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故事｜复旦教授梁永安：插队4年，坚信高考迟早会恢复

在高黎贡山下乡劳作的时光总是过得特别慢。18岁的少年梁永安捆起粗粗的稻谷，抓起来抡过头，重重地往下一甩，然后丢给排成一行的女人，让她们用粗大的棍子敲打散开的稻谷。这周而复始的“脱粒法”极为费力，他一次次抬头看太阳，只希望它能赶快落下山去。

那是1973年，“文革”中唯一一次恢复入学考试。但应届毕业生梁永安仍然没有机会参加。到了插队的时候，他还是年复一年地等着，心里装着高中老师为他种下的信念——恢复高考是迟早的。

1977年10月，这一天真的来了。听着大喇叭里“恢复高考”的新闻，梁永安豁然感觉，时代真的变了。出于对文学创作的热爱，他填报了复旦中文系，有惊无险地拿到当年该系在云南的唯一招生名额。毕业后，他留校任教，至今已有30余年。

“国家走过了曲折的道路，我们都体尝过，有困苦，有悲剧。恢复高考又给了我们新的机遇，得到最好的教育资源。我们有一种国家复兴的时代使命感。”回想往事，梁永安感叹，那个时代最大的烙印就是理想主义，“这个社会还是需要更大的胸怀，带动一种价值观，这应当是超越市场规则的。”

劳作，在那时学会了坚持

1966年，“文革”在即，几所军队院校转由国防科工委管辖，里边的一些干部被派去支援边疆，梁永安就这样随着家人从西安到了云南。但他并没有意识到，这样的一个转变，使他意外获得了非常好的学习环境。

在云南，梁永安就读的保山一中是八所省重点之一，那里的很多老师毕业于西南师范学院，他们有一种不能放弃的信念，相信恢复高考是迟早的，所以特别尽职尽责。当时内地武斗不断，大西南的边陲之地反而受干扰小一些。在内陆许多学校停课闹革命的时候，保山一中管理非常严格，夜晚教学楼灯火通明，“那个时候老师就抓晚自习，非常厉害。有时候不够努力，被老师猛训。”

1973年8月，梁永安高中毕业。然而当时并没有等来盼望已久的恢复高考，18岁的梁永安被分配到傣族地区插队劳动。

回忆起插队的经历，梁永安有两点很深的感悟。

一个是对自然的态度。“刚开始犁地的时候，牛不听话，不认识你，你要喂它吃草，跟它打交道，按照他的脾性干活，如果硬来，牛生气之后就会狂奔，弄不好出大事。”

插队伊始，梁永安和同去的知青分到了一块三亩大的菜地，一直在城市生活的梁永安没有任何种菜的经验。靠着观察与学习，他积累了很多劳作经验，“我们就边学边干，慢慢知道菜苗刚刚种下去的时候，不能在白天浇水，因为白天浇水热气蒸发，会把秧苗烧死，晚上天气凉下来，菜地旁边正好是大河，就在月光下挑水浇菜。收获的时候，吃到自己种的菜感觉还是很不一样的，特别香甜，特别幸福。”

还有一个就是对劳动的体会。18岁的梁永安因为命运的安排必须直面大强度的劳作，“不像中学时短期下乡劳动，累了就休息，没几天就回城。到了插队的地方，从早上一直干到晚上。那时候每天就盼着太阳赶紧动一动，盼着时间过得快一点，但是总感觉太阳就是不动。后来，也不能看太阳了，就咬着牙熬，一到休息的时候就很高兴，熬到中午，回去吃饭，然后下午接着干。”

时间久了，梁永安开始习惯这样的生活，“那个时候，我学会了坚持。”

意外，学校录取名单上没我

从在保山读书起，老师们就在梁永安的心里种下了一个信念：一定会恢复高考。可是等到高中毕业，等到分配到傣族地区，又在当地劳作了四年，梁永安都没有等到高考恢复的消息。

直到1977年10月，一天傍晚，梁永安在工厂的办公室和别人聊天，定时播报新闻的喇叭响了，第一则就是关于恢复高考。说着话的梁永安赶紧停下来，静静听着，不知不觉走出了办公室，站在二楼的台阶上，默默听播音里报出的每一个条件，符合、符合、全都符合，梁永安豁然感觉，时代真的转变了，终于有机会参加高考了。

当时的政策是先填志愿，再参加考试。一心想着文学创作的梁永安，把几个中文系名校盘了一遍，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中山大学、山东大学，只有复旦在云南招生，于是毫不犹豫地将它填为第一志愿。

当时的消息闭塞，考完试后，梁永安才得知，原来那年复旦中文系在云南的名额只有两个，一个给军队，一个给地方。

“听到这消息，我的心情就像灌了一桶凉水。要是我早知道军队之外只录一个，我肯定不敢报。那一段时间心情很紧张，亲友们也都说，你呀，没戏了。”

有天一大早，他和两个工友拿着馒头站在食堂外面边吃边聊，刚刚咬了一口，突然天上掉下来一团鸟粪，不偏不倚，正好砸在馒头被咬的缺口上。工友都笑了，说这是吉兆，肯定是录取通知书要来了。

第二天上午，他正在工厂里劳动，外面有人喊“梁永安，电报！”他心里一抖，旁边一起干活的工人说：“咦，是不是录上了。”隐约有些感觉的梁永安冲出工厂，邮递员把电报送到手上，上面写着：

“已录复旦，做好准备，接到通知就出发。”

从云南到上海，梁永安坐了60多个小时的绿皮车，一直坐着，到了上海火车站，感觉上海很挤，人特别多。又坐一个多小时公交车到了复旦，才六点半。

坐在传达室等教务处上班的梁永安打量着校园里老旧古朴的红砖主楼，心里嘀咕：“怎么一点都不气派，还不如原来在西安的军事学院主楼壮观。”

一直等到八点多，去教务处报到。“拿出通知书，和人家手里的录取名单一对，没我！”梁永安瞬间傻了眼，他心想，“就是没我我也不能走，你们给了我录取通知书，无论如何也要待在这儿，录取工作都结束了，能到哪儿去呢？”

查了许久，老师找出了原始手抄的名单，终于在里面找到了“中文系，梁永安”，原来是工作人员打印的时候给漏了，全校就漏了他一个人。

核对好了身份，教务处打电话给系里，“来领人！”没过一会就来了两个老师，一男一女。女老师一来就握着梁永安的手连声说：“辛苦了，辛苦了！”突然又停下来，看了半天，说：“诶，不对呀，不是你呀。”

梁永安好不容易松下来的心又是一沉，这到底怎么回事？转身一看，另外的男老师握着另一个青海来的国际政治系女生的手，也在忙不迭地说辛苦。

一问，才知道又是一出张冠李戴的误会，赶紧换过来。

如此一波三折，梁永安终于正式进入复旦，入读中文系。

文学，从未放弃的热情

在那个许多文人学者遭到批斗、人心惶惶的年代里，梁永安的文学热情一直没有消退，这也是他报考中文系文学专业的原因。这种文学的热情，很大程度上还是来自于从小到大学校氛围的影响。

在西安上小学的时候，有一份期刊叫做《儿童时代》，还有一份报纸是《少年报》，这两份报刊梁永安都非常喜欢，一拿到手总是一口气读完。后来又喜欢上各种神话传说，还有福尔摩斯探案集。

“家里很少给零花钱，但给了零钱就去买书。记得当时一本很厚的书才4毛钱，拿到手里就特别喜欢看，慢慢的，就培养起来这种看文学书的兴趣。”也有不喜欢看的书，比如《红楼梦》，“大人们都说是一本名著，可是看来看去，都是吃饭喝酒吵嘴，觉得没意思。”

初二的一个中午，梁永安提早来到教室，看着空荡荡的教室，脑子里闪现着小说里的精彩画面，他想“不如我也来写一个！”

第一次创作，就是在那个中午空荡荡的教室完成的，“也没有多想，写完了就随手投给了《云南日报》。”令他没有想到的是，没过多久，校长就带着《云南日报》的人找到了梁永安，原来是报社要来审核他的稿子是不是抄袭的，准备要刊登。

稿子刊登后对梁永安的影响非常大。“老师开始非常重视我，觉得我是可以写东西的。当时学校抓得紧，校长说上课不能看闲书，然后指着我说‘梁永安例外’，当时是非常自豪的。” 后来参加演出队的乐队，演出队经常需要剧本，大家就让他来写，慢慢地就这样走上了文学的道路。

尽管大家对文人作家形象的看法多是浪漫，进入复旦中文系的梁永安大学四年却专心于读书，“整天都泡在图书馆，那时候一心只想着看书，每周都有读书计划，没有完成，星期天绝对不能休息。”

梁永安住的4号楼，刚开始的时候不熄灯，有很多同学深夜两三点也不睡觉，甚至整晚看书。后来学校要求晚上10:30准时熄灯，很多同学就跑到盥洗室或者路灯下边看书。“我也有过跑到盥洗室看书的经历，那时候真的是对读书的一种狂热。”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梁永安脸上浮现一丝向往。

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1979年，复旦校园里开始搞大型的演讲比赛。学习之余，迫切渴望表达自己的梁永安积极参与其中，他至今都记得，第一届比赛的演讲题目是《我与祖国》。

在那个张扬着理想主义和启蒙主义的年代，复旦学子对于演讲的热情非常高涨。比赛在第一教学楼顶楼的大教室举办，每年都是人满为患，好不热闹。

“那时候我也参加比赛，不过从来没有拿过冠军，都是第三名、第四名这种名次。”谈及此梁永安爽朗地大笑起来，“这种名次倒不管它，就是这种参与的乐趣。”

1981年冬天，梁永安就和新闻系的赵心树、哲学系的雷元星一起创办了演讲协会。经过多方面筹备，1982年春，演讲与口才协会在学校正式注册成立，赵心树时任协会主席，梁永安、雷元星任副主席。

他们给自己的协会取了一个口号，“日月我心，山河我口。宁鸣而死，不默而生。”35年来，“复旦演协”一直是最火热的学生社团之一，这个口号也传承至今，叩击着一代代青年学子的心灵。

在个性张扬的20世纪80年代，校园青春恋情也比比皆是。“思想解放猛烈的时候，有的恋爱甚至还会有点离经叛道。”梁永安回忆，“大夏天的时候，大家在宿舍穿的比较清凉。有的男孩子会到女生宿舍去，理直气壮地敲门说‘我要和我女朋友一起休息休息！’吓得同宿舍的女生纷纷穿戴好跑出去。”

不得不提的还有1978年圣诞节，复旦的外国留学生与中国学生联合办篝火晚会。烤全羊之后，外国学生主动拉着中国学生跳舞，这可是从来没有的事儿。

一个法国女生拉着梁永安跳了几圈，第二天早晨上课路上，中国同学笑着说他“开了洋荤”。从这以后校园周末经常举办舞会，有很多学生跳舞。

当时的校党委书记夏征农觉得跳舞中有的同学情调不对，很小资。但是他并没有直接下达指示喊停，而是写了一张大字报，贴在校园主干道的黑板报上，“请同学们想一想这样的情调到底好不好”。梁永安正好看到书记贴大字报的过程，“就他一个人出来贴，没有秘书跟班，很民主的风格，没有以权压人。”

那时学校还给学生宿舍楼配备了黑白电视，学生们喜欢每天晚上聚在电视下看体育比赛和文艺节目。校长苏步青觉得影响学习，一声令下电视就收回去了。结果那一周校园大道旁的黑板报全是抗议，还有人画了漫画，“电视被关在牢房里，抓着铁栏杆说‘我要出去’！”

不久，苏步青说中文系需要经常看文艺节目，特批了两台大彩色电视发下来，中文系的学生因祸得福，都很开心。没过多久，全校宿舍的电视也都发回来了，别的系还是黑白的。

理想主义，那个时代给的烙印

复旦有则民间校训，流传甚广，曰“自由而无用”。据说最早出自81级新闻系学生李泓冰的一篇散文。“但那个时候这句话是有点自嘲的意思，有点‘书生百无一用’的意思。”梁永安说。

如今看来，“自由是肯定的，自由的意思就是多元化，能容纳不同的东西。自由是可以选择的，不是涣散，是通过多方面打开，做了一个选择。而无用是面向整体社会的功利心，复旦的文化更注重终极价值的判断。”

梁永安认为，“这个无用对中国社会是很宝贵的，这也符合现代大学的定义，大学最根本的功能不是一种职业教育，而是更高层面的人文养成。”

在大学时代，梁永安自承受到一批老先生的影响，形成了对知识分子生存方式的理解。“老先生们很单纯，有传统的书生的气质，现在很难看到。他们与世俗有很大的距离，靠学术立身，没有任何的投机取巧，对我影响很大。”

梁永安对中文系老系主任朱东润先生念念不忘。他回忆，有一次陪朱先生与欧美留学生座谈，有人提出一个问题：您的夫人在“文革”中被迫害死了，您本人也受了很多苦，这么多年，您怎么承受得了这么大的苦难？

朱先生沉默了片刻，缓缓地说，“国家那么大的悲剧，个人在里面，肯定会有灾难。就像一场大地震，会有死的伤的。老想这些，会很悲苦，还是要向前看，把国家建设好，不要再重复那些荒唐的事情。”

先生的宽厚给了梁永安深刻的印象，但更大的教育还在后面。有一次中文系举办师生书画展，梁永安作为学生会宣传委员，受托去朱先生家里，请他写一幅参展的书法。

朱先生欣然同意，问什么时候要。梁永安说第二天就来取，书画展后天开始。朱先生的神情骤然严肃起来，停了停说：“你们这一代，不大懂中国传统文化。这是叫请字，一件很庄重的事儿，起码要提前一个星期来说，这才符合礼仪。”

梁永安听了面红耳赤，心里又惭愧又着急。朱先生见状，给梁永安的茶杯里加了点儿水，微笑着说：“下次就知道了。我现在就可以给你写，可是不能啊。这样吧，三天后过来取。”

述说这些往事，梁永安有些感慨，“复旦会让你深化对人生的理解，她给你的教育资源是全国最好的，是每一个中国人辛辛苦苦的劳动，才造就了这样的学校。考入复旦当然说明了你的优秀，但也不能全归功于你自身的努力。你的获得远远大于你的奋斗，很多人只是差了一分，他就进不了复旦，得不到这样的培养。我们面对人民，要有一份内心的感恩。”

“国家正在文明变迁中，理想主义就是把个人的价值放在社会发展中实现，理想的价值远远高于个人的得失。”梁永安说，“国家走过了曲折的道路，我们都体尝过，有困苦，有悲剧，恢复高考又给了我们新的机遇，得到最好的教育资源，我们有一种国家复兴的时代使命感，做这个时代最有价值的新事。这个社会还是需要更大的胸怀，用理想带动一种价值观，这应当是超越市场规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