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对外强硬下有着何种无奈

5月，乌克兰对俄罗斯多家电视台、社交媒体和网站祭出制裁，其中包括著名的“今日俄罗斯”、VK、Yandex。无论舆论对此事如何评价，一道信息“防火墙”已在两国间建立起来。若加上2014年11月乌克兰决定修建的那道用来保护边境的隔离墙，与俄罗斯人同为东斯拉夫人的这个民族防范“长兄”的意志是非常坚定的。

波罗的海三国也在修隔离墙，防止俄罗斯把掀起乌克兰危机的手法用在自己身上。对于与俄敌对或已加入北约的这4个国家来说，这种防范并不意外。但在俄另一个东斯拉夫兄弟白俄罗斯那里也在发生同样的事情。在乌克兰危机爆发4个月后，该国总统卢卡申科下令在白俄两国间建设边境设施，结束了两国无边境的历史。此后几年间，白方持续增强边境军力，显然是为了防范俄像掀起乌克兰危机那样突然向白境内派出不明身份的武装。

白俄罗斯还在新版军事学说中专门强调对“混合战争”的防范，这个并不新的战争类型在俄吞并克里米亚并掀起乌克兰危机之后开始被各国决策层所关注。哈萨克斯坦同样将此写入了制定中的新版军事学说。不仅如此，该国还加快了在书写系统中用拉丁字母代替现有基里尔字母的进程，进一步摆脱俄罗斯文化影响。为此，总统纳扎尔巴耶夫要求制定出具体时间表。

这些建墙、防范或“去俄化”的举措仍有颇多可吐槽之处，比如乌克兰那道隔离墙已成烂尾工程。但俄在克里米亚、乌克兰的操作导致这些后苏联国家加速远离自己，则是确定的事实。同期，普京还在推动“欧亚联盟”的建立，这便凸显了政策间的矛盾。

（一）

如果仍从帝国视角来审视俄罗斯，它最近的200年是一个不断失去土地甚至解体，影响力也随之下滑的过程，是一个“帝国萎缩”的过程。眼下后苏联空间内的这些戏码便是这个大历史进程的组成部分。

从16世纪的立窝尼亚战争到19世纪在高加索、中亚、远东的扩张，俄罗斯帝国领土不断扩大。但对俄境内许多少数民族来说，俄国人控制却不同化他们是一种底线，这也是除军事经济实力之外这个多民族及殖民帝国得以稳定的关键。1815年，波兰被俄国统治时，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甚至向波兰宪法宣誓。但自19世纪20年代“俄罗斯化”政策被搬上台面开始，民族层面的帝国稳定开始被打破，首先便是波兰的几次起义。在俄国力衰弱且陷入内乱后，洪水般的独立、自治潮开始酝酿，沙皇倒台后5个国家最终离去。接着，苏联建立时承诺加盟共和国可自由离开，为苏联解体埋下伏笔。而在后苏联时代，从叶利钦到普京都在尝试用宣示独联体为势力范围或建立“欧亚联盟”的方式进行某种帝国重建色彩的操作，但这些国家对俄罗斯的防范说明这些尝试并不算成功。

从这个角度讲，普京对乌克兰下手，是对苏联解体的再确认，是放弃重建帝国，是“帝国萎缩”的继续。克里米亚通过公决方式实现独立可能对俄本土各地区提供示范效应，这就进一步论证了上述判断。

（二）

那么普京怎么会做出这种决策呢？

再回到俄国历史。沙俄末期，日俄战争激发了革命运动，一战进一步为1917年的“大革命”（二月革命及十月革命）提供了前提。苏联末期，阿富汗战争大量消耗了国家财富，推动国家走向一场仓促的改革，改革被利用，国家解体。这些历史经验显示，俄国容易在处理内外两个层面的问题时搞不清次序：外部的扩张、争霸及内部的体制稳定。在大多数时刻，俄国当政者都忙于前者，但当国力衰退，内部体制稳定往往会出其不意地出问题。

而到了普京时代，这位强人极为现实地调整了次序，将内部稳定放在首位，将对外争霸降低为谋求外部安全。

在普京时代，从俄白联盟国家到独联体，再到“欧亚联盟”，这些尝试都带有某种“帝国重建”的色彩。这也是国际油价长年疯涨，俄政治转向民族主义及强人政治的结果。在表述中，这种重建体现为“俄罗斯一定要做大国、做强国”。

但在俄地缘诉求中，安全忧虑压倒了帝国重建。

这体现为反对北约东扩比上述重建帝国举措牵扯了克里姆林宫更多的精力。这一经典的俄罗斯安全诉求贯穿了整个普京时代。2007年“慕尼黑讲话”中，普京全面地阐述了该诉求，系统性地抨击了美国的单边主义、藐视国际法及滥用武力，反对北约东扩，强调俄罗斯安全利益不容侵犯。

为此，俄长年对既是“欧亚联盟”扩展目标，同时又谋求加入欧盟和北约的乌克兰进行压制，威胁，客观上将乌推离自己，只求乌不被其他大国染指，将“帝国重建”降格为谋求外部安全。

另一方面，对内部安全的忧虑又压倒了外部安全。

“颜色革命”、“阿拉伯之春”以及俄2011-2012年的系列大示威都在提醒普京，内部体制安全问题始终存在。2015年9月，普京在联合国发表的讲话中，指责西方输出革命的内容排在首位，且占据大部分篇幅，而对北约东扩的指责退居次位。这与“慕尼黑讲话”形成鲜明对比。

对乌克兰动武，还吞并其领土，便是为了内部安全牺牲“帝国重建”目标。

克、乌之事的玄机在于，遭俄反对的乌克兰、格鲁吉亚加入北约及美国在东欧部署反导系统这两个进程在奥巴马上台后基本已偃旗息鼓，同期美国提出“亚太再平衡”，将地缘重心向亚太倾斜。而俄内部则因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出现不稳，体现为普京支持率在2008-2012年的持续阴跌及反对运动的抬头。也就是说，当时俄外部环境趋缓，内部紧张反倒抬头。

而在克、乌的操作，首要影响也体现于内部，即普京支持率冲高至90%上下，并保持至今。普京得以收紧国内控制，进一步打压反对派，并消化经济困难带来的社会压力。在得到这个结果之后，普京开始为克、乌之事“善后”。他移师叙利亚，执反恐事业之牛耳，以此为筹码同西方博弈。普京的目的是，迫使西方接受克、乌现状及俄在叙利亚存在，解除对俄制裁，缓解俄面临的外交孤立。

打了乌克兰，普京解决了国内安全问题，但再想让乌克兰加入俄罗斯当下或未来的“帝国重建”计划就彻底不可能了。不但如此，其他后苏联国家也纷纷开始“防俄”。

所以，无论俄做何种对外宣示，对帝国重建乃至做强国、大国的目标都在让位于安全。在必要时刻，前者可以为后者牺牲。在俄罗斯的对外宣示中，安全与做强国往往是并行不悖的，但实际上，一个始终在担心安全问题的国家很难从容地做一个大国。

（三）

普京对各目标次序进行调整，实是“帝国萎缩”下的无奈之选。而即便是用外战解决内部安全问题的这种选择也是俄难以承受的。

俄国际地位及整体实力因克、乌之事及用兵叙利亚而大为受损。俄急需的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因为国际环境紧张而被延缓。

随着国际油价腰斩，俄人均GDP从2012年的1.5万美元腰斩至2016年的8400多美元。普京早在2013年就公开承认，俄经济内部出了问题。油气收入大幅缩水下的俄经济尤其渴求外部投资。但偏在此时，克、乌之事惹来了西方经济制裁，俄失去了从西方融资的渠道。

进入2017年，普京的对外战略明显趋缓，他希望抓住特朗普上台的时机，在促使西方接受的基础上改善与西方关系，最终解除制裁，重新引入投资，重振俄经济。正因此，特朗普轰炸叙利亚一事也未能阻止普京要与其会面的愿望。5月29日，赴巴黎与法国新总统马克龙会面的普京在记者会上说出了“让我们一同为解除制裁努力”的话。

对于俄罗斯这样一个极度依赖外部投资和国际市场的国家来说，保持外部环境的稳定应当是第一位的，普京的地缘操作偏反其道行之。5月，俄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会面、北约峰会、G7峰会、普京马克龙会面，都没能带来制裁方面的任何松动，克、乌、叙问题也仍在僵持，俄罗斯面对的国际环境没有任何好转。

俄在格外需要国际社会的时刻却在受主要西方国家的制裁与冷待，且该状态看上去还会长期持续，俄还将长期为其付出实际成本及机会成本。在俄各层面发展都落后于其他主要大国的背景下，这种成本是极其高昂的。

历史地对比，波匈事件和布拉格之春中，苏联的操作是极为从容的，未留下无法让自己承受的直接后果。相形之下，普京在克里米亚、乌克兰做的事效果不佳，而且留下了直接后果来勉力承受。勃列日涅夫曾急切地要同美国新任总统福特会面，一如普京要与特朗普会面。但前者最终于1975年赫尔辛基欧洲安全会议上获得了西方对苏联二战后势力范围的承认，而普京却迟迟未能获得西方对自己的妥协。

俄罗斯需要重新进行定位，并修改政策方向与次序。在普京同西方缓和的这几个月里，这种反思已经出现在俄罗斯舆论中。或许，这意味着俄未来进行调整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