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牛可：明星总统肯尼迪如何实力“圈粉”

5月29日是美国总统约翰·F·肯尼迪诞辰100周年。这位在任仅1000多天的美国总统，跟历史上的诸位总统相比，其政治成就未必见得有多么优秀，甚至在一些历史学家看来，他是一个被严重过誉的总统，然而他在公众认知中却有着极高的评价和鲜明的形象。这是为什么呢？近日，澎湃新闻就相关问题采访了北大历史系副教授牛可。

澎湃新闻：约翰·F·肯尼迪只做了1000多天的美国总统，但其公众认知度很高而且形象鲜明，您怎么看待他作为美国总统的历史地位？

牛可：总统在美国公共生活和美国文化当中占据独特、重要的地位，多数总统个人或多或少会成为时代的标记和历史符号。尽管如此，随着时间流逝、往事淹没，到奥巴马为止，在成为历史的43位总统中，其实也仅有少数几位总统还在普通人的记忆中维持着鲜活、强固的存在，并对美国人和外国人认识、界定和想象美国发挥特定作用。屈指算来，无非是华盛顿、林肯、西奥多·罗斯福、富兰克林·罗斯福和肯尼迪寥寥几位而已，顶多再加上里根。其中肯尼迪是极为醒目和独特的一位，最能引发各种人的兴趣，是永久的话题。肯尼迪在美国人的历史记忆和大众文化中是一个非同寻常的存在，这本身就是个特别有意思的问题。

美国人一向好给历史上的总统打分、评等，不时出现关于普通公众心目中美国历届总统的优劣排序。1975年的一次盖洛普民意测验中，竟然有52%的美国人把肯尼迪排在首位，位居林肯和华盛顿之上；十年之后，肯尼迪仍然排第一，支持率达到56%。2000年时，肯尼迪还位居榜首。第二年里根90岁生日，他因此而被排到首位，但肯尼迪还排第二，领先于林肯。在这些以一般公众为对象的调查中，年代早的总统会因为历史远去、相关记忆的淡漠而吃亏吧。但是在2010年盖洛普的一项调查，给从肯尼迪到小布什的九位战后总统排名，肯尼迪居然以85%的赞成率排名第一，而排名第二的里根为74%。我自己有个观察，2014年夏天，我在林肯纪念堂的书店里看到，除了关于林肯的书，就数关于肯尼迪的书多了。美国公众对肯尼迪的兴趣，是美国专业历史学家和学者们有时都感到吃惊和不解的。

从事严肃学术研究的历史学家和学者们，即便他们当中喜欢肯尼迪的大有人在，但一般不会对肯尼迪的政治成就和历史地位给予那么高的评价。比如，1982年，在一项对2000名学者的调查中，按照伟大、优秀、一般、较差和失败五个等级打分，肯尼迪被排在第13位，属于优秀类别里的中间位置。1988年，75名历史学家和评论家对肯尼迪的描述是“美国历史上被评价过高最严重的公众人物”。2000年，78位历史和其他领域学者给肯尼迪的排名是第18位，在优秀类别里排名靠后的位置。

历史人物的所谓历史地位，通常要在变常绝续的节律和比较长期的时段当中界定，要看他们在何种程度上塑造时势、克服危机、扭转格局、发动潮流、创制基业、竖立典范、影响后世。就这些方面而言，建国时期的华盛顿、杰弗逊，19世纪的杰克逊、林肯，20世纪的两个罗斯福和威尔逊，战后的杜鲁门、里根等，都处在某种大变局的节点上，都引领或者伴随大的历史变化，也都开创了某种政治格局或者政治传统。一般说来，他们的历史地位都比肯尼迪高。肯尼迪所处的时代是过渡性的；而且命运只给了他三年时间，就像Robert Dallek的那本权威的肯尼迪传记题目所说的，他只有一个“未完成的生命”（an unfinished life）。

澎湃新闻：那么，在大众认知中作为国家总统的肯尼迪，其头顶的“明星”光环是如何形成的？

牛可：感性更强的公众认知中的肯尼迪，与严谨、复杂的历史思考中所呈现的肯尼迪，两者之间是有差距的。美国公众对肯尼迪非同寻常的兴趣在于：这个人物是集中了大众文化中一切生发趣味性和戏剧性的元素。他有出身富豪子弟的身世，父亲和三位兄弟也都是有色彩、有故事的人物；他是第一位天主教徒美国总统，而当时天主教正处于从“非美国正宗”转进到美国社会主流的过程中（肯尼迪的当选正加速和确定了这一过程），他的天主教身份就像后来奥巴马的非洲裔美国人身份一样，是一种特异的，因而也容易引人关注的因素；此外，肯尼迪还有作为“战争英雄”的身份。这个特权阶层的子弟执意报效国家，自己争取到最危险的战争前线去，当了一艘装备不良、只有12个艇员的鱼雷艇的艇长，他的艇在南太平洋上被击沉后，他奋不顾身、艰苦卓绝地拯救了他的士兵弟兄。对于教育程度较高的公众而言，肯尼迪的智性和公共写作，他作为普利策奖得主的作家身份，他的隽言妙语，在美国总统当中独树一帜，是继国父一代的“绅士文人”政治家和后来的老罗斯福、威尔逊之后最具有知识分子特质的总统。

而且，肯尼迪是太适合那个正在开启的美国政治的电视时代了：在这个时代，外表、形象、做派、表达，这些政治家的外在属性在选举政治中，在政治家和公众的关系中，作用空前凸显。肯尼迪俊朗、潇洒的外表，还有他那位美貌可人的夫人，两个漂亮的孩子，尤其符合美国公众对第一家庭的期待和想象。他在任期中途的悲剧性死亡，又使他有了一个烈士的身份，他的人生被笼上了巨大的悲剧意象，给他的历史形象又注入了一种独特的、可遇不可求的悲怆情愫和悲剧性审美元素。在其身后，被挖掘出来的越来越多的风流艳史，也给他增添了更多的色彩，更多的趣味性、戏剧性。

在肯尼迪留给人们的记忆中，美好是明显的、巨大的和不可抗拒的，而在战后变得更疏松、宽容的美国公共道德观念下，他的缺陷和阴暗面是可以被理解、包容、原谅和玩味的。肯尼迪，JFK，已经是美国大众文化的一个符号了。发自人性的关于他人的兴趣是怎么生成的，大众文化中的明星效应和英雄崇拜是什么机理，现代政治中领袖的政治魅力是怎么回事，战后美国大众文化中和道德、价值观念中有哪些偏好、趋向和亮点，对所有这些问题，肯尼迪都是个很好、独特的观察和理解的对象。

澎湃新闻：肯尼迪本身的个性如何？也就是说，当我们把他作为普通人而不是总统时，会怎么形容他呢？

牛可：肯尼迪显然是那种人见人爱的人。Everybody loves Jack。如果不从政，不当政治家，他也是那种在人群里自然而然受关注也受欢迎的人。我们在生活当中也遇到过这样的人吧。一般说来，这样的人都对他人有发自内心的善意，喜欢和他人交往而且善于和他人沟通，尤其能让别人在轻松愉快的状态中和他交往。这样的人天性宽容，不甚在意他人的缺点，也不甚在意他人和自己的不同之处，甚至往往会欣赏这种不同之处。美国的富豪人家和世家子弟往往容易被人称为snobs，但肯尼迪是绝不会被任何人说成是snob。这个词在中文中往往译成“势利小人”，其实不一定合适，容易有误导；“势利”给人感觉经常是地位较低的人攀附、迎合别人，而snob往往用来指那些身份、地位上有优势的人喜欢标榜和强调自己和别人的差异，总要让自己高高在上的倾向。所以snob连带的总是pretentiousness和superficiality，也就是装腔作势、虚荣浅薄。肯尼迪的亲信索伦森就说，任何人都不会把肯尼迪和snob联系起来。肯尼迪当然还是有一种内在的、甚至是与生俱来的自知自信和从容大气，这不是能够装的，是装也装不出来的那种高贵，nobility。用和他相交甚厚的加尔布雷斯的话说：“他对自己有一种强烈的、甚至是独特的真诚。”（he was intensely, even uniquely, true to himself.）肯尼迪在1960年大选之前对自己和对手尼克松做了个比较评价：“尼克松在自己是谁的问题上总是有点麻烦。我却知道我是谁。”加尔布雷斯说，这是“他的政治力量的一个基础”。

肯尼迪脾气还是挺好的，可以说生性敦厚、随和。我感觉他轻易不动气，更少发怒，一般不会让自己与他人的分歧和差异走到剑拔弩张的对抗地步。和很多人相比，肯尼迪不太容易敌视、记恨别人。的确气极了的情况下，他也说骂人的话，但他不会当面说，而是在事后说出来消气。而且后来经历了各种政治纷争，他更明确地认识到，而且经常提醒自己，不要恨你的敌人，不要把你的敌人逼入绝境。另外，肯尼迪有很好的幽默感，大概十几岁时就学会了拿自己开玩笑，包括拿自己最痛切的身体问题开玩笑。肯尼迪在哈佛读书时候的舍监（house master，负责整个宿舍楼学生各项事务的教师，有点像中国的辅导员）回忆说，肯尼迪是个“好男孩”，是他所在的宿舍楼“人缘最好的一个”，甚至是所在的“整个年级最受欢迎的一个”。加尔布雷斯在肯尼迪读本科时教过他，知道他当时“对学业并不上心”，但“英俊……合群，喜欢各种娱乐，交友广泛，对女性温柔多情”。

澎湃新闻：这样看来，他是很好的人。那么他的性格中还有什么其他的侧面吗，这种性格和他的政治生涯有什么关系？

牛可：作为普通人的这些素质，或者说普通人容易看见和感受到的这些素质，在民主政治、选举政治中当然是很重要的东西。肯尼迪的政治作为和历史形象，跟他的这种性格有很大关系。肯尼迪搞了那么多荒唐的风流事，按说是比较离谱的冒险，在政治上绝对是冒险。但直到他死，这个风险一直被摁着没有爆发出来。这当然是因为他的弟弟罗伯特·肯尼迪给他掩盖。但也颇有人说，那些知道他的艳事，甚至手握证据的记者当中，有很多都认识他，因而都喜欢他、尊敬他，不忍伤害他。这应该是实情。他的“群众基础”就这么好。讨人喜欢这一点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它能说明很多东西，也意味着很多东西。能不能团结人是政治的大问题。这个，很多美国政客，包括尼克松、约翰逊，乃至于后来的克林顿等等，只有嫉妒的份儿。

肯尼迪的人格和性格，当然绝不止是讨人喜欢那么简单。讨人喜欢的性格，有时意味着性格不够硬，主见不够强，缺乏勇气、信念，缺乏深刻性和原则性。富兰克林·罗斯福也是个讨人喜欢的人，就曾被李普曼如此看待。在1961年维也纳峰会上，肯尼迪给他的对手赫鲁晓夫就留下“年轻、聪明、软弱”的印象。肯尼迪政府里也有人把他当成经不起严峻局面的富家子弟。但赫鲁晓夫和很多人后来发现，他们轻看了肯尼迪。古巴导弹危机，让赫鲁晓夫和很多人领教了肯尼迪强硬、决断的一面。人们常常忘了，肯尼迪是人群中少数真正具有英雄特质的人之一。其实，要是详细了解当年那个26岁的艇长，了解他在他的鱼雷艇被击沉之后的一个星期里为拯救他的下属和自己所做的苦斗，人们就不应该把他的意志力和决心等闲视之。有些事，知道个大概情况是不行的，透过细节才能看得见性格的那些东西。我猜，赫鲁晓夫的助手在峰会前准备的关于肯尼迪的资料里，大概没有关于这件事的详细情况。肯尼迪是个不怕死的人，而且他相信有比生命更重要的东西。大学者以赛亚·伯林回忆过他第一次和肯尼迪见面的餐会，说后来知道正是那天早晨，古巴部署苏联导弹的情报被证实，而肯尼迪一整个白天都在紧张得思虑和运筹中。到了晚餐席间，肯尼迪却谈笑如常，表现出来的冷静（sang-froid），那种“非凡的自制力和意志力”，令世事洞明、精于察人的伯林都赞叹不已。有人说肯尼迪喜欢冒险的秉性。但我觉得，肯尼迪是个不怕死的人，而且他相信有比生命更重要的东西。这个又和他的身体状况有关吧。

1961年）

澎湃新闻：肯尼迪身体上有很大麻烦？

牛可：是的。近年来关于肯尼迪的医疗史研究显示，他的病痛比当年在严格保密之下人们所知道的要严重、复杂得多。16岁那年他大病一场，查不出病因或者说不能确诊，治疗无从入手，让他有濒临死亡的体验。此后时不时得住院治疗，可以说死亡的阴影一直笼罩着他。他在战争中受伤，加重了身体问题，留下终身的背痛。此后经历过好几次危险的手术，又先后四次做过天主教临终祈祷。当总统时，他要服大量止痛药或者注射针剂，每天5次热水淋浴，以此止痛。他有阿迪森氏病，肾上腺、腰背肌、脊椎、结肠、前列腺都有麻烦，剧痛、高烧、脱水、感染、失眠常常发生。他的病太多，治疗太复杂，用药也太多，以至于要搞清楚他的医疗史，搞清病痛和各种药物对他的身心影响是个颇为不易的工作。（有人说，他的用药中有一种有刺激性欲的副作用，这很可能是实情。）但是这么严重的健康问题，在他活着的时候，旁人是不怎么能看出来的。他要掩饰所有这些，而掩饰本身就要靠巨大的忍耐力。

不仅面临自己的死亡，肯尼迪也多次经历亲人的死亡。在战争中，他的哥哥约瑟夫和妹夫哈廷顿战死，1948年妹妹凯瑟琳又因飞机失事丧命。世事艰危，人生无常，不时经历死亡、感受死亡。而他对死亡显然是有升华的、反思的认知的；他对生活的感受和看法当中，宿命论、悲剧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甚至可能是基调。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就深受肯尼迪热爱。而这绝不是偶然的。肯尼迪在1961年就职典礼上就请弗罗斯特朗诵诗作，这件事很不寻常。肯尼迪品评弗罗斯特说：“他是一个属于黑暗和绝望的诗人，也是一个希望的诗人。但是他身上的希望，又由某种怀疑主义所制约，也为他的睿智所制约，为他对超越人世间一切判断的人的局限性的感悟所制约。”他又评价弗罗斯特说：“正是他对人类悲剧的意识使他振奋起来，不会自欺欺人，不会轻易求得安慰。”肯尼迪有英雄人格；而塑造英雄人格的，经常是宿命的、悲剧的心理和精神的因素吧。作家诺曼·梅勒洞察到肯尼迪“有那种在自己身上感知死亡的人才有的智慧，玩着拿生命冒险来解脱困境的赌博”（wisdom of a man who senses death within him and gambles that he can cure it by risking his life），这个话说得太有道理了。肯尼迪是把每一天都当作生命的最后一天去过的人。

澎湃新闻：肯尼迪家族是美国著名的政治家族之一，有多位家族成员活跃于政坛中。家族背景对肯尼迪有什么影响？

牛可：肯尼迪身上当然有很强的家族政治的因素和色彩。大体而言，肯尼迪家族也算是那种在商业上成功之后，把兴趣和志向投入到所谓“公共服务”和政治上的案例，大体上符合托马斯·曼小说表现的“博登布鲁克动力”吧。这在美国不是个案。一般说起来，都觉得这是19世纪晚期以后美国的突出现象。那时，一些内战后发迹的大亨家族，所谓的nouveau riche，开始出政治家，像洛克菲勒家族、哈里曼家族，等等。但肯尼迪家族其实也不完全是前一代先挣钱、后一代参政的情况。人们比较少注意到，肯尼迪的祖辈就已经开始从政，他爷爷是马萨诸塞州议会议员；那时就已经开始积累政治资本和文化资本了。肯尼迪的父亲老约瑟夫·肯尼迪就是哈佛毕业生了。肯尼迪的出身不是那种缺少文墨和教育的家庭。

从更大的背景看，肯尼迪在一定程度是有美国的那种“贵族”政治色彩的。波士顿地区，乃至于整个新英格兰，有深厚的美国“贵族”传统，这就是所谓清教徒的“波士顿婆罗门”。这是一个集财富、文化、政治权力和公共美德于一身的上层精英集团。19世纪晚期以后这个集团处在衰落、消散当中，但他们的血脉和影响扩散到后来的整个“东部权势集团”（Eastern Establishment）当中。肯尼迪家族是19世纪中期到来的爱尔兰移民。他们一方面是受波士顿精英集团轻慢、疏远和排斥的。老肯尼迪对这个也是耿耿于怀。但是另一方面，对肯尼迪家族来说，波士顿婆罗门其实是个标杆，是个典范。肯尼迪家族要和波士顿老贵族一样，要追求那种从智力、文化、德行和“公共责任感”方面加以界定的“高贵”，追求新教上层竖立的nobility的典范。老约瑟夫·肯尼迪说过，人生成就不是以财富度量，而是以家族荣誉度量。他非常进取，非常有政治野心，这个和波士顿贵族的气质不太一样，他没有后者那种淡然、超脱和谦退，没有后者对很多事不屑于去做的劲头儿。但是说后者的某些文化质素、精神质素被转化吸收到肯尼迪家族当中，大概是说得通的。肯尼迪家族在美国有很多为人诟病之处；但拿它和我们在其他时代、其他社会看到的精英集团、特权阶层相比，可以说他们还是很优质的。像肯尼迪的哥哥，小约瑟夫，在二战中也是不惜赴汤蹈火，是个英雄人物。

所以，肯尼迪家族和肯尼迪本人，也是20世纪美国精英生产和再生产机制的一个写照。

众所周知，肯尼迪家族本来是要把长子小约瑟夫·肯尼迪培养成政治家的，目标是当总统；杰克·肯尼迪最初没有政治上的兴趣和抱负，中学和大学低年级时的学业成绩都是平平而已。在哈佛上大学期间，他父亲任驻英国大使，他在1938年跟着到了英国，次年又游历苏联和欧洲多国。欧洲大战前夕紧张复杂的国际局势和政治争议引发了他对政治问题的关注。这个时候他到了大学高年级，好像经历了某种智力上的开悟和飞跃，开始对政治哲学和国际关系产生有学术内涵的兴趣，投入全力去做了一篇关于慕尼黑绥靖政策的毕业论文。这篇论文在学术和写作上当然还是挺稚嫩的，但已经使好几位哈佛教授感受到他超过其年龄的思想深度和判断力。论文指导老师说，可见得他“是个真正的知识分子”。论文经过修改，在他父亲的操作下出了书，题为《英国何以沉睡》。媒体界领袖人物亨利·鲁斯很欣赏，亲自执笔作序。由于议题紧扣当时局势，书卖得相当好。这个经历说明他具有就公共议题进行思考和写作的天赋。他也一度考虑和尝试做记者。当然这个打算很快被放弃了，他转向了政治。1955他在病床上开始构思和写作一本书，这就是1956年出版的《勇气人物》（Profiles in Courage），成为全国性畅销书，并获得普利策奖。这本书后来被指责为他人捉刀之作。实际上，这的确是由肯尼迪主导的一个“班子写作”（staff literature），是“一个团队和极其繁忙的肯尼迪参议员的合作产品”。被指为捉刀人的索伦森多次为肯尼迪辩解，特别是在2008年最后的回忆录中详细讲过这本书的写作过程，他是捍卫肯尼迪在这本书上首要的著作权的。这件事，是可以有个定论的。而这本书，是可以用以审视、评判肯尼迪的智力品质的。

澎湃新闻：肯尼迪和美国知识分子的关系怎么样？

牛可：肯尼迪对普通人有魅力和吸引力；而对那些优秀的、智力超拔的人，他在人格上、智力上的吸引力可能更大些。我留意过一些和他熟识的人对他的思想和智力的探究和评价，也看到有些专门的研究涉及他的智力特性和所谓“智识生活”（intellectual life），深感他大体上可以被归类为“知识分子”。同时，他是一个很容易被知识分子感兴趣并视为同类的政治家。这不仅是指那些戴维·哈尔伯斯塔姆所称的“出类拔萃之辈”，也就是那一大批在政治上认同肯尼迪并追随他进入政治和政府活动的专家型知识分子，也包括那些不那么参与政治、甚至惯于批判政治的人文知识分子，后者像阿尔弗雷德·卡辛（Alfred kazin）、埃德蒙·威尔逊（Edmund Wilson）、诺曼·梅勒（Norman Mailer），还有刚才提到的英国的柏林，等等。可以说，他吸引了美国最优秀的头脑中的一些人。作为批判性很强的“纽约知识分子”群体的一员，梅勒对肯尼迪的政策有很尖刻的批判，但他把肯尼迪称为“存在主义性质的英雄”（existential hero）、“进入超市的超人”（Superman comes to the supermaket），大概也是因为他们有着同类之间发自内心的理解和同情吧。读这些人对肯尼迪的回忆和评价，经常令人动容。

另外，肯尼迪爱读书，尤其爱读历史书，其中又尤其爱读英国史，从小如此。这一点当时不被人注意，后来被研究者们越来越多地发现和注意到。肯尼迪在中学时代并不被认为是个好学生，但他的好友比林斯回忆说，他读了大量的历史书，而且是所有同学中唯一一个每天都读《纽约时报》的人。很能说明问题的是，中学历史课老师说他有少见的“了不起的历史头脑”。肯尼迪从中学以来有一个读书习惯：读了什么之后，他会强迫自己躺下来，花半个小时在脑海把所读内容过一遍，加强记忆，也分析一通，最后还要拆解和批评一番。在写作《勇气人物》时也是如此。他周围很多人知道，他是个voracious reader，终其一生如此。肯尼迪传记作者Doris Gooddwin说：“通过他对书籍的敏感，他发育出一种智识上的成熟，使得他在兄弟姐妹中间独树一帜。习惯于高人一等的长兄乔对此尤其烦心。”专门研究了肯尼迪读书生活的一位学者指出，他从历史、尤其是英国史汲取认识和反思政治活动和政治家风范的灵感。他尤其热爱丘吉尔，当中也包括丘吉尔深厚的历史意识。

肯尼迪的智力，或者说他智力的成长，让很多人印象深刻、赞叹不已。加尔布雷斯回忆说，直到二战结束肯尼迪进入国会，他“也就是个还算不错的国会议员……不能肯定地记得他是一个特别出众的政客”。但随着交往多起来，加尔布雷斯对他从前的学生有了刮目相看之感：“当时和后来，了解约翰·肯尼迪的人都会感受到他在政治问题、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的知识上都取得了进步。他关心所有这些问题，在所有这些领域里都不断进步。在某天晚上你看见他时他是一个样子，而你隔上两三个星期再看见他时，一定会发现他有了更多的、更新的东西。”加尔布雷斯“的确越来越觉得他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人，作为普通的个人，作为政客，对他都感到越来越倾心。”加尔布雷斯就肯定肯尼迪具有知识分子的特质，认为他在美国总统当中智力水平是最高的。加尔布雷斯说，在美国总统中，“就智力而论，如果你把罗纳德·里根放在一端，那么肯尼迪一定是在另一端。”肯尼迪明显地爱和知识分子交往，不仅是社会科学家，而且爱和文学家、记者和艺术家交往，和他们当中许多人颇有交情。

澎湃新闻：能不能更进一步说说，您为什么特别强调肯尼迪是个知识分子？“知识分子”这个词，用在肯尼迪身上，有什么特别的涵义吗？

牛可：说肯尼迪是个知识分子，不只是说这个人博学、聪明。英语中的Intellectual，如今更多地用理念、思想、“价值理性”来界定，而不是仅仅以“知识”来界定。说一个人是知识分子，会多少有这样的含义：他对理念和思想有种敏感和偏好，对普遍性理念和抽象原则敏感、重视，也喜欢联系理念和原则去考虑现实；他追求“将公共事务诉诸理性”，讲究认识和思想的深刻性，喜欢追寻本源，也喜欢把具体问题置于更大的思想和历史背景中；他关注和强调重要的、根本的、深刻的东西，敏感于价值、伦理、意义和文化，在意终极的或者长期的合理性、正当性这些问题，而不仅仅从功利和实际效用的角度考虑问题，有将“道”置于“术”之上的倾向；他倾向于不满现实、不逢迎权力、不服从权威，有反思、怀疑和批判的本能和冲动。他还倾向于不以专业界定自身工作的范围和意义，比较能自发地超越个人的和群体的，以及利益的和智识的局限性，求通求广；他也有针对公共问题面向最广泛的公众发言的意愿和能力。

肯尼迪的确有比较充沛的“知识分子”特质。他身上反映了美国当时的“自由教育”、“通识教育”的影响。他作为作家的能力，他在政治生活直指道义价值，阐发理念、诉诸理念的倾向和能力无疑是很突出的。他在著作和演讲中留下很多隽永精妙的话，常被人玩味和引述，成为所谓的quotable quotes，称得起是美国文化和美国政治的遗产了。

大思想家以赛亚·柏林说肯尼迪散发着“照亮四周的智力和高度的理性”的气息，有着像是能“穿透一大片密林”的判断力，善于交叉诘问（cross-examine），有尖锐、透彻、明晰的头脑。柏林有个著名的说法，就是把人的智力类型分为“刺猬型”和“狐狸型”两种，前者是一元论的、追求单一真理的，后者是多元论的、致力于理解特殊性和复杂性的头脑。如果说前者是一般人想象中的哲学家，那么后者差不多就是历史学家。肯尼迪显然是柏林偏好的那种“狐狸型”头脑，或者说是“历史启发式”的头脑。对肯尼迪有深入了解的历史学家施莱辛格说，他是一个“想做而没有做成的历史学家”（historian manqué），还说，“他的头脑不是预言式的、感情用事的、神秘的、本体论的、乌托邦的、意识形态化的……而是客观的、实际的、讥讽的、怀疑的、不拘旧习的和求知无餍的”。而历史认知、历史智慧的一个功能，就是以其对特殊性、差异性、复杂性的体察，对意识形态构成抵制、瓦解。其实，肯尼迪在智力上、思想上非常突出的一点，就是对意识形态，对各种现代迷思，对加尔布雷斯所说的“常规智慧”（conventional wisdom）和李普曼所说的“模板观念”（stereotype），有着非常自觉的警醒、抵制。肯尼迪留下一个名言：“真理的强大敌人往往不是谎言——精心编造的、虚伪造作的和居心不良的谎言，而是神话——流播久远的、貌似合理的和无视现实的神话。”肯尼迪厌恶面对实质问题时的麻木不仁和虚与委蛇；他对世界的复杂性有深切体认，深知在现代社会、在美国达成和运用良知和判断力是多么的不容易。他既深刻地理解观念和信念对政治的巨大作用，又对现代的各色神话和意识形态教条深怀戒惧之心。肯尼迪自称为“有理想的现实主义者”，也可以说他也是一个非常清醒、自觉的实用主义者。

肯尼迪有着独特的、巨大的智识和政治魅力。肯尼迪成为一个“人物”，也说明了20世纪上半叶美国具有生成优质公共精英、政治精英的强大社会、文化机制。富豪家庭里出政治家，精英的血脉从财富的领域扩张到政治和文化的领域，精英阶级改造、更新和提升自己，肯尼迪家族的这种路径在19世纪末以来不是个例，而是比较常见的情况。这样的优质精英不是个案，是有一批人的。他们的政治当中是有高贵的东西和高贵的气质的。他们赋予政治以道德和审美价值，让美国人觉得对政治有信心、有期待、有热情。

而到了1970年代以后，精英衰落应该说是个明显的情况。

澎湃新闻：战后六十年代，冷战、反战运动、民权运动等风潮涌起。您怎么评价这一时代背景下的肯尼迪总统？

牛可：这个问题很复杂，我说不好。肯尼迪当总统的时代，美国度过了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长期危机，进入所谓“黄金时代”，美国人感觉亨利·鲁斯说的“美国世纪”已经真正地来临，有昂扬向上的气氛。但是另一方面，那个时代对美国人来说也不是个风平浪静的时代，内部有民权运动和社会躁动，外部有冷战斗争和核军备竞赛，问题和麻烦还是不少，美国人自己的风险感、危机感也很重。现在看来，肯尼迪所处的是个过渡性的时代。19世纪末以来，从进步主义运动到罗斯福新政再到二战以后，在应对危机的过程中，形成致力于摆脱美国自身非常强固的历史惯性的一种政治运动，一种变革的、进步的政治力量和政治传统，这就是以罗斯福为旗帜的“新政派”（New Dealers）和以其为主体战后的民主党自由主义。这是美国的变革能力和政治活力的来源，也就是小亚瑟·施莱辛格所说的“生命力中心”（vital center）。没有这个，美国的生存和发展大概是无以为继，或者要出大问题的。到了1960年代，民主党自由主义差不多到了要有代际更替、新陈代谢的时候了，43岁的肯尼迪应运而生，这个大概就是从大的方面看肯尼迪的一个历史意义吧。这一点我想可以比较明确地指出来。

肯尼迪有美国政治领袖当中少见的魅力和吸引力。以他为中心形成了一个政治集团。罗斯福之后，这大概是美国最强盛的一个政治集团了。罗斯福去世后，战后民主党内还出现了一些人物，像是亨利·华莱士、阿德莱·史蒂文森、休伯特·汉弗莱、切斯特·鲍尔斯，还有林登·约翰逊等，当时也是被寄予期望传承、发扬和更新新政传统和民主党自由主义。但到1960年代初，这些人都被肯尼迪给比下去了。民主党一度出现了一个非常强大、有活力的集团，就是肯尼迪集团。从个人素质方面看，肯尼迪大概确实是战后民主党领袖人物当中最强大的一个。可惜天不假以年。如果肯尼迪不过早夭亡（或者虽然肯尼迪死了，但5年后罗伯特·肯尼迪不被暗杀），美国的两党力量格局和政治走向，可能会大不一样。今天大概也不会有导致特朗普出现的格局吧。

民主党自由主义有一个特点，就是政治和智识的汇合，也就是知识界、知识分子总体认同和支持民主党自由主义。20世纪美国思想运动的大势之一，就是形成了李普塞特所说的这种知识界的“左翼传统”。肯尼迪时期，“出类拔萃之辈”，当时被叫做“鸡蛋头”（eggheads）的知识分子，成群结队地进入政府，情绪昂扬、奋发有为，形成智识和权力空前的大联盟，美国政治一度进入最有贤能政治（meritocracy）色彩的时期。这种局面跟肯尼迪个人是很有关系的。其实在肯尼迪进入政坛的早期，和新政派很有些隔阂，谈不上有突出的自由主义色彩。1950年代，民主党里的重要知识分子大都支持史蒂文森，而史蒂文森在1952年、1956年两度出任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但肯尼迪的确有很强的学习能力、沟通能力和成长的能力，有对政治家来说特别可贵的，那种接受教育和自我教育的能力，有通过学习改变自己、提升自己的能力。到1950年代末，史蒂文森旗下的知识分子纷纷走到肯尼迪阵营里。像两位哈佛教授，民主党自由主义最主要的思想家和发言人，施莱辛格和加尔布雷斯，都属于这种情况。当了总统以后，在民权问题上，以往在这方面没有建树的肯尼迪也顺应形势，表现了一些自由派政治家的胆略魄力，很快获得了作为某种民权运动领袖的声望和资格。从肯尼迪的智力特性看，大概可以这样说，他既有利于为自由主义增强活力、凝聚力，又有助于美国自由主义避免僵化和过度意识形态化。

澎湃新闻：在当时的冷战氛围中，肯尼迪的智识能力在相关政治表现上有何体现？

牛可：肯尼迪对国际问题和对外政策有兴趣，他的思想能力和智识特点也反映在他的对外政策上。在竞选中，肯尼迪靠着把自己塑造成“冷战斗士”（cold warrior）的形象进入白宫。但是肯尼迪的冷战观已经不是1950年代的那种典型样式了，也就是说，不是那种强硬、僵化、酷烈、黩武和“辉格式”（善恶对立的、目的论的）的冷战观。他对超越军事、战争范围的，那些政治的、意识形态的，乃至于长期历史的因素看得比较深、比较重，所以总体上来说他是要走向缓和的，要给冷战“去军事化”的。他非常警惕和反感军人和军人式的思维，非常强调对外政策和军事政策不能受制于军人，经常在比较困难的情况下克制军事主义，克制军人的武力冲动。他头脑中是有“核禁忌”的，超越了所谓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对抗，认同人道主义和人类共同体的价值。在应对和处理猪湾事件、柏林危机、古巴导弹危机和东南亚局势这一系列棘手问题的过程中，肯尼迪的“政治审慎”清晰可见，而且是越来越突出。他从自己的错误中学习，从历史中学习的能力是很强的。

在古巴导弹危机之后，他推动签署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还要改善美苏关系。我总感觉，有一种“新冷战观”在肯尼迪身上呼之欲出，一个例证就是1963年6月10日的演讲——题为“寻求和平”。在这篇精心准备的演讲中，肯尼迪向苏联喊话说：“归根结底，我们之间最基本的联系在于我们都居住在这小小的星球上。我们都呼吸同样的空气。我们都关切我们孩子们的未来。而且，我们都是要死的。”肯尼迪在这篇演讲中还向全世界呼吁：“让多样性在世界上获得安全”（make the world safe for diversity）。肯尼迪很重视这篇演讲，是做了精心准备的，也是想好了要冒大的政治风险的。赫鲁晓夫也非常重视这篇演讲，并很受感动。肯尼迪被刺身亡的消息传来，据赫鲁晓夫的儿子回忆说，他很悲伤。而此后不久，赫鲁晓夫也被赶下台。想来，古巴导弹危机后的一个短暂的时间里，冷战可能会因为肯尼迪和赫鲁晓夫而有一个转机的。

那么，如果肯尼迪活下来并进入第二任期，美国会避免像后来那样陷入越南战争吗？熟悉他的施莱辛格、麦克纳马拉、加尔布雷斯、罗杰·希尔斯曼等人都认为他会制止这场美国的灾难。但是一些历史学家不同意。从肯尼迪的思想和智识状况做判断，我觉得他会的。

澎湃新闻：看得出，无论是作为个人还是总统，您都是很推崇肯尼迪的。最后，是否能谈谈其缺陷或者不足之处？

牛可：是的，我可能真的是肯尼迪的粉丝。读着读着有感情投入了，不够客观了。我也了解一些对肯尼迪的批评。道德方面，除了“生活作风”问题，肯尼迪还有一个经常被提及的历史污点，就是1950年代初他作为一个年轻的国会议员，对当时的同事约瑟夫·麦卡锡的苟且纵容。很多人对此耿耿于怀。李普曼就说，肯尼迪逃避对麦卡锡主义作斗争的道义责任，他始终不能原谅这个“道义污点”。肯尼迪自己后来说，麦卡锡和他父亲有深厚关系，当时的他迈不过这个人情的坎儿。其实，肯尼迪的确有政治上的功利主义的一面。作为政客，这个是少不了的。

不过话说回来，肯尼迪是知道政治功利和历史的、道德的正当性之间的差别的。我感觉，对他的整个政治生活而言，他还是想“站在历史一边”的吧。用他的话来说，他希望做“正确的事”，而不只是“对自己有利的事”。在民权问题上，他是一再展现了自己的道德勇气的，比如说对马丁·路德·金牧师的真诚支持，对亚拉巴马州长乔治·华莱士的种族主义的斗争。他是能学习、能成长的。这个非常重要。所以，如果问我，假如他活下来，他能够让自己成为一个更好的人和更好的政治家吗？我的回答是：是的，他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