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相的另一个版本：五部美剧与他们的纯文学原著小说

相比电影，系列剧往往有更大的空间展示深刻的剧情。改编纯文学小说绝非易事，而个中翘楚却可以使剧集呈现出动人的文学质地甚至是语气。就从最近大热的《使女的故事》说起吧。

《使女的故事》：上帝显身于细节。魔鬼也是。

突如其来的政变像从迷雾中伸出的大手，粗暴切断了美国自由民权的所有歌颂。神权独裁的基列共和国接管了这片昔日生长出资产阶级民主宪政范本的土地。同时，日益枯竭的地球资源威胁到人类的繁衍，生育蜕化为人类的稀有能力。政权精英们从《圣经》得到开示，具备生育能力的女性被迫按社会等级严格分配，成为代孕的工具，即“使女”。

整个故事采用第一人称叙事，从使女Offred的视角讲述集权主义和环境污染之下，人类的秩序和文明如何走向落魄，女性的幸存又何其艰辛。压低的白色檐帽，猩红色长袍，她们无需姓名和自由，“of＋主人名”是唯一的标签。受孕和生产都属巫术仪式，她们需躺在女主人的胯下，模拟“其子生于我膝下”的假象。她们互相监视，集体处决反叛者，哈佛墙前尸首列陈，每一个人都是凶手。她们被教导轻视自己、接受命运，也学会绝对服从而获得保护。她们是孤岛内压抑游走的子宫，是宗教供桌掩护下暴政的祭品。

《使女的故事》在1990年就已经改编为电影，同名美剧第一季开局便赢得了烂番茄98%的好评，连一贯挑剔的美国权威评分网站MTC也打出了92分的高分。因为剧集，2017年5月21日，小说《使女的故事》成为“《纽约时报》畅销书周榜”虚构类中唯一非本年出版的作品，制片方hulu已提前预定第二季。最有意思的是，这本原作于1984年的反乌托邦小说，似乎暗合了2016年的北美政治气候，在川普当政后的美国创下了销售新高。

当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在20世纪60年代从事写作之时，加拿大还处在一种令人绝望的文化落后中。如今，她与艾丽丝·门罗共同代表着加拿大文学在世界的最高成就。与门罗专攻小说不同，阿特伍德是多文体的写作高手，迄今已有14部诗集、11部长篇小说、5部短篇小说集和3部文学评论出版。2000年，小说《盲刺客》摘得英语文学界最高奖项之一布克奖的桂冠。阿特伍德最近的一次奖项，是获得2017年捷克卡夫卡文学奖，此奖项的获得者曾多次与后来颁发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重叠。

阿特伍德对神话、传说故事有特殊的偏爱，醉心于结合现实生活中的个人经验改写这些文学素材。语调往往克制、冷静、含蓄，执意保持客观和距离，宛如加拿大北部荒凉的原野。所以，无论将《使女的故事》评价为女性主义烛照下的经典重述，还是反乌托邦的未来小说，这都是一部充满了现代主义文学质感的作品，让人掩卷后忍不住自问：“那，我们现在究竟生活在第几世纪？”“显然，我们活在十二世纪。”

《双面格蕾丝》：你所背负的，比你想象得沉重。

Netflix和加拿大电视台CBC将于2018年合作的新剧《双面格蕾丝》，同样脱胎于阿特伍德的作品《别名格蕾丝》。故事取材于19世纪40年代加拿大历史上一桩著名的刑事案件，16岁的女佣格蕾丝被指控与马厩工詹姆斯合谋，残忍谋杀了雇主和他的情妇。詹姆斯被处以极刑，而格蕾丝终身监禁的判决并未平息民众对于格蕾丝是否有罪，在谋杀案中究竟扮演何种角色的猜测与质疑。30年后，年轻的精神病医生西蒙在为其寻找无罪病证的过程中逐渐迷恋上格蕾丝，也在她温柔恋人和谋杀犯的双重身份之中徘徊不定。

阿特伍德并不想强调格蕾丝有罪与否，似乎从创作伊始便打定主意，不愿把《别名格蕾丝》写成一部犯罪小说。那时的加拿大深陷殖民地标签的囹圄，原本独特的民族个性迷失在原生自卑心态的布阵里。尽力减少调换主顾的次数，直到建立自己的家庭，已是像格蕾丝一样挣扎在移民群底层帮佣们的完美宿命。阿特伍德着墨于格蕾丝自认有罪之后的凌乱现实，通过虚构失忆症心理医生的书信，从格蕾丝的立场展示事件与历史的琐碎和完整，探讨19世纪的性别与阶级观念。有人认为，阿特伍德的《跳舞女郎》、《别名格蕾丝》和《洪水之年》分别对应了女性作为受害者的三个阶段。而加拿大的文学和文化在世界范围内，就像加拿大这个国家本身一样，受到一定程度的忽视的现实，刺激了阿特伍德倾诉国别背景的欲望。迥异于《使女的故事》的隐晦，《别名格蕾丝》中的地理描写与多伦多的道路、沟壑、桥梁丝丝相扣，清晰可识。凭借《别名格蕾丝》，阿特伍德第三次入选布克奖名单，并再一次落选。直到四年之后，她的《盲刺客》第四次入选。

追求新鲜刺激，爱玩耍酷，热衷飞机旅行，推特写作得心应手。加拿大文学女皇的加持怎能遮住阿特伍德78岁下依旧乐于体验的少女心。调皮的女皇在《使女的故事》第一集中还小试身手，化身为教化嬷嬷，煽了女主一巴掌。镜头切换至女主与大主教玩“拼字游戏”时，第一次翻出的字母“M”和“A”，正是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的首字母缩写。真是令人期待，明年的新剧《别名格蕾丝》中，女皇暗地里又将寄存怎样的彩蛋呢？

《幻世浮生》：绝望自有绝望的力量，就像希望也有希望的无能。

她是影史上著名的母亲形象，她的名字在半个世纪里多次被当做标题印在海报、书籍、DVD封套上，她的故事被翻拍了一版又一版。她是家庭主妇米尔德里德·皮尔斯，在美国大萧条时期遭遇丈夫离家出走、幼女意外身亡，凭借坚韧和实干，将黯淡的人生烂牌打得风生水起。与世间其他父母一样，独女维妲是米尔德里德唯一的软肋。米尔德里德欣喜维妲的漂亮聪颖和音乐天分，同时将女儿无法接受自己中产阶级出身的虚荣心，解读成某种与生俱来“似乎超越她现有阶层的傲人气质”。米尔德里德坦诚并赞赏女儿与自己的相似，宠溺女儿一切物质需求，心甘情愿地卑躬屈膝于此生最得意的杰作。她鼓励维妲替代自己挺身上流社会的战场，也亲手将女儿推进钻营奔竞的横流。

《幻世浮生》电视剧海报，该剧由奥斯卡影后凯特·温丝莱特（Kate Winslet）主演

于是，在这部没有男主角的小说里，一辈子为家庭衔石填海的米尔德里德，终究没能逃脱詹姆斯·M.凯恩的恃才行凶，沦为暗黑小主妇。细节丰富却桥段俗套的八点档肥皂剧反转成母女间相爱相杀的“农夫与蛇”，一如《邮差总按两遍铃》中将通奸加谋杀的市井案件演绎成爱情故事的凯恩式机巧。同样出乎意料的是，早已通过《邮差总按两遍铃》和《双重赔偿》在犯罪小说中稳占一席的凯恩，会选择《幻世浮生》作为自己的封笔之作。精准的对话，利落的心理描写，大量的细节和铺垫，凯恩告别粗粝冷峻的硬汉作风，挣脱“希区柯克式”的背叛爱情和保险纠葛，显示了不同以往的耐心。从第三章开始，凯恩就直截了当地告诉读者，米尔德里德是个没什么原则的女人，对女儿的付出只是为了满足她自己的虚荣心，她是挺有头脑，同时沉湎幻觉，优柔寡断。当米尔德里德与女儿和解开怀时，“她扶在门框的手向上滑去，啪的一声打开了电灯开关，维妲正躺在床上看着她”，她的女儿插足了她的第二段婚姻。也许这是凯恩最得意的一个安排，在家庭关系以及失望和落空的故事躯壳中为美国20世纪30年代的中产阶级生活装上一颗巨大的药丸：有时，我们所做的一切逃避命运的努力，只是为了向我们注定的命运更靠近一步而已。

这样无私又自私，盲目又算计的爱与牺牲，我们并不陌生。不同于前两部更纯粹直接的黑色小说，《幻世浮生》总会在施舍一点点希望之后，才更急遽地将所有人拉进黑暗的漩涡。凯恩针砭的敌意，力透纸背。相比张爱玲在《小团圆》中提及的另一个译名《欲海情魔》，米尔德里德的私欲跟可怜的自尊心交织在一起，从性感可人、坚毅实干的女强人，到歇斯底里、身材微肿的无助母亲，最后选择与第一任丈夫复婚，兜兜转转，又回到了那个潦倒的开始，在经济危机的大背景里，更像是把生活过成了一场幻梦。

《微不足道的生活》：你终将被生活抛弃在身后，但仍请心怀希望。

每每讨论平凡生活的无情之处，如同一根细细的绵针刚扎上指尖，就觉惊心动魄。我们往往对文学作品，容易寄托现实中难以企及的愿望，而普利策小说奖得主伊丽莎白·斯特劳特在小说中更乐意展现的是，人们被日常吞没后的孤独，以及对爱的本能渴望。《微不足道的生活》又译作《奥丽芙·基特里奇》，中译版面世之前，《大方》（No.1春季号）曾摘选过其中的短篇《药店》。

“画鬼最易，犬马最难”。斯特劳特选择了生活的十三个横截面，写作了十三枚独立的短篇。衣着庸常、身材走样、神情冷峻的数学老师奥丽芙·基特里奇以主角或配角的身份游走其间，将波澜不惊的新英格兰小镇织成了一张细密的网，看似无关的插曲得以彼此相连，给长篇小说的叙事尺度插上隐形的翅膀。奥丽芙·基特里奇可以串起十三颗珍珠，并不因为她是镇上最可爱的女人。相反，她又冷又热，又聪明又困惑，她懒得对自己过的日子多说一个字，厌恶来路不明的情怀，无边无际的倾诉和浅见薄识的自以为是。她会生硬蹩脚地安慰别人，即使并不那么喜欢对方；她能为一个患有厌食的孩子热泪盈眶，也会对冷嘲热讽的儿媳打击报复；她年轻时痴爱过潇洒幽默的吉姆，却也甘心与好好先生亨利度过一生。她对庸常生活的人生真相如此清醒，在这个人人都勉力为自己注射正能量的时代，我们恐怕很难忍住，不去爱上她耀眼自我意识下的复杂。

虽然书名用的是《奥丽芙·基特里奇》，可不是仅仅为了讲述一个老妇人的真实残忍与冷峻犀利。十三篇故事起落完整，全篇没有明显的主角和高潮，斯特劳特行文方式无拘无束，写尽小镇居民生而为人的种种优柔委曲，他们都为现实代言，看似淡漠疏离的小插曲与大事件间展现出丰沛绵长的生活图景，你总能在群像中找到平淡卑微的自己。所以，这是一个没有结局的故事，留下徒然的真相：“世界让我挫败，但我还舍不得离开。”你在亲密关系中感受孤独，你试图掌控内心的爱与痛，你在困境中咬紧牙关，你的人生渴望转弯。与此同时，你眷念世人对彼此微乎其微的了解，为了得到自己所求而奋不顾身的努力，以及微末事物中蕴含的救赎力量。

《地下铁道》：一个有用的妄想有时要好过无用的真相。

从1851年首版斯托夫人的《汤姆叔叔的小屋》，到1976年黑人作家亚历克斯·哈利的家族史小说《根》，美国小说家从未停止对黑奴制度的谴责。1982年，美国非裔黑人女作家艾丽丝·沃克的长篇书信体小说《紫色》迎来了文学主旨的第一次突破，认为“种族压迫”和“种族歧视”才是长期需要人们关注和解决的问题。2016年11月，科尔森·怀特黑德的《地下铁道》摘得美国国家图书奖， 2017年4月斩获普利策小说奖。3月27日，亚马逊方面宣布，获得今年奥斯卡最佳影片的《月光男孩》主创团队，将参与制作电视剧《地下铁道》并将在亚马逊的平台上播放。那么，这本号称具有魔幻气质的全球屠榜神作，在政治正确之外，还能让读者收获些什么？

1838年，美国废奴人士组织各地群众通过掩护、分段护送等方式，帮助黑奴从南方的蓄奴州逃往北方的自由州，或是转往加拿大。这个由秘密路线和安全屋构成的网络被称为“地下铁道”，某种程度上构筑了当今非裔美国人的重要历史。虽然曾客观存在，怀特黑德用笔克制隐忍，却并不打算完全写实。他安排生活在南方种植园中的主人公科拉，在外婆去世、母亲失踪后，与朋友结伴，以佐治亚州为起点，经过南北卡罗来纳到田纳西、印第安那，最后到达象征自由的北方。每一章以州名为题，在高度写实美国蓄奴-废奴史上各方博弈艰难历程的同时，也是富含寓意的象征。希望和现实，科拉在两个世界里奔波，每一次驻足都相信自己投奔了自由，却跌落到光明的假象中。种植园外，政府仍然操控着一切，他们会用黑人来进行梅毒实验，假借怀柔政策让黑人女子节育，达到控制黑奴人口的目的。怀特黑德试图用科拉的眼睛来贯穿真相，她的内心与路途一道疯长，她的历险和成长令“地下铁道”摆脱了历史的神秘，具象为辛酸的真实。

若作家行文过多依赖悬念，悬念本身会变为陈词滥调。怀特黑德在科拉逃亡之旅中穿插众多其他人物的番外，导致部分美国读者开始抱怨书中没有形象立体的人物，为“地下铁道”服务的群像里，居然也没有一个是“废奴主义者”。这或许是怀特黑德的有意为之。大部分曾为“地下铁道”真实付出过的人们，几乎都没留下姓名。如果摆脱奴役终是场妄想，他们依然会选择远方对抗虚妄，一米一米地掘进地道的长度，一点一滴地积攒自由的限度。自由具有多种形态也许正是《地下铁道》政治正确外的普世意义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