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环境史图书奖得主张玲：今天的雄安在北宋已被“构造”

若不以人为主角书写历史，一条河流、一个平原也有书写和创造历史的可能。

2017年4月，波士顿学院历史系副教授张玲的著作《The River, the Plain, and the State: An Environmental Drama in Northern Song China, 1048–1128》（《河流、平原、政权：北宋中国的一出环境戏剧，1048-1128》，获得美国环境史学会（American Society for Environmental History）颁发的2017年度最佳环境史图书奖（George Perkins Marsh Prize）。

美国环境史学会，成立于1977，今天是其40周年庆。最佳环境史图书奖是该学会每年颁发的最重要奖项，张玲的这本书是该奖项获奖历史上唯一一本研究中国环境历史的著作。

在这本书里，她摆脱了“人的历史”的限制，围绕黄河、华北平原、北宋政权，呈现出他们从登场、相遇，到交缠、分离的错综复杂的关系。该书也同时展现了被人为构造的塘泊、湿地和不受拘束的黄河之间的联系。

张玲认为，北宋时期对塘泊的管理对今天的环境治理具有借鉴意义。这是因为，北宋时期的环境管理存在一个大问题，那就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在张玲的书中，许多有关塘泊的具体案例都涉及雄州。张玲解释说，北宋时期的雄州和我们现在所说的雄安新区有一定区划上的交叉。

张玲在书中专门谈及，为达到巩固边境的目的，北宋政权重塑了当地的自然地理、自然景观。但张玲的研究发现，这种大规模改造自然的行为，到了北宋后期就已经显现出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积水积涝、水质破坏、土壤盐碱化等。随着自然环境的破坏，人口与经济也滑向了衰落。

“从那以后河北中部的经济状态一直在走下坡路，人口即便有所恢复，但与其他地区相比还是相对稀疏的。”张玲说。

张玲在接受澎湃新闻（www.thepaper）专访时也谈及中国当下的环境治理。她认为，面对诸多的环境问题，我们需要回到历史中去寻找答案；只有当人类文明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在历史中经受过检验之后，我们才能以一种更为全面深刻的方式去思考和解决今天日渐复杂的环境问题。

不同于“人的历史”

区别于以往的以人为主体、以时间为轴线的历史学著作，《北宋中国的一出环境戏剧》的故事中心在于黄河和河北、河流和平原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他们如何联系到了一起，如何产生冲突，又如何在80年后突然分开。

在这本书中，张玲非常有意识地要写一个不同于“人的历史”。她认为，历史不一定以人为主角去书写，一条河流、一个平原、一座山、一片森林都有书写和创造历史的可能。这是环境史研究对历史研究的一个最大贡献。

这本书的写作缘起于张玲博士生时期的研究课题。

在英国剑桥大学攻读硕士和博士时，她的研究课题是唐宋变迁以及中国古代北方的经济史。

“我花了好多时间研究农业历史及手工业、人口、商业等问题。但在那个过程中，我读了不少关于历史地理的研究，积累了大量关于各类灾害的史料，尤其是涉及到黄河的洪灾以及华北地区自然景观变化的材料。”

她当时就已开始思考，这些长时期的环境变迁以及短期内的环境问题会给人类社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尤其是对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和人群的生活状态带来的变化；另外，这些变化与政治行为及政府政策之间有怎样的互动。

2009年，张玲离开英国，在哈佛大学环境中心做了两年的博士后研究。之后离开哈佛，在耶鲁大学农业研究项目又做了一年博士后的研究。

“这三年里面，我的思想上产生了很多的变化，比如哈佛环境中心是一个以自然科学研究为主的研究机构。我的指导老师是研究远古地质科学的，但他也很积极地关注当代气候变迁、环境变迁、全球变暖等课题。他是奥巴马政府环境和能源问题的顾问。”张玲说。

黄河与塘泊

北宋时期，“河北”并不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河北省。包括“河北西路”、“河北东路”在内的这片区域大致位于白洋淀以南，以现今的雄安新区一带为北界。

当时，作为北宋和契丹（辽）之间的边境地区，这里多元文化并存，政治、军事、外交、社会以及环境问题交织碰撞。

据史料记载，宋仁宗庆历八年（1048年）六月，黄河改道向北直奔大名，经聊城西至今河北青县境与卫河相合，然后入海。到了南宋建炎二年（1128年），为抵御金兵南下，东京（开封）守将杜充人为决开黄河堤防，黄河改为南入黄海。

张玲认为，这是一个有趣的现象：“黄河、河北，这两个本来是相邻的，但不是彼此交叉的环境个体，突然之间在同一空间内介入对方，联合到一起，彼此交叉，成为了一个环境集体，对于我来说，这个环境现象本身是非常具有戏剧性的。”

实际上，在黄河进入河北之前，河北中部已经挖掘建造了大量塘泊（由众多的河流、沟壕、堤堰连接的湖泊群、草泽地和一些水田所构成的水系，是北宋的北方国防线）。张玲认为，黄河的突然进入，一方面在短时间内给这些塘泊带来了大量水源；另一方面黄河长期携带的大量泥沙加速了塘泊淤积和枯竭，给塘泊管理带来了危机。

黄河入侵给河北带来的这两方面影响，也左右了北宋时期的环境政策。

张玲在研究中发现，无论是政治、军事还是水利方面，北宋时期的史料记载中有大量关于黄河和河北塘泊问题的讨论。一部分官员认为，黄河进入河北，让塘泊整体面积变大，对不善行舟的契丹人来说，会给他们的军事入侵带来困扰；另一部分官员认为，从淤泥的堆积情况来看，黄河给塘泊带来了各种各样长期的危害。

于是，在北宋时期，官府的环境政策常常是在强令黄河改道和放任其自流之间摇摆。“前十年可能往某一方面努力，却发现那些努力有问题，带来别的环境问题，于是在下个十年政策回摆到相反的另一方面。”张玲说。

而同时，小规模的对抗也每天都在上演。居住在河北的当地百姓会偷偷地将官府修建的塘泊、堤坝决口，以此从塘泊中疏导水源用于灌溉。

北宋人为改造河北湿地

北宋时期的河北拥有白洋淀和周边的天然湖泊，以及无数人工制造的、人工挖掘的塘泊。它们的存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北宋政权对战略和防御的考虑。当时，官府对塘泊严格管理并不是从环境的角度出发来管理水资源，而是为了创造一种有效的、有意义的军事地理。

近几年，空气污染、水污染等环境问题凸显，大家意识到环境问题的严重程度。然而与雾霾、黑臭水体这些显性的环境问题相比，湿地破坏造成的影响是非常隐蔽的。

“湿地的生态意义是长时段的，人们很难在短时间内感受到。对湿地的研究应该是环境问题研究的一个新方向。对湿地的认知需要时间，不仅政府而且社会群体和普通百姓应该花时间来认识和了解湿地的重要性。” 张玲说。

张玲认为，北宋时期对塘泊的管理对今天的环境治理具有借鉴意义。这是因为，北宋时期的环境管理存在一个大问题，那就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往往在灾难来临时，在灾害对国家的核心利益带来极大的影响时，官府才不得不被逼迫着想办法去抵御面临的问题。

而对于如何在大尺度和长时段的框架下、如何在更广泛的意义上，以及如何更积极主动地去思考及改善人和环境的关系，北宋政权无此能力。张玲认为，在这方面，政府和社会可从历史中学习如何去设计具体的发展方向和目标。

北宋一定程度“构造”了今天的雄安

在张玲的书中，许多有关塘泊的具体案例都涉及雄州。张玲解释说，北宋时期的雄州和我们现在所说的雄安新区有一定区划上的交叉。“现在的雄县在中古时期处于拒马河南方，北宋的河北北部。”

据她介绍，这一地区海拔很低，历史上经常积水，形成许多自然湖泊。这种地理状况导致这一地区的人口居住和耕地面积有限，人口的密集度也相对较低。

北宋时期，雄州变成了宋辽的边界。它的军事意义和战略意义在这个时期格外凸显。

“当时的北宋政权花了非常多的心思，研究怎么让这个地区变成一个坚实的边境。”张玲在书中专门谈及，为达到这一目的，北宋政权重塑了当地的自然地理、自然景观。比如把周边的水资源引入湿地，使其扩大成湖泊群；对不善行舟的契丹人来说，那种独特的地形地势会给他们的军事入侵带来困扰。

但张玲的研究发现，这种大规模改造自然的行为，到了北宋后期就已经显现出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积水积涝、水质破坏、土壤盐碱化等。随着自然环境的破坏，人口与经济也滑向了衰落。

“从那以后河北中部的经济状态一直在走下坡路，人口即便有所恢复，但与其他地区相比还是相对稀疏的。”张玲说。

眼下雄安新区的出现，将导致大量人口涌入这个地区，伴随而来的可能将是大量的经济需求、大量的建筑开发，这会给河北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首先，会有积极的影响。在短时期内，这会给当地社会经济带来强大的刺激，制造就业机会，提高老百姓的生活水平；而且这个地区能得到很多政策的扶持。”张玲说。

她也认为，从长期看，经济发展不能以环境恶化、生态失衡为代价。雄安新区在发展过程中，要关注这个地区的环境生态各方面的问题，也需要考虑到古建筑、古代遗迹的保护。

对于这些未来发展的问题，她认为可以从历史中寻找到一些启发和教训。

“不以人的欲望和索取为中心，不以经济利益的成长为唯一目的——也许能够帮助我们防止大的灾害、大的危机在未来出现。”张玲说，这是她目前最关注和最关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