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务印书馆120岁︱从诞生起，身上就有鲜明的上海城市印记

有“亚洲第一图书馆”之美誉的东方图书馆、中国第一家电影制片厂、中国第一部专科大辞典《植物学大辞典》……这些都和商务印书馆这个名字有关。

今年是商务印书馆创办120周年。2017年起每年6月的第二个星期六被设立为“文化和自然遗产日”，6月8日，“2017年中国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静安区文物保护单位商务印书馆第五印刷所旧址揭牌暨专题展开幕式”在上海举行，以“多学科视野：商务印书馆与中华文化自信”为题的学术研讨会同日举行。

该活动由上海市文化广播影视管理局、上海市文物局、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政府主办。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赵修义是商务印书馆的忠实读者。“他们始终坚持‘昌明教育，开启民智’。”赵修义说，商务是整个中国近代以来的文化史缩影，商务无数出版物的作者、译者、编者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深度介入了近现代知识生产

在会上，上海大学教授董丽敏以重建文化自信为问题意识讨论了早期商务印书馆的古籍整理，认为商务作为近现代中国最大的民间出版机构，不仅仅是知识生产的中介或者终端传播者，而是深度介入了近现代知识生产，切切实实参与了“现代”知识体系的创建，甚至可以认为，有了商务印书馆这样的新式文化媒介，中国社会文化的“现代”转型才成为可能。

董丽敏认为，在帝国主义殖民战争的冲击下，随着“科举”这一活性的传统文化保存机制在1905年退出中国的历史舞台，西学强行又楔入近代中国知识生产的中枢，以经史子集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日益碎片化，逐渐沦为陈年故纸式的“古籍”。

在这样的情形下，在1916年至1938年间，商务却先后影印出版了《涵芬楼秘笈》（10集51种）、《四部丛刊》（8548卷，2100册）、《续古逸丛书》（46种）、《四部丛刊初编》（8573卷，2112册）、《百衲本二十四史》（820册）等一大批大型丛书类的古籍，成为现代中国辑印古籍最为用力的出版机构，这一行为体现了商务主事人张元济的文化理念、商务的物质基础、图书市场需求、学界风尚转变、民众文化情怀之间的有机结合。

对于在此基础上商务藏书楼涵芬楼被扩充为东方图书馆的事件，董丽敏认为，这一转变，不仅仅是空间的扩大，更为重要的是图书收藏的目的与格局、流通的机制以及社会功能等方面发生了一些变化：“这些转变体现出商务印书馆对文化资源的保存和利用，开始从商业实用性走向知识的生产性，从私人性的占有走向公益性的社会共享。而这其中，东方图书馆所表现出来的‘公共性’追求尤其值得关注。”

董丽敏还以商务对于《四部丛刊》的辑印为个案，讨论了商务如何通过将“摄影”这一现代技术与旧时藏书家网络相结合，探索了在新技术条件下古籍珍本善本保存的新空间。认为，商务对于《四部丛刊》的整理经验、技术运用以及市场定位，开创了现代印刷技术介入古籍整理领域的新范式，从而形成了后发现代性国家“非典型的”文化工业的特点。

重视文学文化的各个领域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杨杨说起上个世纪20年代上海最重要的文学期刊，当属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小说月报》。

在杨杨看来，《小说月报》与同时代诸多文学期刊有所区别，它不是几个志同道合的文人自己办刊，而是商务在文学常态背景下持续不断出版的文学刊物。施蛰存曾坦言自己刚开始的新作都不敢投给《小说月报》，因为觉得它太高级了。只有到了一定的创作水准时，才敢投稿给它。

“《小说月报》在（上世纪）20年代不完全是一种先锋新颖开拓型的文学期刊，而是带有沉稳风格的累积性质的文学期刊，也就是说，它代表了一种新文学逐渐成型的文学价值标准，以此来吸纳和推崇颇具实力的新文学作家和作品。”

回顾整个1920年代，《小说月报》上刊发过文学作品的作家，包括鲁迅、周作人、冰心、庐隐、王统照、叶圣陶、俞平伯、朱自清、梁宗岱、丁玲、丰子恺、老舍、施蛰存、夏衍、戴望舒、巴金、孙福熙、沈从文等，几乎把新文学家中最重要的作家“一网打尽”，文体兼顾小说、诗歌、散文、戏剧、评论、翻译等。

“这样强大的文学阵容，是此前新文学发展过程中绝无仅有的，不仅显示了新文学的实力和多姿多彩的业绩，也让新文学向更加成熟的1930年代过渡。”杨杨甚至认为，如果没有1920年代《小说月报》的努力，1930年代新文学的局面大概不会如此热烈。

在杨杨看来，商务印书馆虽说是一家民营出版企业，但以其特别的经营规模、管理方式以及文化追求被很多人称为“文化出版机构”。执掌商务印书馆业务的张元济是晚晴翰林人士中享有盛名的文化人，在他的影响下，一批文化人编撰新式教科书，普及新知新学，引领国内教科书市场。虽然商务印书馆的主业是教科书出版，但对于文学文化的各个领域，商务印书馆从来都是非常重视。《农学报》、《绣像小说》、《东方杂志》、《学生杂志》、《妇女杂志》、《教育杂志》等一系列期刊皆对文学文化各个领域的重要问题及时掌握，深入研究，并引领潮流。

诞生那天起，就有上海独特印记

在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熊月之看来，作为近代中国出版业龙头的商务印书馆，在上海诞生、发展与繁盛都不是偶然的。

首先，商务的创办与发展与上海比较发达的印刷资本主义市场有密切关系。在商务于1897年创办以前，上海已是中国现代出版业的大本营，至少已经有36家出版机构；1897年以后到1911年，上海至少又有123家出版机构创办。熊月之称，从1843年到1911年，上海至少先后存在过160家出版机构。

而商务印书馆的创造及早期经营理念，其实有不少是对此前上海相关出版机构传统的继承与发扬。熊月之介绍，从1897年到1902年，商务可以说就是美华书馆的翻版，出版少量的自编书籍，主要从事印刷业务；1902年张元济加盟以后，商务很快便设立了编译所，其实是延续了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的出版思路；至于商务在整理典籍方面的巨大成就，其实是延续了点石斋印书局、同文书局的传统。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商务从它诞生那天起，身上就有鲜明的上海城市印记。”

而后来商务印书馆之所以能够在一百多家出版机构中脱颖而出，熊月之认为关键之一在于其领袖有理想，善经营。关键之二在于其所依托的上海，是一个新型文化人高度集聚的城市。

熊月之曾作过一个估计，戊戌变法时期，上海至少集结了1200名新型文化人。而二十世纪初的上海更汇集了全国各地的文化精英。以二十世纪最初六年为例，在上海从事各种活动、在当时或后来比较著名的文化人就有马相伯、张謇、吴稚晖、史量才、蒋维乔、蔡元培、张元济、章太炎、王国维、陈独秀、胡适、严复、林纾、郑孝胥、高梦旦等，用“群贤毕至，少长咸集”的古语来形容都甚至远远不够。

商务印书馆还在民国时期迎来发展高峰。“就城市与企业的关系而言，民国时期上海多学科知识分子的高度集聚，为商务向特大型出版企业发展提供了极其重要的人才支撑。”熊月之称，辛亥前后全国很多地方发生战争。特别是自1916年至1927年，在军阀统治下，北京等地经济凋敝，政治黑暗，使得大批文化人汇集上海。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由于经济、社会、文化等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民国时期的上海，成了全国吸引归国留学生最为集中的城市。留法归来的有巴金、黎烈文、李健吾、戴望舒、王力等；留英归来的有陈源、吕叔湘、伍蠡甫等；留美归来的有胡适、赵元任、王造时、罗念生、唐钺、冰心、梁实秋、何炳松、潘光旦、章益等；留日回来的最多，如刘文典、谢六逸、周昌寿、郑贞文、夏丏尊等。”这些人同样在商务灿烂的历史中占有浓墨重彩的一笔。

此外，熊月之强调上海城市其他方面的配套措施也为商务印书馆的发展提供了多方面的支持，比如发达的交通、运输与通讯网络、广泛而密切的国际联系、充沛的劳动力市场。“以技术合作而言，商务在清末吸引外资，与日本金港堂合作，是商务扩大资本、获得发展的重要原因。这种国际联系，是当时中国其他城市很少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