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起八股文,理解“一条草鱼”不算什么

郭晔旻

2017-06-09 15:45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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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浙江高考语文卷成了网上热点,一篇来自《青年文摘》巩高峰的《一种美味》的阅读理解引来热议,对于考题中的如何理解的文尾“它(草鱼)早已死了,只是眼里还闪着一丝诡异的光”,文章的原作者给出的解释却是“我怎么知道我想表达什么?我哪里知道结尾有什么意义?”这着实令人哭笑不得,但比起统治科举考试数百年的历代八股文,却真的是小巫见大巫了。
带着枷锁跳舞
“八股”两个字,现在已几乎成为“陈腐旧套”、“陈词滥调”或说“死套子”、“滥调子”的代称,鲁迅先生曾为八股文下判语云:八股原是蠢笨的产物。一来是考官嫌麻烦——他们的头脑大半是阴沉木做的……二来,连应试的人也觉得又省力,又不费事了。 这样的八股,无论新旧,都应当扫荡。”
鲁迅
不过,说到底,历史上的“八股”只不过是一种文体而已,其本身并不能承担如此骂名。八股文是明清两代科举考试的规定文体,所谓国家通过考八股文取才,个人通过写作八股文入仕。所谓“凡作八股文字,不过乡、会两试借作敲门砖耳”。八股文又称制艺、制义、时文等等,用《四书》为题者又称“四书义”或“四书文 ”,用《五经 》为题者即可称“经义”。 按照《明史•选举二》的说法,“科目者,沿唐、 宋之旧, 而稍变其试士之法, 专取四子书及《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命题试士。 盖太祖与刘基所定,其文略仿宋经义,然代古人语气为之,体用排偶,谓之八股,通谓之制义。 ”
至于“八股文”的名称正来自这种文章的组织结构的独特形式。八股文的形式有严格规定,通常由破题、承题、起讲、入题、起股、出题、中股、后股、束股、收结等部分组成,其中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又要用排比、对偶而相对成文的两股文字组成,在每个部分和语句之间,往往用“今夫”、“然而”、“若使”,“苟其然”、“而已矣”、“也乎哉”等虚词连接,逐段结束。通篇要求文意连贯畅顺,结构严谨细密,搭配整齐巧妙。全篇文章中有起二股、中二股、后二股、束二股,共八股,所以叫八股文。明末清初的大儒顾炎武认为“股”就是“比”,因文句用比偶,故而也有人叫它“八比文”。
八股文
就连八股文的字数规定也随着时间推移变得越来越严格。明代《四书》的题目只规定要写二百字以上,《五经》的题目也只规定要写三百字以上。应试者为求胜出,往往愈写愈多,这当然也是拜当时科举考试制度所赐。当时考试,不同于现在高考时间,语文只二小时。那时考秀才天不亮进场,天黑才出来。举人、进士考试三场,每场头天进场,第二天才出来。时间较长,不限字数,才气大的只要有时间写成洋洋数千字长文,那试官阅卷,就无法看了。实在令考官也不胜其扰。到了清代,顺治二年即规定了八股文每篇不得过五百五十字。康熙二十年,因考虑五百五十字,似乎过少,作者词意未尽,就草草结束,影响文章内容,因增至六百五十字。乾隆四十三年,又明确规定乡试、会试四书文字数为七百。即三百字为完篇,文章在三百字以上,七百字以下,文章字数上下限都做了规定,考生不可以越雷池一步。

代圣贤立言
平心而论,这些规定虽然苛烦,却也在情理之中。孟子就说过,“大匠诲人,必以规矩”。何况以当时的科举考试而论,八股文这些文体与字数的限制也称不上是最过分的。起码,死记硬背《平水韵》的韵部就显得要更麻烦许多了(详见《澎湃新闻·翻书党》2017年2月3日《红楼梦》里作诗为何钟情“十三元”》一文),如此观之,戴着镣铐跳舞,本就是古代的寻常做法。
相对而言,八股文所为世人诟病的并不是文体。相反,对于这种文体的赞誉之声也不是没有。明代东林党领袖赵南星就曾说过:“文各有体,不容相混,今取士以时艺,言古无此体也。然主于明白纯正明经书之旨,亦足以端士习,天下之太平由之”。他把将天下太平与八股文联系在一起,实在也是上纲上线到新高度了。真正使得八股文成为千夫所指的是它的另一个规定——“代圣贤立言”。
曲阜孔庙
所谓“代圣贤立言”,也就是作者写作时不能不能随意发表自己的见解,要体现儒家的思想风范,要用儒家的观点解说四书中的“义理”。譬如孔子说:“父母在,不远游”(《论语·里仁》),如果以此为题作文,作者必须在儒家提倡的“养亲”、“慎终”等方面讲解儒家“孝道”,唱反调不行,离开儒家孝道任意发挥也不行。至于文章中对四书的理解也有一定的标准,就是要以朱熹的《四书集注》为准绳。早在元朝,倪士毅在《作义要诀》里就说,“须多看他人立意,及知历练,则胸中自然开广,又不要雷同,须将文公(指朱熹)四书仔细玩味,及伊洛(程颢、程颐)议论大概,皆要得知,则不但区处、性理、题目有断制,凡是题目皆识得轻重,皆区处得理道。”《作义要诀》是元人传授经义作法的书,从作者倪士毅的这番议论中不难看出,要作经义文章,就必须要以理学的程、朱的认识为认识,以程、朱的见解为见解,否则是不行的。后来的八股作者所遵循的,就是这个原则。例如朱熹对上边孔子这句话的解释是:“远游则去亲远而为日久,定省旷而音问疏,不惟己之思亲不置,亦恐亲之念我不忘也。”写八股文章时必须要在朱熹划定的圈子里跳舞,出了圈子就违背了要求。换句话说,习惯作八股的人长期使其思想处在束缚状态下。此外,八股文的行文也要“入口气”,就是要仿摹以古人语气,“以数千年以后之人,追模数千年以上发言人之语意”,好比今日唱京戏的念白,都是文绉绉的古代用语一样。
朱熹

孔孟复生又会如何?
正是如此“代圣贤立言”使得八股文变成了僵死无用之物,甚至清末的八股大家俞樾回复女婿王康候来信时也说,“凡人欲立言传后,不必作八股文字”。早在清朝初年康熙帝即位后,深感八股文无用,于是在康熙二年(1663年)发布上谕曰:“八股文章,实于政事无涉,自今之后,将浮饰八股文章永行停止,惟于国计民生之策论中出题考试”。但是,由于八股文在当时已沿用近300年,人们已经习惯于以八股取士和应试,因此康熙皇帝此举遇到了很大的阻力,考虑到八股文有利于抑制士人的异端思想,有利于用统一标准客观评卷,在举子的反对等多方面的压力之下,康熙七年又全部恢复旧制,仍用八股文体。此后,在雍正和乾隆时期也都曾提出废除八股之议,但由于张廷玉以“恐无人读《四子书》”为由劝阻雍正帝和礼部复奏乾隆帝,承认八股文有弊,但以“因时而补救之”的建议上疏乾隆帝,使得这两次废八股之议并未实行,因而使得八股文又得以苟延残喘数百年之久(至清末始废)。
北京国子监
更加不幸的是,明清两代的科举考试八股文都从《四书》里出题,而《论语》、《大学》、《中庸》、《孟子》全部加起来也只有五万余字,按照今天的标准,不过是薄薄的一个小册子。而自明至清,全国各地的各级科举考试(县、府、院试,乡试,会试,以及生员拔取贡生的考试)用了五百余年,哪有那么多的题目好出?到了清代中后期,八股文章刻印流传的已经数以万计,《四书》中的每句话几乎都能找到多篇现成范文,考官为了避免士子抄袭模仿,便千方百计在题目的花样翻新上打主意,各种匪夷所思的题目因此出笼,一如康有为在《请废八股试帖试士改用策论》的上书中所说的那样“剪断经文,割截圣语”。
康有为
比如《学而》是《论语》第一篇,其开头一章只有六句话:“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这六句话,仅清末有味斋主人编的《大题文府初编》(收八股文文章多达1.6万篇)就收有相关的八股文章多达十二篇,其题目分别为:“子曰学而”二章、“子曰学而”二节、“子日学而”一节、“学而时习”、“学而时习”一节、“学而时习”一句、“不亦说乎方来”、 “不亦说乎”一句、“有朋”二节、“有朋自远”一节、“人不知而”一节、“不亦君子”一句……着实令人眼花缭乱。
而这也已经算得上是八股文中的“Easy”模式了。真正骇人听闻的题目是类似康有为所说的,譬如《中庸》里的“及其广大,草木生之”一句,去掉开头的“及其广”三字和结尾的“木生之”三字,但以“大草”二字为题。或者在《论语·述而》中的两章,即“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我于老彭”以及“子曰: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中只取完全没有语义联系的首尾两句,截搭为“述而不作,何有于我哉”。因此,连康有为这样日后鼓吹以孔(儒)教为国教的人都谴责这样的题目是“无理无情,以难学者”。的确正是如此,“大草”里有什么微言大义,又如何代孔子、孟子、曾子或是子思孔门之弟子立言呢。话再说回来,即使孔、孟复生,看到这样的考题,又能解释出什么意思呢,恐怕也只能感叹一句,“我能怎么办,我也很绝望啊”!
责任编辑:彭珊珊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高考,科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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