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巴黎”的老建筑改造，如何让居民获得尊严感

“大巴黎”项目

巴黎的东北部边缘区域是“大巴黎”项目的核心。在近150年中，这片区域集中建造了大量的工业建筑和社会住宅群。自二战以来这片区域一直处于持续的变化中，并留下了许多20世纪的城市和建筑遗产。

巴黎东北部地区属于圣-圣德尼省的行政管辖区域，也是大巴黎项目的重点区域。随着工业的发展，第一批兴建的工厂与其配套的建筑包括工人宿舍成为该地区一直到20世纪末的地标性建筑物。这些20世纪的建筑遗产，它们或许并不那么与时俱进，但它们组成了大多数人的日常环境，也反映了在新兴房地产热和社会经济危机下在城市郊区出现的普遍问题。而社会保障性住房的建造也成为了20世纪后半叶的核心议题。

由于长期以来行政管理上的分隔以及空间发展上的分离，造成大巴黎都市区城市与郊区贫富差距和社会分异等问题，于是法国政府在2000年左右开始以住房的改善为主要手段，寻求社会的开放和人口的混合。于是，拆除“贫民窟”并建造多种住宅类型成为规划政策制定和城市设计的新主导方向。

然而拆迁的过程几乎和原先的建造过程一样的暴力：国家层面拆迁的决定只注重效率和数量，几乎忽视了人口。整个过程缺乏一些必要的评估：建筑再利用和新建的比重、优秀历史建筑特征评估，建筑作为社会价值和纪念性价值的评定等等。这使得整个区域因缺乏历史和场所感而没有了生机和活力，势必会对居住者造成潜在的创伤，尤其是穷人阶层、难以融入法国社会的移民以及失去社会关联、没有保障的弱势群体。

以下这两个案例用来说明在这种背景下，城市遗产作为在社会和文化方面展示的新价值导向。

La Muette街区：一段和窗户有关的城市记忆

由英国理论家埃比尼泽·霍华德倡导的“花园城市运动”，在一战和二战之间引入了法国并得到发展。这个重要的新城发展模式在巴黎郊区实施得很成功。在居住区域中，可以看到绿树成荫的街道、倾斜的屋顶、独栋住宅和集合住宅区严格的高度控制等，“花园城市”还体现在对建筑物和树木之间间隔、透视视角、景观种植的重视。

在战后的1920年代, 法国面临城市中住宅数量的严重短缺，再加上农村人口的外流，加剧了农村人口集中迁徙到城市工业区域的趋势。在1930年代政府试图在政策上改善这种情况并且采取了创新的行动：位于德朗西（Drancy）的La Muette街区就是这个项目的第一批试点地区之一。

1930年代，Lods、 Beaudoin和 Jean Prouve三位建筑师承担了La Muette街区城市更新的任务。 Jean Prouve 是这个项目中金属加工方面的负责人，提出了使用折叠金属板的想法：所有的窗户从窗架到百叶窗都采用了这种方式。垂直窗玻璃层以及防晒层都能够在由煤砖制成的隔墙之间滑动。

然而1930年代的经济危机终止了这项建设的进程，建筑建成之后完全是空置的。二战开始后，法国主要现代建筑和社会保障性住房的建设的宏伟蓝图无奈停滞了下来。从1940年到1945年，法国被德国纳粹占领。

La Muette在战争年代成为法国通往奥斯维辛集中营和毒气室的重要过渡区。这里曾经居住了近7万人，其中很多是被驱逐出境的犹太人。战后，法国面临重建，所有人都希望通过城市的现代化建设带来和平和舒适：希望用30年的时间使得经济和人口高速发展，翻过黑暗的那一页。

La Muette从一个“监狱”转变为一个居住区。塔楼和高楼大厦在1970年代被拆除，只有曾经作为监狱的U形建筑，目前作为社会保障性住宅保留下来。

被改造的U形建筑，本文图片均来自讲座。

1990年代末期，国有公司在对这一地区建筑进行维护时，开始用双层玻璃、PVC材料以及百叶窗户替换原先 Jean Prouve 设计的金属窗户。这引起了公众的强烈反应，呼吁政府对此作出回应，后来这个项目被终止，70%的建筑立面上的窗户没有被替换。

此次争论的焦点在于：新的窗户有损原有建筑的外观，并且抹去了原先这一地区作为战争期间犹太人定居点的历史记忆。于是，新的问题产生了：建筑外观和场所记忆之间有什么联系呢？

在多次讨论之后，文化部决定将La Muette地区U形建筑的立面定为历史纪念物，这个决定出于以下两点理由：一是作为一处留存纳粹幸存者记忆的重要场所；二是作为一处建筑学历史发展的重要见证。

考虑到社会住宅缺乏资金的现状以及居民需要达到舒适居住环境的需求，全国委员会负责对这些窗户分门别类去批准更换，然而这些原有的窗户被更换时没有很好地尊重原样保存，更换的技术水平也不先进。比如一小段立面上，原有的金属窗框被更换成了双层的玻璃窗以及橡胶接头，后又考虑到预算，剩下的窗户更换成了PVC材质。

改造后的窗户材质。

在某种层面上，这个项目中，满足居民改善条件的需求优于建筑遗产的保护，因为社会保障性住房不同于传统历史保护的对象（如宫殿和教堂）。但是这样就产生了以下几个问题：

1）关于拆除仍然存在的历史设施：我们对仍在使用的社会遗产要特殊看待吗？如果保留历史设施会使得居住者的安全得不到保障，那么应该保留它们吗？

2）如何看待这些窗户：它们是否会因为是Jean Prouve 的作品，为了不必要的经济投资而被毁？

3）关于保存或修复的预算：需要修复和替换的对象不在少数，特别是对于战后建筑群或工业遗产，资金方面我们是否有能力承担？

我们或许在La Muette地区这一案例中可以找到一些答案。关于现有窗户的保护：其中一些被取出用于巴黎和欧洲的博物馆展览。大多数滑动窗口仍然在原位。除了修复的窗户，其他所有新窗户都是PVC的框架材料，但它们不使用原来的白色，而是涂成深灰色。

谈到颜色，有另外一个基于《威尼斯宪章》的争论。在工地上，通过对不同涂层的物理实验，还原出一个原始的黑色。黑色经常被用于1930年代的现代建筑，比如勒柯布西耶设计萨伏伊别墅窗户的时候也用到了黑色。鉴于建筑背后的历史和目前作为住宅在使用，选用黑色似乎很适合，因为除了象征沉重的历史记忆，它还说明这一地区作为居住者的日常生活场所不需要更多的粉饰。但在西方国家，黑色是死亡和丧事的代表色。最后，专家和地方当局通过讨论，找到一种代替黑色的深灰色。

改造后的窗户颜色。

总之，La Muette地区的案例说明了场所记忆与历史之间的联系。它从新兴的遗产与非传统技术设备的角度反映了一个新议题，那就是仍在使用的建筑物和居民改善条件的社会需求之间的博弈。它不再是通常讨论遗产保护的那些宫殿、寺庙，而是一个反映社会因素和特定历史的典型案例。

Les Courtilleres街区：一处使当地居民获得尊严感的新类型遗产

Les Courtilleres街区的项目已经进行了15年，这个项目说明了遗产是如何影响城市更新的进程。

从1950年代开始，这一地区的房子就成为法国一处非常经典的研究建筑的地方。这个住宅区是1950年代的建筑师Emile Aillaud在当时法国工业化发展时代住房紧缺的背景下设计的。

这个住宅区的形态被设计成一个蜿蜒的环形带状空间，环绕着一处开放的公园。环形带之外的楼房建造得比较高，可以允许从不同的角度看到公园。原先场地的土壤被移植到公园当中，和围绕在公园旁边的建筑组成特殊的景观，起起伏伏的景观形态感觉像在树后面漂浮的山丘一样。

改造前的Les Courtilleres街区

Les Courtilleres这个更新项目是想把三分之一环绕公园的建筑拆除，以增大公园的开放度，这个更新项目主要内容为两点：一是通过更换临街涂料提升建筑保温性能；另一个是通过调整建筑内部空间布局尝试更多的住宅类型组合。

在项目实施的过程中，围绕建筑拆除以及改变著名建筑环形带的争论此起彼伏。学者和历史学家纷纷呼吁文化部门对此进行干预和保护。

在这场争论中，非居住者主要关心建筑背后的文化价值，而原住民主要关心是否可以改善居住环境和新家的质量。后者对于建筑本身的性能提升和历史几乎不关心。这样的争论最终导致了建设量的降低（减少一半的拆除量），并解决了由于公园开放性提升而带来的拆迁问题。

临街建筑立面的第一次修复是1980年代替换了首层绝缘层。建筑外立面被涂上了一层廉价的水泥，这很难让居住者相信建筑质量得到了提升。于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产生了：如何修复建筑可以让居住者相信建筑质量是得到改善的，并且愿意居住在这种保护建筑中？

之后这个项目基本没有按照《威尼斯宪章》和传统历史保护的方式实施。建筑师Aillaud对待建筑外立面原始着色的态度是这个更新项目的关键。

建筑师Aillaud请来了画家Fabbio Rietti一起参与到项目中，在建筑沿街外立面他们使用了蓝灰色涂料，并在朝向内部公园的立面上，为了提高辨识度，建筑师共选取了八到十种颜色（从棕色到淡蓝色），运用在不同住宅上。整个建筑环形带从内部看就像一件小丑服一样。但现在已经看不到了，它被后来第二次立面的修复所覆盖。

Les Courtilleres街区的改造设计

艺术家Di Sciullo被邀请来重塑建筑的颜色。他使用了一个新的材料——2cmx2cm的珐琅瓷砖，像素化拼贴在建筑的外立面上。大量的颜色组合和强烈的对比反差唤起建筑外立面颜色对于建筑本身的重要性。这一材料的选取让人回想起1950-1960年代使用的陶瓷和玻璃砖。

居住者对于建筑的这一变化反响非常大，他们觉得自己是置身于一件艺术品中。这让身处争议的保留建筑摇身一变成为观赏性更高的建筑，也强调了作为现存建筑遗产的重要性。

巴黎东北角的郊区被认为是代表二十世纪城市与建筑建成环境的重要地点。组成这些景观的构成物作为过去历史的见证者和现在身份架构的组成部分，需要被评估。然而这个新类型遗产引发了对于传统历史保护的思考，需要在建筑尺寸、工业化进程、人工材料、再利用、人居环境问题等新方面投入更多的关注。

为了改善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新的方法被运用到城市更新中。它们质疑了基于《威尼斯宪章》的传统修复为主的规章，但这离更开放的公众和地方当局参与的目标会越来越近。

【本文根据4月9日晚，布吕诺·门戈利教授（Prof. Bruno Mengoli）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世界遗产培训与研究中心（简称WHITRAP）上海中心的邀请，在同济大学文远楼三楼亚太遗产中心进行的题为“大巴黎：城市遗产的保护与再生”的学术讲座整理而成。转载自微信公众号“亚太遗产中心”，经删减编辑，授权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