会主席、《中山大学学报》主编等。
走上高考“阳关道”的山村中小学教师
上学君:1977年冬天,关闭了11年之久的高考考场再次打开。当时如何获得这一消息,下定决心挤高考这座“独木桥”?
陈平原:当初可不认为高考是座“独木桥”,对于像我这样因政策限制而没有机会走出山村的插队知青来说,那可是“阳关道”。重新打开关闭了十一年的高考大门,允许自由报名,强调择优录取,这让无数苦闷彷徨的下乡或插队知青看到了希望。我以为,恢复高考的最大意义,在于让年轻人看到了希望。那就是,经过自身的不懈努力,是可以改变命运的。这一点,此前完全做不到,于是整个社会犹如一潭死水。
我在粤东山村插队,不像兵团知青那么消息灵通。偶尔飘过几句话,也都不当回事。我是从1977年10月21日《人民日报》上,读到那篇《高等学校招生进行重大改革》,才知道国家政策改变了,可以自由报名参加高考了。不过说实话,一开始半信半疑,犹豫了几天,感觉这回像是真的,这才全力以赴。考虑到数学多年没用,差不多忘了,于是集中精力复习。至于语文,靠的是平日积累,而且,那时我在山村学校当民办教师,教初中语文,这一门我可以直接走进考场,不用准备。
吴承学:回想40年前的高考,真有恍若隔世之感。我中学毕业后,报名到珠海白藤湖农场下乡,但我二个姐姐先前都已下乡了,我可以暂缓下乡,先在小学当代课老师,后来又当中学代课老师。当时中小学老师,分为公办、民办两种,代课教师其实是临时工。那个时代,很讲究家庭出身,我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成分叫“自由职业”,属于应该接受工农兵教育改造的子女。当时,我的理想就是希望有一天能够成为一名小学的民办老师。
1977年我国恢复高考制度,那时当然也没有什么电视、网络的,我们甚至连收音机都没有,消息非常闭塞,很迟才知道这个消息。我报名高考之后,因为上课任务很繁重,一天也没有参加复习,全凭平时的积累。我是在完全没有准备也没有什么压力的情况下参加高考的。
吴承学(左一),陈平原(左二)与同学合影
上学君:当年全国570万考生参加高考,全国大专院校只录取了27.3万新生。但两位的考试压力不大?
陈平原:别人不知道,我压力不大。并非特有把握,而是对于考试内容、答卷方式、评价指标等一无所知。还有,废除高考十年,积压多少人才,国家准备录取多少,竞争对手水平怎样,全都一片茫然。考上很好,考不上我也认了。因山外有山,你不知道自己处在哪个段位,不敢乱吹牛的。套用那时的话,叫“一颗红心,两种准备”。考不上怎么办?很简单,那就明年再战。只要国家政策转弯,允许参加高考,我就一定能走出山村。
吴承学:在我的印象中,参加高考就像农村赶集。这也许是史上最奇怪的高考了。你可以想象十年间的中学生集中到一起考试的情景。我们小镇的考场设在一家农村中学的课室,人头涌动,熙熙攘攘。1977年广东的高考是开卷的,可以带参考书。语文、数学开卷还说得过去,历史、地理居然也是开卷的。绝大多数考生家里无书可带,有些人胡乱带去几本书也不知道怎么抄!外语可考可不考,考了也不计入正式分数。语文内容非常简单,作文叫《大治之年气象新》,题目已经给你规定了应有内容、思路和答案,就看你如何表达得更为顺畅、巧妙罢了。然后就是古文阅读与翻译,当年考的古文就是《愚公移山》,这正是我在给学生上的语文课文!我觉得这么容易的考题,无法考出水平,拉开差距。后来,我才体会到,其实考试题目无论深浅难易,都是可以看出考生的水平来。越浅越容易的题目,对评卷老师来说难度就越高。当年广东的作文考题现在看起来很直浅容易的,人人都能写,但当年得分最高的是陈平原,也为中大中文系所录取,现在是蜚声海内外的著名学者。我真的很佩服当年那些改卷和录取的老师了。
吴承学教授(后排右一)
上学君:陈老师的高考作文得分最高,后来被《人民日报》选登,令人印象深刻。
陈平原:高考作文登在《人民日报》上,这纯属偶然。而因为这个十分美丽的“偶然”,我获益很多;除了第一志愿进入中大念书,还有就是每到纪念改革开放或恢复高考,都会有媒体前来采访,弄得我很不好意思。我有自知之明,考场出不了好文章,自古如此。考场不是逞才使气的地方,我是语文老师,懂得怎么控制节奏与分寸,因此作文得分较高。至于《人民日报》刊登高考作文,此前此后都不会有这种事,那是表达一种姿态,鼓励年轻人都来参加高考。
你问语文卷考得好有什么经验?没经验,就是平日喜欢读书,自然而然,水到渠成。相对于其他科目,语文突击效果不大,讲究的是细水长流,厚积薄发。过去如此,现在似乎也还是这样。
上学君:收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正在做什么?
陈平原:收到录取通知书那一刻,我正要走进教室。一看信封上“中山大学”字样,不用拆,我当即明白是怎么回事。三个志愿中,后两个已通知过了,没有我的份;正着急,要不名落孙山,要不就是第一志愿录取。看来运气不错。我还是照样上课,不过那节课讲得有点乱。下课回家,这才仔细阅读这薄薄一纸通知书。一想到从今以后,我的命运我做主,很激动,但没有落泪。听很多同学描述接到录取通知书时的戏剧性场面,我能感同身受;但因年龄及性格缘故,我本人当时没有激烈的表现,很遗憾。
吴承学:那一年,我考上中大,我弟弟考上华师,我们的高考录取书,是我父亲带回家的,他在一所中学当老师。全家当然都很开心,但并不特别激动,觉得若按照成绩,理该如此。那是一种思想单纯的自信。那时,大家都相信考试最为公平公正,事实也确实如此。
像挤海绵里的水一样,挤时间学习知识
上学君:跳过高考“龙门”,进入大学学习,你们有哪些印象深刻的记忆?
陈平原:关于大学生活,我撰写过《那些失落在康乐园的记忆》(2012)。其中提及“课堂”本是大学生活的主要场景,但因缺乏戏剧性,而常被叙述者忽略。以致单看追忆文字,你会误认为校园生活全都是那么清风明月,浪漫无边。我之所以扣紧当年的课程表,讲述一大堆关于读书生活的“陈年往事”,而不涉及演戏、郊游、办刊物、谈恋爱等更有趣的场面,既是对历史负责,也是为了给大学生活“去魅”。
校园生活与国家政治紧密相连,课堂上跳动着大时代的脉搏,这是七七、七八级大学生的特殊之处。谈论七七、七八级的课堂及校园,很容易挂上思想解放大潮以及改革开放历史。在如此大背景下翩然起舞,节奏对了,舞步必定轻盈。不是每代人都有这种运气的。有这么好的历史机遇,本该有更好的表现才对。这也是我谈及我们这一代,愿意取比较严苛的态度的缘故。
吴承学:当时的大学生因为亲身体会读书机会之难得,学习的迫切,对于知识的追求真是如饥似渴,自然很拼命,甚至近乎疯狂了。上课很认真那不必说,图书馆和自习室的座位也属稀缺资源。图书馆早上开门之前,已排长队等待“抢”座位了。大家信奉鲁迅先生说的,“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只要愿意挤,总还是有的。” 不少学生晚上熄灯还打着手电筒在被窝里看书,有些人干脆到宿舍走廊借光看书。凌晨五六点就有同学起床跑步,然后早读。那时中大的学生饭堂很少,打饭需要排长队,多数学生边排队边背英语单词,这种勤奋固然可贵,但回想起来也是蛮心酸、蛮无奈的。
中山大学中文系1977级合影
上学君:“新三届”被认为国内高等教育的独特现象,很多人能成为社会各行各业的中流砥柱。与当下大学生相比,这一代大学生具有什么特点和气质?
陈平原:其实,任何一代人中,都有很多成为“社会各行各业的中流砥柱”,那是舞台轮换决定的。前些年,七七、七八级大学生确实很多占据要津,现在已经逐渐退场了。单说出过多少大官,那是没有意义的。铁打的舞台,流水的人物,评价一代人的贡献,主要看历史业绩,而不是曾经占据的位子。
我在大学教书,深刻体会什么叫“江山代有才人出”。一眨眼间,新的风景及新的人物,不知从哪里冒出来了,你只有惊叹,不佩服不行。必须明白,这四十年的中国,就像一列高速前进的火车,中间还有好几次急转弯,没有被甩下去,已经很不容易了。我们那代人,在那么低的地方起步,紧赶慢赶,没有掉队就很不错了。别的不敢吹牛,但有一点,因此前经历的苦难,导致我们这代人比较有韧性与弹性。时代变化太快,单靠大学获得的那点知识完全不够,善于自我学习,保持摸索前进的姿态,对于先天不足的我们来说,十分重要。
吴承学:恢复高考的历史一刻,定格在1977年的冬天,但历史并没有让77级专享这一刻的光荣。公众更愿意把77级、78级和79级统称为“新三届”,并视作恢复高考后新时期大学生的代表群体。
“新三届”成为一种社会现象,反映了七十年代末“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勃勃生机。一晃三四十年过去了,这个群体陆续进入退休年龄,不可复制的一代亦将退出历史舞台,这是不可抗拒的规律。可以说,“新三届”是改革开放的最大受益者之一,后来也成为改革开放的中坚力量。
公允地说来,“新三届”有理想,有理性,有实干能力,特别能吃苦耐劳,其中许多人经历的磨难常人难以想象,因为恢复高考,他们才得以成为时代的幸运儿,迅速填补因十年中断高考而造成的巨大“人才空档”,登上了各种施展的舞台。许多人成为各行各业的杰出人才和领袖人物。
作为恢复高考的第一批考生,我们自己很清楚,由于十年动乱,除极个别人之外,总体而言,我们的知识结构和文化基础有先天不足的明显缺陷。这也是我们比后来者需要付出更多努力才能成功的原因。以我为例,当年参加高考的水平,数学与外语的水平还不如现在的小学生。这可不是开玩笑的。我们读大学时,同学的外语水平参差不齐,需要分为快班和慢班。怎么分班呢?能写出26个字母的就说明有外语基础,那就是快班。慢班就是零基础的。我那可怜的外语水平,仍然被分到了快班,其他就可想而知了。
高考为国家选择人才,给个人带来希望
上学君:你们通过高考,走出潮州,融入时代。时隔40年再回顾这场考试,高考具有哪些特殊意义?
陈平原:四十年前的恢复高考,在国家是选拔人才,在个体是获得希望。一个时代的气象,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年轻人的自我感觉。(上世纪)八十年代之所以生机勃勃,与社会流动活跃,上升管道畅通,年轻人驰想未来,觉得自己真的是走在希望的原野上,有密切关系。统一考试,择优录取,表面上只是回归教育常识,却是打破各种思想禁锢的利器。在当年,不仅搅动一池春水,而且有非常绵长的后续效应。作为高瞻远瞩的政治家,邓小平当年选择恢复高考作为重整河山的关键一着,并非临时起意,而是深思熟虑的结果,包括阻力较小,收益面大,且影响深远。所以,日后七七、七八、七九级大学生,成了邓小平改革开放路线的坚定拥护者。
就选择人才而言,今天的高考依旧发挥重要作用。只是年复一年,这一朝野共同认可的常规动作,日益暴露其缺憾。强调公平竞争,减少人为干预,评分及录取必定趋于标准化;制度设计越来越严密,人才的多样性相对被忽视。年复一年,考生的平均水准在迅速提升,但不守规矩的特异之才被无情淘汰。表彰记诵能力,拒绝奇思妙想,从长远看,这是中国教育及学术的最大隐忧。但高考寄托着普通百姓对于“公平”的想象,也是中国社会流动的重要渠道,在找不到更好的制度替代之前,还是不要采取激烈变更的手段。除了中学教学以及高考制度的逐步改良,我倾向于采用各种加法来选择特异人才。后者涉及面小,范围可控,且操作性强,可作为统一高考的补充,但没必要全民讨论。高考牵涉千家万户,且有很强的延续性,过于激烈的动荡,可能损害一代人的利益,须慎之又慎。
吴承学:40年前的那场高考,由于经历了十年“文革”的深重浩劫,它的失而复得无异于在荒漠上复垦,在废墟上重建。正因为百废待兴,它的意义也就大大超越了高考本身。甚至可以说,恢复高考,象征着“文革”结束后中国改革开放的开始,短短的几年,为此后的改革开放大业培养和储备了大批人才。
现在回过头看,当年高考的题目虽然浅之又浅,却由浅入深,渐次引导出全社会尊重知识的深远改变。当年高考的录取率虽然少之又少,却最大限度发挥了公平竞争可以改变命运的示范效应。就我本人而言,如果没有当年的高考,我现在很可能是潮州枫溪镇某个小学的退休老师了。
可以这样说,在拨乱反正之际,改革开放之初,恢复高考,极大地集合了知识的力量,人才的力量,推动了社会的进步。虽然就本来意义而言,高考并不该承载这么多。
上学君:高考为何“不该承载这么多”?
吴承学:经过十年动乱,中国的大学教育百废待兴,没有什么现成的制度规范,有制度规范的也可以随时打破。核心就是打破框框,唯才是举。比如,对考生的要求特别宽松,我们这个年级的同学,年龄差距很大,最大的同学是解放前出生的,我们戏称他们是“从旧社会来的”。有些同学已有两三个孩子,有些同学则高中还没有毕业就来参加高考。同年级的学生年龄,可以相差一倍。有些家庭,甚至是爸妈和孩子同时上大学。
当时,在高考和录取中最流行的关键词是“破格”,因家庭问题政治问题政审不合格的可以破格。考试总分不够,但专业突出的也可以破格。成绩不好,但有特殊才能的考生可以破格。记得我们第一学期已开学上课,班上又来了两位新同学。原来他们高考总分不上线,但有人推荐说他们的小说、诗歌写得很好。于是学校就派老师去海南(当时属于广东省)和湛江面试,结果两人都被补录。后来也成为著名的作家和诗人。
1977高考,其实是经过先后两次录取,两次入学的。开学之后,各高校再继续挖掘教育资源,又扩大招生。中大中文系第一批录取61位同学,开学后,又补录20多名同学。同一年级的同学,分几次进校读书。现在看起来,真的不可思议。
恢复高考40年,高考经历了许多变迁。一方面,高考的录取率不断攀升,从1977年的百分之五,到近年的百分之七八十。但另一方面,高考考卷的难度又在不断地增加,考生的压力越来越大。高考的内容形式与要求,差不多年年都有变化。幸好,惟一不变的是,高考依然是年轻学子通过公平竞争改变命运的机会。
上学君:今年高考即将到来,您有什么话想对奔赴考场的“准大学生”们说?
陈平原:不能说考试不重要,既然你准备走进考场,就得以狮子搏兔的姿态,全力以赴,争取最好成绩。但说实话,考高分只是为了进好大学;分数本身并没有绝对意义。因此,轻装上阵,大处着眼,反而可能有好成绩。过于紧张或拘泥,执着于局部的得失,效果并不好。再说,实在不行,还有第二次、第三次选择的机会。人生的路很长,提起精神,掌握好角度,随时准备弯道超车。 
(原题为《著名学者陈平原吴承学同忆40年前高考:一纸薄薄通知书,从此我的命运我做主》)
责任编辑:蒋子文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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