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故事|人大常务副校长王利明:没教材,当年法学课讲政策

蒋安杰/法制日报

2017-06-07 1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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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利明 中国人民大学常务副校长、博士研究生导师  
1977-1981年,湖北财经学院法律系本科毕业,获法学学士学位;1984年12月,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硕士研究生毕业,获法学硕士学位。研究领域:法学方法论、民法总论、商法理论、物权法、债与合同法、侵权行为法。
时光如梭,从1977年参加高考踏进大学校门到今天,不知不觉已有40年了,40年弹指一挥间。想起当年,作为“文革”后恢复高考公开招录的第一批大学生,现在担任中国人民大学常务副校长的王利明教授感到自己十分幸运,而且对于特殊的称号“七七级”大学生也十分自豪。
1977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政治领域的拨乱反正、精神领域的思想解放、教育领域的正本清源,都为这个年代烙上了深刻的印记。1977年10月21日,《人民日报》头版发布了恢复高考的消息,社会顿时沸腾。
王利明在接受法制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当大学招录制度改革的消息传到他插队的村庄时,大家对此都将信将疑,因为高考已经停止十多年,这一消息公布后,许多人都怀疑是真考还是假考。
“最初我也没有把此事当真,因而并没有认真备考。但过了不到1个月,我的一位中学老师给我寄来一封信,他在信里叮嘱我说,我在中学是班里的学习尖子,有基础,有希望,不管消息是真是假,一定要参加这次高考,哪怕权当一试,也是难得的机遇。我回信说出了心中的顾虑,自己已经很多年没有摸教材,手头也没有数学、物理、化学等课本,不知道该复习什么,怎么复习。老师又很快回信,并随信给我寄来几本‘文革’前的中学教材,并再次鼓励我努力复习。就这样,抱着试一试的态度,我向生产大队请了假,回到小镇上,认真备考。我把自己关在小房间近半个月不出门,每天啃点红薯,吃点炒饭,醒了就看书,看累了就睡觉,就这样复习了半个月,迎来了考试正式举行的日子。我进考场后,发现里面空座位不少,看来不少人最后还是放弃了。”王利明回忆说。
改变命运的一次考试
记者:40年春秋,不觉已一晃而过。王老师,您还能记得曾经的高考题目吗?请您谈一谈当年的高考情况。
王利明:考试的题目倒是很简单,第一天考政治,第一题就是解释什么是“四人帮”。我看到这个题目,几乎要笑起来,觉得这题目太简单了。语文主要是翻译荀子的《劝学》,并写一篇题为“学雷锋的故事”的文章。这个我还比较熟悉,因为我的古文基础比较好,所以语文答题并没有遇到困难。难的是数学考试,题目虽然主要是小学数学知识,但由于我们多年没有看书学习了,最简单的题目也答不上来。我后来听一位招生老师说,我的数学考得很差,但好在语文很出色,把平均分拉上来了,才勉强被录取。我就这样误打误撞地完成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场考试。我至今还记得,我正在田间除草时,一位乡村邮递员大声叫我的名字,然后给我送来了一封邮件,我打开一看,是大学录取通知书,我当时仍然不敢相信,请身边的几个人仔细看是不是真的,大家都确认无疑,我激动地流下了眼泪。
进到大学以后,同学们聊起来,我才发现大家都有相似的经历,大家都是靠自己多年的老底子应付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场考试,一场改变了我们个人命运的考试。我后来才知道,“七七级”高考报名人数达到了2000余万人,但最终录取的人数不到实考人数的5%,那一年也是高考恢复以来录取比例最低的一年。
永怀感恩之心的一代
记者:王老师,回忆起40年前的高考,您曾说过“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代表您的感受,对那个时代您最真实的记忆和最想表达的是什么呢?
王利明:我首先感恩改革开放、感恩高考制度的恢复。我经历了十年“文革”和改革开放,这两个时期的对比对我来说是切身的体会。我们经历过十年“文革”,从“文革”的混乱中走过来,真是像噩梦初醒一样,改革开放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变化迅猛而震撼。我们这代人有幸赶上改革开放的大好时光,我们是改革开放的参与者,也是改革开放巨大成就的见证者,更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改革开放给我们搭建了施展才华的舞台,为我们提供了报效国家民族的舞台,更为我们的事业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难得的机遇。没有改革开放,我们这代人只能是浑浑噩噩度过一生,可能终身一事无成。我也感恩高考制度的恢复,邓小平同志一句“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呼吁,让停了12年之久高考的钟摆,终于又重新嘀嘀嗒嗒地摆动了。邓小平同志关于恢复高考的重大决策,改变了我的人生,改变了我的命运,而高考制度本身,直到今天仍然让许许多多像我一样的年轻人拥有走进大学殿堂、实现大学梦的机会。 
我要感恩我们的母校和老师。教育改变了我们的人生,时至今日,我仍特别怀念大学生活,感恩我的老师们。那个时候很多老师从农村、工厂、五七干校返回到学校,开始新的生命,对教育的那种原始而强烈的热爱,驱使他们几乎把所有的精力都奉献给了学生。那时候师生之间的关系是非常纯粹的、亲密的,没有掺杂功利的色彩,老师们无私地为大家授业解惑。
记者:您还能记得当时和老师交往以及交流的一些细节吗?
王利明:是的,可以说好多故事我都记得。那个年代,每次上完课,老师都会主动到宿舍继续跟学生交流,坐下来一聊就是几个小时,不仅仅是解答学生提出的各种专业问题,还要和学生讨论为人处世的道理,老师带给我们的不只是与本专业相关的知识和见解,更重要的是对人生、对事业的思考和人生的智慧、阅历。
傍晚时分,我们吃完饭,也经常踱步到老师家串门,师生之间敞开心扉,无话不谈。老师对我们的关爱可谓无微不至,我记得,一次我生病躺在床上,没有吃饭,当时民法课程的任课老师听说后,亲自上街买来一只活鸡,为我熬煮了一罐鸡汤,让我感动得几乎要掉下眼泪。现在这种事可能是凤毛麟角,但在那时,师生间的这种交往却司空见惯,十分自然。
没有教材全靠摸索
记者:1977年是恢复高考的第一年,你们那时是怎样上课的呢?  
王利明:说起这些,我也要感恩那些大学期间第二课堂的老师。我们那个年代百废待兴,包括法学在内的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体系、课程体系都处于重建的起步阶段,许多课程还在摸索,根本没有教材,我记得当时法学课程大多讲授的是国家政策而非法学知识。大学4年间,有半年以上的时间我们都是在各式各样的社会实践中度过的。   
我们走进工厂、车间、走进基层的公检法机关和办案的法官、检察官和警察一起交流,到农村田埂上,到农民家里,了解基层火热的生活,由此对中国社会的民生百态有了切身的体会和了解。我们不光在所谓象牙塔的大学里恶补各种专业知识,吸收一切精神养分,还脚踏实地地深入社会这所大学,观察、调研、体悟、思考。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我们热衷于从学校走入社会,从无字句处读书。正是这些社会实践锻炼了我们,“七七级”的学生们都有一个学以致用、兼济天下的抱负和雄心。
不可复制的特殊一代
记者:有人说,“七七级”是激情燃烧的特殊一代,各行各业成就了很多人才,但不可复制,您是怎么看的?   
王利明:是的,因为那个年代太特殊了。当时走进大学校园的情景我至今记忆犹新,绝大多数学生来自农村、工厂、车间、军队,许多人身上都留着泥土的气息。记得当时开学报到时,有人背着行李第一次走出乡村,有人挑着担子,手上还牵着自己的孩子,有的人身穿军装或车间的工作服走进校园,大家走到一起,住在一起,发现年龄差距极大,有“老三届”的,也有像我这样高中毕业只有两年多的,年龄甚至相差十多岁,大家走到一起成为同学,这也是那个时代特有的现象。
我记得,就在我进校的前一年,无论是我生活的小镇,还是我插队的农村,人们都不敢轻言国事,串门时若说到这样的话题,主人都要立即打断,或是打开窗户、打开门,看看外面是否有人在偷听。历经多年的政治运动,不知道有多少人因为说错一句话而蒙受牢狱之灾。然而,就是从我们进校后,国家政治环境逐渐发生变化,人们开始真正敞开心扉,可以议论国家大事,可以提提个人的想法。国家不仅进入了一个改革开放的时代,也进入了一个焕然一新的时代,对我们而言,更是进入了一个理想激扬的年代。  
我们“七七级”曾经经历了很多磨难,不少同学都有上山下乡的经历,这些经历也是我们宝贵的人生财富,使我们真正懂得了农村,理解了农民,也进一步读懂了国情。作为“文革”后的第一批大学生,每个人都感觉自己应当成为国民表率、社会栋梁,应当担当起对国家、对民族的重任。无论是在课堂上,还是在宿舍里,同学们都在关心国家大事,时常讨论国家大事。那时宿舍里没有订报纸,我们就到外面公共橱窗栏里仔细阅读每天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甚至自觉地就这些报纸上发表的文章展开讨论,没有人组织学习,没有人号召大家学习,但是大家都是那么认真地习惯性地凑在一起学习、讨论。
1978年,全国开始了真理问题大讨论,我们也积极参与了这场讨论,与百废待兴的国家一起度过寂寂无声的年代,迎来激情燃烧的岁月。“七七级”后来涌现出一大批杰出人士,其中不乏政界、学界、商界的领军人物,有人称之为“七七级现象”,我想这是和那个特殊的年代,特殊的风气,特殊的一代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艰苦而快乐的一代
记者:王老师,你们上大学时的生活情况怎样呢?特别艰苦吗??
王利明:我们入学时,刚刚粉碎“四人帮”,十年动乱结束时间不长,仍是满目苍夷、百废待兴。那个时候物资极度匮乏,整个武汉市几乎都没有多少蔬菜供应,每天我们都只能吃到一点点蔬菜,几个月见不着一点荤腥,但是没有一个人抱怨,口腹之困无碍于我们高涨的学习热情。几乎每个人不为外物所扰,因为大家都经历了人生的磨难,吃过苦、挨过饿,倍加珍惜学习的时光,不会特别在意生活的艰苦,没有人想到去做兼职。我因为家庭贫困,学校每月还给我十多块钱的生活补贴,就靠这十多块钱,我不仅能够支付生活费,还想办法节省一点钱到书店看看,买几本自己喜爱的书。因为那个时候,由于买不起车票,好长时间都不敢回家,当时物质条件非常艰苦,但好像还没有金钱诱惑的概念,也没有“万元户”的概念,更没有听说“大款”这一说法,但大家是非常快乐的。当然,在入学一年后,随着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解放了生产力,农村的市场供应大幅度增加,各种农副产品上市,我们的生活也渐渐得到了改善,食堂的伙食也越来越好。
求知似渴的一代
记者:王老师,我们在采访时发现,七七、七八级的同学们普遍都有一种“知识饥渴症”,你们学习都特别刻苦?  
王利明:是的,我们生活在一个文化断裂的时代,每个人其实都怀揣着自己的大学梦,唯有到梦想成真的那一刻,才清晰感觉到求知欲的强烈,每个人都努力抓住一切机会给自己补课。我们从上小学开始适逢“文革”,虽然学到了高中毕业,但实际上不间断地停课、闹革命,课堂几乎没有学到多少东西,就像小孩出生后没有足够的营养一样,我们在启蒙教育方面始终是营养不足的,主要是在社会大学中学习,几乎都是靠自学。和我们这一代学生一样,学校也是刚刚从沉寂中苏醒,很多教室多年无人使用,图书馆的图书也是刚刚解禁,基本没有什么教材,特别是对我们法律专业的学生来说,更是鲜有教材可供学习。   
老师通过与同学交流和座谈传授知识,主要课程集中在政治理论和文史哲等科目。就在这样一种环境中,重回校园的同学们如沙漠遇水,都几乎疯狂的补习,以期弥补上11年间知识的亏空。我们几乎全年泡在图书馆里,找各种书来读,真正把读书当成了一种享受,一种快乐,一种满足。   
所以走进大学以后,大家都有对知识的饥渴,想把浪费的时间都给补回来,每天早早地就去图书馆占座,甚至经常出现图书馆一大早就排起长队的情景。有人甚至中午只带个馒头、带个饼,钻进图书馆就不出来,晚上宿舍熄灯以后,有人仍然打着手电筒在床上看书。那个时候,几乎没有哪位老师在课堂上讲学习的重要性、知识的重要性,但每个人都深深地知道和理解学习的重要性。   
我们是从大学开始学习英文,英文学习也是从最基础的ABC开始的,谁也没有录音机、录放机,甚至没有收音机,当时很流行的做法是,每天揣个小本,记上每天要背的单词,在食堂打饭、图书馆借书排队或者下课的空隙,都要拿出这个小本来,读上几遍或者看上几眼。那时候,每个人的学习状态几乎都可以说是争分夺秒,想把以前失去的时间都抢回来。
保持不断前行的心
记者:一次重要的考试改变了那么多人的命运,在您看来,作为77级大学生,您最想对现在的年轻学生说的寄语是什么呢?   
王利明:我们走进校园以后,每天都沉浸在学习之中,但每个人都不是死啃书本、死记硬背,对书本上的内容大家都在认真思考。每次下课之后,老师总要到我们的宿舍里来,回答同学们的各种提问。回答提问完全是自愿的,但是大家下课后都愿意向老师提出这样那样的问题,甚至在宿舍里就和老师争论起来。每个人都从自己的工作、生活经历谈自己对老师讲解的各种法律问题的看法。那时候,没有要求每个人写论文,但不少人课下就开始针对老师的讲解写学习体会,甚至小论文,可惜当时没有多少像样的教材,没有多少可供参考的资料,每个人都是凭借自己的思考在写作。在真理问题大讨论开始之后,我记得我们无论是在课堂上,还是在寝室里,大家都会争论得面红耳赤。那个时候,没有太多诱惑,每个人的生活、想法都很简单,既不追求金钱、权力,也不追求地位、名誉,大家都有做不完的事情,不管是大学毕业之后选择继续深造,还是投身到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中,时间于我们是最为珍贵的,大家都想尽快弥补失去的10年。
当时我阅读了大量的文学书籍,虽然这些书或许无助于形成成熟的专业体系,但为我日后的独立思考的精神和人文情怀打下坚实的基础。我们中的不少人迷恋文学,成为文学青年,写小说、写诗歌、写剧本,希望闯进文学的殿堂,圆作家梦、诗人梦。我也是这其中的一员,茶余饭后,我们总是在讨论唐诗宋词,讨论当时兴起的“伤痕文学”。文学研讨成为很多人的第二课堂。   
40年前的滚滚春雷不仅改变了我们这一代人的命运,也为拨乱反正后蓄势待发的中国储备了一大批人才,从此,文化的莽原不再杂草丛生,教育的芳苑复萌返青。更重要的是,实行改革开放、恢复高考,恢复了知识的尊严,重新肯定了知识的价值,昭示着理性的复苏,开启了中国“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新时代。所以,我感谢改革开放,感谢高考制度,它赋予我们的青春浓重的色彩,让我们拥有一段厚重的独家记忆;更希望今天的青年人,像40年前走进大学的我们一样,始终保持不断前行的心,珍惜时光,磨砺意志,增长才干,肩负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  
(原题为《“七七级”:一个时代的记忆——访湖北财经学院法律系77级学生王利明》)
责任编辑:朱远祥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高考 77级 法律 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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