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威廉：19世纪汉口的城市功能和市容印象

武汉三镇

在官方眼里，武汉三镇中最重要的，是武昌这座在清政府之下充作湖北巡抚和湖广总督驻地的古城。早期西方人对这座城市的认识，正如杜霍尔德（Du Halde）所概括的那样，断定它是“整个中华帝国的中心，和与其他各省交往最便利的地方”。西方第一批来访者一致把这个筑有城墙的城市当做中国最壮丽的城市之一来称赞。但直到19世纪末，这个城市仍然被看做“围住的空地比居住面还要多”。这代表着中国城市用地的一般模式，也反映了武昌所肩负的典型的城市功能：特别重视对地盘的控制。

1883年，一个权威的西方作者把武昌描写成首先是“省里的官员、清军和有影响的文人们的居住地”。确实，它是一个完全由官场支配的城市。根据一个“老武昌”的报告，有48个政府衙门设在武昌，其中最大的是湖广总督府，据说它统治着大约5500万黎民百姓，它的几个机关雇用的职员远超过100人。作为行政中心，武昌也是三年一次省试的地点。每逢这样的考试，武昌城里就挤满了人，上万的士子们为了取得政府官员的品级都集中到武昌的大考场里来了。

汉口兴起之前的很多个世纪，武昌已经是华中主要的商业城市和行政首府，后来仍长期维持其重要贸易中心的地位。例如：1835年，天主教遣使会的M·鲍达斯（M Baldus，中文名安若望）神父在描写他对这个城市的第一印象时说：“这个城市人口大约与巴黎一样多，它以商业和众多的船只而著称，这些船比法国所有港口的船只加起来还要多。除了商船无数、帆樯如林外，在这里，我们经常看到有1500至2000艘整齐排列的快船在专运食盐……武昌呈现出的面貌是相当令人难忘的。”安若望关于武昌港的描写，使人联想到即使在晚一些时期这个城市也继续发挥着长江右岸地区主要商业中心的作用。

武汉三镇

然而，过了不到三十年，一个随同开埠代表团而来的英国人记载说：“武昌府……是一个大省城……但它同商业没有特别的联系。”在19世纪，武昌主要的商业地区是在城南被称为“金沙洲”的江心小岛上。在太平天国起义以前，它曾经是盐船主要的停泊地，但动乱发生后，这一功能消失了。金沙洲曾长期充当省际谷物贸易的集散地，但从19世纪50年代开始，随着商税的日益增加，它也逐渐丧失了在这方面的重要性。我们可以毫无保留地把太平军起义后的武昌看成一个行政中心，它在本地区和全国的商业活动中仅仅保有一种次要的地位。

汉阳，这个在行政序列中居于三镇第二位的城市，是一个较小的府、县治所的所在地，四周围绕着厚实的城墙。它的行政职能在我们研究的整个时期里虽然仍旧完好地保留着，但已处于衰落中。在明朝的大部分时间里（或许还要往前），汉阳在江汉汇合处的贸易中承担着主要的角色，可是它这种甚至超过武昌的商业功能，被后来居上的汉口取代了。

早在清初就已传到欧洲的报告指出：汉阳“不在法国拥有最多人口的城市之下”。但最先在19世纪中叶来到这里的欧洲访问者发觉它太令人失望了。当然，那时汉阳已遭受数年的反叛者与清官军之间战事的摧残。然而即使在太平天国起义之前，这个县城也不过是“一个富于贵族气息的、清静的地方，住在那里的主要是官员及其随从们”。1861年，一位刻薄的采访者则直率地把它描写成“无足轻重之地”。实际上，由于汉阳的行政与商业作用都很平凡，它在太平天国战后的衰落历程比它相邻的两个地区都更长一些。直到19世纪90年代张之洞把它选作钢铁厂和兵工厂的地址时，它才重新展示出真正的城市活力。

这就是与汉口一起共同组成华中的那个内地大都会的两个城市的情况。在整个清代，这三个城市通常被合称为“武汉”，这个名称后来就成了今天三镇组合的武汉市。在地方行政系统上，武昌是特殊的（它与汉阳、汉口分属不同的府和县），长江天堑把它与另两个城市分隔开来，滔滔洪流，江面约1100码。摆渡联系着长江两岸，但并未带来人才、劳动力或城市文化的有意义的相互交流与渗透。直到1914年，一份地方史料仍然记载说，汉口和武昌二镇“往来至为不便”。汉口与汉阳之间的关系要密切一些，可是，也许由于汉阳的无足轻重，或者是由于汉阳的地方主义与汉口的世界主义之间的鲜明对比，两者还是表现出显著的区别。汉水虽然不宽，但过河极不方便是人所共知的。甚至到20世纪初期，当地官员还抱怨说从这个县治送一封信到汉口，通常一天之内还不能往返。（张之洞：《南皮张宫保政书》卷一二，21页，光绪二十四年奏）显然，1890年后的工业化为这三个城市的社会意义上的一体化奠定了基础，但直到共产党政权在这一地区建立（1950年），武汉三镇才真正联合成一个城市；再到著名的长江大桥建成通车，大规模的市内流动才成为现实。

如果说19世纪的汉口没有像人们所期望的那样与它相邻的两个城市更好地联为一体的话，那么，在它没有环城城墙的岁月里（很长时间如此），它也很少与周围农村维持应有的联系。不管有无城墙，这个城市的面积都受到严格的限制，它两边临江（长江与汉水——译者），另一边是筑有堤防的玉带河。尽管沿江、汉地带的人口比朝向陆地的那边稠密，但人口密度并不是自江边向陆地逐渐减少，而是引人注目地陡然下降。玉带河外面是一些主要由勤快的城里人培种的菜园子；再过去则围绕着一大片少人居住的沼泽地，叫做“堤外”，这里与鳞次栉比的码头区相比，显得非常冷落。通过唯一的一条路越过这块沼泽地，就到达较为繁庶的叫做“黄花地”的地方，人们开始遇到农民的村庄。在我们所研究的这个时期里，汉口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它隔离于其紧挨着的内地，其布局受到其市镇功能和复杂的人口来源的制约。

汉口存在的理由是贸易，一种特殊类型的贸易：它是货物转运中心，并通过市场机制对国内物资的流通进行宏观上的调控与管理。一部清初的中国商业指南把汉口说成是“整个清帝国最大的货物集散地”美国观察家们则逼真地把汉口在中国商品市场上的地位（以及在大陆上的位置）同芝加哥对应起来。1861年被派来开辟这个商埠的英国使团报告说：“这个城市不仅在外表上看来是个适宜居住的地方，而且有充足的证据表明——正像一般人所猜测的那样，是中华帝国的大商业中心……来自中国各地的各式各样的商品，在这里大都可以看到。”在其后的岁月里留住于此的传教士也说：汉口是“中国最大的商业中心，也是世界最大的商业中心之一”。还有人用这样的话来概括它的作用：“从商业的角度来看，汉口是东方最重要的城市之一。这里的国内商人，不仅来自湖北省各地，也来自数百英里远的所有相邻各省，而且后者在不断增加。它是外国商人和国内商人在华中的会合处，是一个极好的交易中心，是中国的国际化都市。”

市容印象

环顾汉口，我们会不断地想起商业的首要地位。汉口远不是经过规划的、整整齐齐的方格状的行政城市，它的自然布局表现出合乎实用的不整齐、不规则。一位西方来访者注意到：“可能曾有过修建汉口街道的计划，但经过几个世纪，时过境迁，现在已看不出原来设计的影子了。”这个城市沿着三条主要大道而建造，三条大道随着长江—汉水的河岸线而弯曲；几条较短的次要的大街和它们平行，许多通到岸边的胡同小巷和这三条大道交叉。同相邻的行政中心的敞野空旷相比（胡克神父发现汉阳城里“湖与野鸟”随处可见，额尔金勋爵在武昌城中散步时“在城市的中心抓住了一对野鸡”，使他大为吃惊，由于强烈追求最佳的商业位置，汉口的建筑要密集得多。除了运河内侧和一条菜地外，实际上城里所有的土地都被充分利用了。如果按照萧公权的说法，建筑密度是衡量中华帝国晚期城市“都市化”程度的最客观尺度的话，那么，汉口应当属于中国都市化水平最高的城市。萧氏还引证19世纪末英国情报部门的报告指出：当时像南京这样的主要城市，在城墙内也有80%的土地是可供耕种的田地。

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的资料都一致记载说，在居住模式、街道和建筑物的集中方面，汉口的拥挤在中国城市中达到了独一无二的水平。乾隆（1736—1795）《大清一统志》说汉口“居民填溢”。由于拥挤，1747年湖北巡抚曾直接干预消除汉口火灾隐患的事务——这是一项不寻常的举动，因为他并没有明显地感到对省城武昌来说有此种必要。1818年的地方志记载说：“沿岸居民蜂攒蚁聚，其舟居者鱼鳞杂沓，曲巷小口通道，辄十室之众纷然杂处。”按照一个外国来访者的说法，在汉口大街上行走，“停下来就会找不到你的向导。摆脱这种困境的唯一办法，就是以敏捷的步伐不停地走”。另一人写道：汉口的主要大街足有30英尺宽，可沿街两旁被无数的货摊和铺台占用了，剩下的地方就像伦敦桥的人行道一样拥挤；除了步行者，有乘轿子的，偶尔也有坐在手推车上的和骑马的。我们根本不觉得惊奇为什么周围几乎没有妇女，对于较文雅的女性来说，在这样拥挤的人群中行走是很困难的。胡克神父在这个城市向西方开放之前十年曾访问过这里，他发现这个城市“异常的喧闹……在汉口的各个角落，到处熙熙攘攘，人群是这样的拥挤，以至于要想穿过他们中间寻觅去路必须费很大的劲”。在整个19世纪的中国，很可能汉口是人口最密集的地方。最早研究这一问题的学者S·威尔斯·威廉姆斯依据中国人和早期传教士的资料，在1850年写道：“只有伦敦和江户才能与汉口相比，中国再也没有另一个在同样的面积里居住着同样多人口的地方了。”

江汉朝宗，1818年（嘉庆《汉阳县志》）

虽然这个城市到处都很狭窄而不规整，但它的外貌却显示出一定的吸引力。在19世纪中叶，一位当地的文人曾写下几篇赞美李、杏开花的富于韵味的诗篇。劳伦斯·奥利芬特1858年访问这个城市时评论说：“汉口的街道比我在清帝国任何其他城市所看到的都要好。街道铺得很好，像波斯、埃及城市一样，街道上面用席子覆盖着，但仍然足够宽，显得明亮而舒适。商店里备有各种现货，铺面要比广州或其他开放港口豪华富丽得多。”另一位报道者在写到商店时，说：有些商店确实好。在英格兰你几乎看不到比这更高级的门面，因为这里“楼上的部分”仅仅是指阁楼。商店没有很宽的开间，可是很多商店进深很长，它们让人联想到与其说是商店，不如说是拱廊。平板玻璃还不为人所知；一些商店装有光滑的百叶窗；许许多多的窗子都面对大街敞开着，经过时瞥一眼，我们就能看到商店里许多的货物和顾客。几十年后，一位署名为“新来者”的人写信给《北华捷报》说：“即便考虑到汉口街上的拥挤，它给我的印象还是非常干净的”，并推测说那些抱怨中国城市肮脏的人，一定“非常不了解伦敦”。（《北华捷报》1887年6月3日）

尽管汉口房屋密集，市容仍是很平展的，因为只是在进入19世纪前后，超过一层楼以上的建筑才大量出现。在那以后，才偶尔有一些高层的行会公所耸立在市区之内，高出周围许多矮小平房的屋顶。在整个清代，主要的高层建筑正是这样一些同业公所、货栈和商场，而政府机关则依然是隐藏在后街的低矮、简陋的房子，这一点正反映汉口的商业特性。漂亮、宽阔的大街属于商业部门，特别是属于那些大批发货栈。这种明显的差别在建筑材料的选择方面反映了出来：潘耒赞美的红漆椽、琉璃瓦屋顶和耀眼的瓷砖墙，几乎全部属于商业公馆。大多数的房屋，如衙门和居民住宅，用砖、土、竹、木等简单材料就足够了。

岸边排成一线的吊脚楼也属于最漂亮的木结构建筑物，它们直接融入了拥挤的港口里。这些房屋引起了传教士亨丽埃塔·格林的兴趣，她在日记中写道：“1885年5月1日。我希望对生活在水边的人们的奇妙房屋有所了解。这些房屋极像潘趣和朱迪（英国传统滑稽木偶剧中驼背木偶——译者）的演出，较矮的部分有木桩支撑着；很多房屋倾斜得很厉害，经常一起倒下来；不歪斜的即使有，也少得可怜。”

如果可能的话，港口内人口的拥挤程度会超过这个已经很稠密的城市（1871年的一份报告说，一栋格林所形容的“潘趣和朱迪”式的房屋倒塌了，压倒了好几只拴在它下面的有人居住的船，造成超过100人死亡。由此可见港口人口密集的程度）。（《字林西报》1871年12月27日）这个习惯上被描写为“帆樯如林”的汉口港，是一块沿着汉水、长江延伸约二十里（接近7英里）的无遮蔽地带。在夏季最热的月份里，到汉阳和武昌去的水路上，船只首尾相接，看上去似乎是固定的一大片；当后面运河里的水位涨高也允许船只停泊在那里时，汉口就似乎完全被船只包围了。在这一季度的任何时候，你都会发现多达万只的船停在汉口，估计每年有七八万只船停靠汉口港。

景色、声音、气味，以及总体的刺激融合在一起，令人陶醉。居民和来访者聚集在市区不计其数的酒店、鸦片烟馆、澡堂、餐馆和茶馆里——从湖边供诗人们雅聚的宁静酒家，到码头上简陋、吵闹的所在，都有茶馆。在这两个极端之间还毫无规则地分布着谈生意的茶楼、嘈杂的充满着烟草味的麻将牌室——“各个阶层的人们似乎都能挤进去热闹整个通宵”。1822年一位中国人描述说：“（汉口）东西三十里有奇，路衢四达，市廛栉比……难觏之货列隧，无价之宝罗肆。”靠近江、汉汇合处，有闻名的通宵夜市，在那里，彩灯耀眼，香料和山珍海味的气息充溢四散。

在市场上，当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们互相抢着做买卖的时候，人们可以听到各地方言的土音。在市场边缘来回走动的小贩们敲击着特制的小皮鼓、拨浪鼓、铃铛、铜锣，叫卖他们的小东西。一位名叫陆筱饮的诗人曾描述了汉口夜市灯笼耀眼的光芒和小贩们的叫卖声，也曾提到“茉莉珠兰香满路，一街灯火卖花声”。（见《湖北通志志余》，第6册）这还不算，这个城市的劳动者更是不停地发出让人无法逃避的单调声音。亨丽埃塔·格林夫人报告说：“搬运茶叶等货物的苦力们不停地喊着号子，在远处听，那声音颇能入耳；走近去，如果担子很重，那声音就会大得难听：货物越重，他们的叫声就越大。”

无休止的嘈杂声，明亮的灯光，丰富的商品，油漆的船只，街头艺人，富丽堂皇的行会公所，东倒西歪的小屋，奇异的芳香，各种家畜，最重要的还有形形色色的人群，这一切的确使这个城市像一个欧洲人概括的那样，“是一场精彩的杂耍”。（W·阿瑟·考纳比：《漫游华中》，39页）

（本文摘自罗威廉（William T·Rowe）著，江溶、鲁西奇译《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和社会（1796-1889）》，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9月。澎湃新闻经出版社授权发布，现标题为编者所拟，原文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