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王振忠：从民间文献出发，与徽州结缘

“与徽州结缘，颇为偶然”

邹怡：王老师最为知名的研究领域莫过于徽州，但如果按照发表顺序阅读王老师关于徽州方面的作品，会发现徽州可能并不是您最初关注的重点，比如说，您早期的作品《明清徽商与淮扬社会变迁》，在我看来，重点更在于淮扬社会变迁，徽商则是探入这段历史的一个切入点，不知我的理解是否正确，王老师徽州研究学术兴趣的形成经历了怎样的一个过程？

王振忠：皖南的黄山白岳之间，在明清时代是中国著名的商贾之乡。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推进，商业史成为史学研究中的热门课题，徽州研究愈益受到学界瞩目。在国内外诸多学人的共同努力下，以徽州社会经济史及相关的历史文化为研究对象的“徽学”逐渐形成。我与徽州结缘，起因颇为偶然。1986年以后，我在复旦大学史地所攻读硕士学位，原先选定的论文是做北朝政区研究，后来才改做历史经济地理。博士论文是在硕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做有关明清盐业与两淮区域社会变迁方面的内容。在课题研究中，发现在苏北活动的盐商绝大多数是徽商，对徽商史料的接触遂日渐增多。当时，我数度前往苏北做实地考察，其间，不仅找到徽商在淮扬各地活动的诸多遗迹，而且还在当地的图书馆、档案馆等收藏机构中收集到一些未刊文献，其中有多种鲜为人知的徽商史料。1991年10月，我完成博士学位论文。此后数年，结合对“徽学”研究的新探索，将其中的相关部分修改而成《明清徽商与淮扬社会变迁》一书，该书经朱维铮教授、唐力行教授和业师邹逸麟先生的鼎力推荐，有幸被收入“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第三辑。此书是国内第一部有关徽商与区域研究的专著，梓行时的1996年，中国大陆的学术著作出版极为困难，尤其是对年轻学人而言，这与时下的情形不啻有天渊之别。当时，我刚刚年过而立，该书的顺利出版，曾给我以很大的鼓励。在我的学术道路上，《明清徽商与淮扬社会变迁》算是最初的一个足迹，此后的诸多研究，都是在此基础上逐渐延伸而出。

此书出版后不久，我在皖南意外发现大批徽州文书，其数量多得足以成立一个像样的研究机构。这批民间文献让我如入宝山，乐而忘返。从此，收集、整理和研究徽州文书成了个人学术生活中最为重要的部分。

徽州文书“再发现”的意义

邹怡：相比其他地区，徽州有着极为丰富的史料资源，因此，新史料的披露和分析是为徽州研究中的大宗。从这几年的研究来看，这批新史料在哪些方面深化了对中国历史的理解？

王振忠：徽州是个文献之邦，传世文献和民间文书浩繁无数。特别是在明清时代，当地频繁的商业活动和社会流动，培养出徽州人强烈的契约意识，再加上根深蒂固敬惜字纸的传统，使得徽州民间留存有目前所知国内为数最多的契约文书，在这一点上，没有其他任何一个区域可以与之相嫓美。自20世纪50年代迄至今日，徽州文书历经数度大规模的发现，迄今仍层出迭现。近年来，利用徽州文书对明清社会经济及历史文化作综合性的研究已形成一个重要趋势。

较之其他区域的民间文书，徽州文书所独具的优势在于——种类多样，内容丰富、翔实，且具有相当规模的同类文书前后接续、自成体系，而且，各类文书与其他文献又可彼此补充、相互印证。这些新史料，在许多方面都加深了学界对于中国历史的理解。例如，“徽学”的核心是明清社会经济史，在这方面，近年来利用徽州文书新史料的成果，极大地深化了相关的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栾成显先生的黄册研究，安徽省博物院汪庆元研究员的鱼鳞图册研究，安徽师范大学刘道胜教授、暨南大学黄忠鑫副教授的徽州里甲都图研究等，都发掘了不少以往鲜为人知的徽州文书，涉及明清经济史上最为核心的一些重要问题，大大推进了相关的研究。

早在2002年，我就将20世纪八九十年代徽州文书之再度大规模发现，称之为徽州文书的“再发现”——亦即除了文书数量的增加之外，还将对狭义的文书（契约）之研究转向全方位民间文书、文献的研究。此一“再发现”，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内其他区域文书的收集、整理和研究，其中，清水江文书之再度大规模发掘，就是最为显著的一个例子。我在最近的研究中，也利用私人收藏的民间文献，希望对晚清制度史之嬗变作出新的探讨。譬如，在中国经济史上，徽州盐商自15世纪起便已崭露头角。其后，随着盐政制度的数度变革，其实力盛衰递嬗。19世纪中叶的盐政改革以及此后的太平天国动乱，固然使得徽州盐商在总体上趋于衰落，但晚清时期徽州盐商的活动，以及政商关系等问题，迄今仍未得到清晰的揭示。为此，我利用新发现的徽商书信、账册等资料，聚焦于两淮盐运使程桓生家族的盐业经营，以及该家族与晚清盐政制度设计者、两江总督曾国藩的密切关系，探讨了徽州盐商对于19世纪中后期盐政制度的影响，进而指出：晚清时期在两淮盐政中极为活跃的程桓生等人，与清代前期的徽州盐务总商家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在19世纪中、后期对于两淮盐政的重要影响仍然不容忽视，这一点，与太平天国之后徽商基本上退出两淮盐务的通常认识大相径庭。面对19世纪中叶的重大变局，曾国藩为了筹措稳定而充足的军饷，需要尽快恢复淮盐市场，在这种背景下，重建淮盐管理体制以及招商认运，对于包括徽商在内的盐商巨贾之倚赖便在所难免。我想，这大概可以诠释晚清盐政制度中“寓纲于票”核心思想形成的原因所在，同时也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明代以来中国政商关系的新变化。

除了盐政制度之外，最近我也利用新见文书，探讨太平天国时期货币改革的问题。一般认为，王茂荫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到的唯一的一位中国人。因马克思偶然的关注，自20世纪30年代起，王茂荫就被中国学界视作“理财专家”“货币理论家”或“经济思想家”，在近代思想史的建构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而其人的货币主张，亦因此而在中国长期受到诸多学者的关注。八十多年来，相关的论述为数不少。不过，以往据以立论的文献，绝大多数都是《王侍郎奏议》之类的官样文章，极少私密性的资料，以至于我们对于庙堂之外王茂荫的生活世界所知甚少。为此，我利用此前不为人知的王茂荫未刊信稿——《霁月轩往来信件》抄本，研究咸丰兵燹时期徽州京官王茂荫的日常生活，进而指出：王茂荫提出的货币改革主张，与他的徽商家世以及寓京期间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具体说来，王茂荫出生于徽商世家，不仅他本人曾一度投身商海，而且即使是在后来为官仕宦期间，亦与商业长期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的祖、父辈以及兄弟亲戚中的许多人，都在华北经商。另外，王茂荫在中央任职期间，长年寓居北京的歙县会馆，其间，接触到形形色色的徽州同乡，对于商人的疾苦有着充分的理解。家庭的耳濡目染，长期的商业实践，以及亲朋好友间的交际往来，促使他对中国社会有着较为深刻的认识。在这种背景下，他是以当时商业运作的习惯性思维，希望借助民间早已存在的商人网络及其信贷机制，提出解决19世纪中叶货币危机的改革方案。从这一点上看，他的货币主张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和重要的时代意义。

上述例子只是近年来的一些新探索，能否成为定论有待于学界的商榷与检证。但它至少说明，我们以徽州文书为基本史料的研究，绝非仅仅着眼于徽州地方史，而是为了透过徽州研究，深入了解明清以来的中国社会，立足于徽州区域研究提供的丰富内涵，深化对整体中国的认识，解释中国的大历史。

《徽州社会文化史探微——新发现的16—20世纪民间档案文书研究》

对徽州研究的展望

邹怡：作为国内“徽学”领域的主要研究者之一，王老师对徽州研究未来的推进有着怎样的展望？

王振忠：徽州民间文书的大批发现，不仅可以深化以往的研究，而且还为人们开启了明清以来中国史研究中的许多新课题，使得以往无从研究的诸多侧面，陡然间增添了不少内容翔实而生动的新史料。

以商业史为例，徽商是明清时代的商界巨擘，徽商的活动与全国范围乃至东亚海域世界的历史塑造都有着密切的关系，一向备受关注。近年来，利用新发现的档案文书从事徽商研究，受到学界愈来愈多的关注。特别是在宏观描述已几近饱和的情况下，新史料的开掘和细致的深度探讨，显然是推进相关研究的重要途径。2014年，适逢“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出版二十周年，拙著《明清徽商与淮扬社会变迁》一书，有幸与其他六种文史专著被遴选修订再版。当时，我在再版后记中曾指出：“新史料是进一步深入探讨的基础……当年始料未及的徽州文书之再度大规模发现，已由一般人难以企及的珍稀文献，一变而为明清史学工作者案头常备的一般史料。……透过发掘新的文献史料，无疑会将今后的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度，甚至在某些方面，足以改写徽商与晚清的盐政历史。在这方面，仍然需要踏实、细致的诸多研究。或许，在不久的将来，笔者可以完成另一部以徽商与淮扬社会研究为主题的新著。”最近，我联合皖南民间的一批收藏家，结合个人收藏的徽州文书，主持编纂了一套《徽州民间珍稀文献集成》，其中，就有不少极为珍贵的文书史料，将为包括盐业史在内的明清以来中国史的研究，提供重要的学术支撑。

除了商业史研究之外，徽州文书涉及的领域极为广泛。凡是谈到明清时代中国南方的社会文化，一般都或多或少地要涉及徽州或徽商。大批徽州文书的发现，历史学者得以深入了解中国社会文化的诸多细节，理清原本面貌模糊的问题，细致地展现明清以来中国社会生活的实态。在这方面，社会文化史研究的拓展更是备受期待。例如，在明清社会文化史研究中，民众的信仰生活及相关习俗是颇为重要的课题。不过，囿于史料的限制，以往我们很难从普通民众的角度作细致的观察。所幸的是，半个多世纪以来徽州文书的大批发现，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许多从田野调查获得的新见文书，被纳入到社会文化史的脉络中加以考察，这为以民间文献书写民众的日常生活史提供了极大的可能。在具有悠久商业传统和契约意识的徽州社会，凡事必记、有闻必录的众多民间文献，具有具体而微的丰富细节，在某种程度上说，其精密程度有时甚至不亚于现、当代的社会调查资料，这使得我们可以从史料的角度“较近距离”地观察民众日常生活的诸多侧面，考察一地社会经济、文化、民间信仰之间的相互联系，从而勾勒出更为全面的日常生活图景。

从徽州到域外

邹怡：在持续关注徽州的同时，王老师的研究也涉及域外汉籍、东亚文化交流等议题，这些关注点的生发是出于怎样的机缘？王老师对这几个方向的共同持续关注，内在是否有着一些共通的学术关怀？

王振忠：在明清时代，徽商自新安江东下，便进入长江三角洲，从那里开始，逐渐汇入浩瀚的东海，驰骋于东亚世界。而我个人的研究，也基本上是立足于历史地理的学科本位，以“徽学”为起点，延伸至域外文献与清代社会史的研究。

1997年，我第一次赴日本访问。在日本期间，除了参加有关明清史研究的学术活动之外，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各大图书馆阅读域外文献。其时，从接触到的史料来看，最让我感兴趣的有两个地方：一是长崎，另外一处则是冲绳。前者与我先前从事的徽商与淮扬区域社会变迁的研究密切相关。在清代，苏州铜商曾是与扬州、汉口盐商和河政衙门官员骈肩称雄，位居中国财富排行榜顶端的一些人，而其中的不少人就来自徽州，他们与长崎贸易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在日本的一年里，我比较广泛地翻阅了江户时代的文集、笔记和档案。终于有一天，在日本内阁文库影印出版的江户时代之《视听草》中，找到了一份《唐土门簿》——这是前往长崎贸易的苏州商人带往日本的一份通讯录，其中提到苏州城内外的许多批发商，根据我的研究，个中有不少人出自徽州。此后，我又独自一人前往长崎旅行，在长崎县立图书馆、博物馆等处收集汉籍史料，并走访了江户时代的诸多清日贸易遗迹，徜徉于埋葬中国商人的悟真寺墓地，也阅读到了更多长崎学者发表的旅日华侨之相关论著，其中，有不少亦与徽商之东西洋贸易密切相关。后来，我利用这批资料，撰写了《〈唐土门簿〉与〈海洋来往活套〉——佚存日本的苏州徽商资料及相关问题研究》，这篇长达数万字的论文，分三期连载于当年“徽学”研究领域较为重要的杂志《江淮论坛》上。在这篇论文中，我深有体会地指出：研究江南社会文化，应当置诸整个东亚的背景中去考察。后来的进一步研究也说明，域外文献新史料的发掘、整理和研究，对于促进明清时代社会经济史、文化史的研究，具有特别的学术价值。

2003年，我赴美国哈佛燕京学社访问，当时，最吸引我的是那里收藏的大批韩国文献。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是北美汉籍收藏最为丰富的汉学重镇，当时，在该馆的地下室，不仅整整齐齐地排列着大批韩国的文集、笔记、契约文书等，而且，旧时不少珍贵的线装书也都放在那里供人随意翻阅。而在善本室内，还收藏着日本学者藤塚邻的大批旧藏。藤塚邻曾任汉城帝国大学的教授，是20世纪前期清日韩研究最为著名的学术权威。他在韩国期间不仅收集了大批朝鲜的珍稀文献，而且还抄录了不少相关的书籍，其中尤以“望汉庐”资料最为著名。1945年日本战败以后，这批资料被转卖到美国，为哈佛燕京图书馆所收藏。其中，有不少研究中韩关系的重要史料。当时，我向哈佛燕京图书馆韩国部主任尹忠男先生建议，采购刚出版不久的《燕行录全集》，并据此撰写了一篇论文，后收入他所主编的《哈佛燕京图书馆所藏朝鲜资料研究》（Studies on the Korean Materials in the Harvard-Yenching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Library Studies, No.3）。虽然学术界对朝鲜燕行文献的关注并不始于21世纪，但2000年后一百巨册《燕行录全集》等相关文献的出版，为《燕行录》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新的刺激。这批当时尚未引起中国学界广泛重视的新史料，无疑是清代社会文化史研究的重要文献。此后，我又陆续撰写了几篇与朝鲜燕行文献相关的学术论文，其中，有一些就利用了哈佛燕京图书馆所藏的珍稀文献。

《燕行录》

在关注燕行录研究的同时，我对其他文献的兴趣与收集亦未中断。在我看来，史学研究的推进，必须掌握一批核心史料，并以此为基础展开分析。为此，除了对传世文献的细致解读之外，新史料的收集与利用亦必不可少。特别是从社会史研究的角度，扩大历史学研究的学术资源，将各类史料融为一体，结合实地考察，展开实证性的研究，这是我长期的关注与追求。也正因为如此，近二十年来，我比较系统地整理或利用了日本唐通事教科书、琉球官话课本、朝鲜燕行录、美国传教士编纂的“榕腔”文献等，并借此展开东亚海域史与中外文化交流史的研究。2011年，我在日本东京大学召开的学术会议上，曾发表《东亚视域中的中国区域社会研究》一文，指出：“区域社会史的研究方法，将各种门类的资料熔于一炉，综合运用，因此，域外的诸多文献均可纳入此一视野。……随着研究单位的转换，诸如中韩、中日关系，亦便还原而为具体人群之间的交流，政治史、贸易史以及广义的文化史可以转向社会史的研究。这对域外汉籍史料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区域视角，使得相关的研究可以更为深入。”这篇小文后来作为2015年出版的专著《袖中东海一编开：域外文献与清代社会史研究论稿》一书的前言，基本上反映了我对域外文献与东亚海域史研究的总体思路。

学术研究的观照

邹怡：就问题意识而言，在王老师的研究生涯中是否发生过一些变化？如果没有变化，您在各种个案研究背后，长期追问的是怎样一个问题？如果有变化，转换之处及其考量是什么？

王振忠：我是1982年考入复旦大学历史系的。那个年代，整个社会百废待举，充满了勃勃生机。而当时的复旦大学亦是欣欣向荣，富于学术理想。从民国时代过来的不少学术前辈都还健在，他们中的许多人仍活跃在前沿的学术领域……而从那时到现在，转瞬已过了三十余年。在此过程中，经历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巨大变迁，见证了数十年来中国大陆学术的快速发展。其间，既遭逢90年代的“史学危机”，亦经历了本世纪头十年中国学术的黄金时期。既目睹了一些著名学术机构的盛衰递嬗，更看到不少新兴学术领域的拓展与学术思潮之兴起。其中，历史人文地理的复兴，社会史的崛起，历史人类学之发展、壮大，都给我以极大的影响。

1997年，《复旦学报》第一期曾以“新世纪的学术发展与青年学者的历史使命”为题，发表校内各学科数位年轻学者的一组笔谈。在那次笔谈中，我曾谈到：在中国学术界，社会史研究方兴未艾，而历史人文地理亦在迅速复兴。社会史研究深受人类学者的启迪，重视对基层社会的考察与探索，诸多学者开始以“人”为中心，展开对中国基层社会传统生活方式的深入探讨。一些从事华南研究的学者，更提倡利用族谱、尺牍、民谣俗谚、神话传说、民间唱本、契约文书和宗教科仪等乡土文献，力图透过解读民俗史料，阐释各类人文现象的内在意义，以把握芸芸众生的生活世界和心理世界。而与社会史发展的趋向不谋而合，地理学研究也逐渐加强了对人文社会因素的重视，特别是历史人文地理，自然更不能缺少对人本身的研究。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重视实地考察与文献分析相结合，重视对传统人文背景下区域社会变迁之综合性研究，也就成为个人学术追求的方向。当时，我开始思考对各地人群的系统研究。1994年开始，由我策划的“区域人群文化丛书”在福建人民出版社陆续出版。此一丛书由业师邹逸麟先生主编，我则担任丛书的副主编。所谓区域人群，是指传统时代具有明显区域特征、对中国社会产生不同程度影响的各地人群，他们不仅有着纵向遗传和横向衍播的民俗传承，而且，其名称又是历史时期约定俗成的，如明清时代的“徽州朝奉”“绍兴刀笔”“凤阳乞丐”和“山西票商”等。为此，我对这些区域人群及其相关文化现象，都做过一些初步的探讨。这套小册子现在看起来大概不太起眼，不过，当时我们首先提出的“区域人群”的基本概念，多年之后似乎已为学界同行所接受。

在我看来，对于各地人群及其相关行为的理解与认识，是社会历史与人文地理研究中最为重要的问题之一。为此，必须关注地域文化差异及区域社会之变迁，在学术研究中，通过对基层民众社会史资料的发掘和利用，重视田野调查与文献分析相结合，重视对传统人文背景下区域社会变迁的综合性研究。

《社会历史与人文地理：王振忠自选集》

邹怡：王老师在《明清徽商与淮扬社会变迁》重版后记中提到，“虽然有的同行曾将该书归入历史人文地理研究之列，但从严格意义上讲，这并不是历史地理的著作，而是社会史研究的专著。”您在进行具体研究时，是否因学科所属而发生过困扰？您认为在学术研究中，学科分野应是一个怎样的角色？

王振忠：1986年，我考入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其时，正值史地所的全盛时期，所内高手如林，学风严谨。虽然历史地理的学科属性言人人殊，但平心而论，历史地理学更多情况下仍被人习惯性地视作历史学科中的一个小门类，只是因为有顾颉刚、谭其骧、侯仁之、史念海先生等一批超一流的学者，才使得历史地理专业在大历史领域中独树一帜。其中，谭先生的学问博大精深，他在历史政区地理、历史自然地理、移民史等诸多领域创见卓著，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他所倡导的历史人文地理研究，目前已蔚为大观，形成了不同的分支。迄至今日，史地所同仁的诸多研究，基本上都可以在此学术脉络中得以梳理。对我而言，自己于求学及学术起步阶段，能在此良好的环境中耳濡目染，这是个人一生的幸运。前辈学者严谨的治学与突出的学术成就，曾给我以极大的鞭策。只是与周遭其他的研究略有不同，90年代中叶以来，“徽学”逐渐成为个人学术领域的“痴绝处”之一，这在复旦并无师承，而是由我独立拓展出的一个学术空间，开山挖铜，自有一番乐境。虽然是否已铸出新钱不敢自诩，但为此曾投入了极多的时间和精力。也正因为如此，在外人看来，此前的一些研究似乎游离出历史地理的学科边界，在早年亦曾遭遇过不少困难与挫折，但也自觉因此而有了更多的收获与欣喜。

的确，曾有同行将我最早的徽学著作《明清徽商与淮扬社会变迁》归入历史人文地理研究之列，但我自己认为，从严格意义上讲这并不是历史地理的著作，而是社会史研究的专著。不过，尽管如此，它仍然得益于我在复旦大学史地所受到的学术训练。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大陆学界，区域研究还不像现在这样风行，实地考察和对地方文献的收集与利用，亦远没有如今这样普遍。当时，除了受海外资助、开风气之先的一些学者之外，并没有太多的人有兴趣且有充足经费走出书斋，前往自己研究所涉的实地考察，收集民间资料。不过，我所在的复旦历史地理研究所一向有着实地考察的优良传统，业师邹逸麟先生就经常鼓励我应在书本之外，前往所研究的场域考察风土民情，收集当地文献。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我不止一次地前往苏北和皖南，徜徉于古运河畔，流连于淮、扬的街衢巷陌，行走于黄山白岳之间。其间，不仅对研究对象有了诸多感性的认识，而且也收集到传统历史文献之外的其他珍贵资料。《明清徽商与淮扬社会变迁》一书，如果说有一点成功的话，很大程度上就得益于这些经历以及与之相伴而来的各类鲜活的史料，这使得制度史与区域社会史的研究得以相互衔接。

迄至今日，我在复旦大学史地所求学和任教已有三十多年，对于研究所近三十年的变化和历史地理学科之发展，大概还算是比较了解。在我看来，学科当然需要有明确的边界和学术分野，但学术研究刻意地固守藩篱却并无必要。关键在于是否确有创见，较前人的研究能否有所推进。否则，前人做出一个样式，后人改换另一个区域，填充以不同的地方史料，软土深掘，便不假思索地形成了“新”的成果，如此这般做出的东西，即使很像是某一学科的成果，但于学术发展究有何益？

事实上，民间文献的大批发现，为中国历史地理的研究打开了一扇新的窗口。1997年，我在国内最早倡议开展历史社会地理研究，近二十年来致力于相关的探讨，以民间文献为依托，借鉴社会史的研究方法，希望为历史地理研究拓展新的学术空间。近年来，更着重利用徽州文书，从事区域历史地理和历史社会地理的研究。在这方面，我曾利用诉讼文书等多种文献，对区域历史地理展开较为深入的探讨。在《历史地名变迁的社会地理背景——以皖南的低山丘陵地区为例》一文中，我透过对地名雅化现象及其规律的实证性研究，指出：对地名的考察，不应满足于简单的地理学分类，而应对地名变迁的历史轨迹，做出尽可能细致的分析。事实上，地名折射了区域社会的历史记忆，它不仅具有地理方面的指标意义，而且还蕴含着人群、商业、族姓冲突、民间信仰以及国家政策等方面的诸多内涵。透过对历史地名变迁轨迹的追溯，可以揭示一地的社会地理背景，从中看出各色人群对历史记忆的选择。除了历史地名的研究之外，交通地理与社会地理的综合性探讨，也是我近年来重点关注的一项研究。在这方面，已有系列的研究论文发表。例如，以往学者主要利用一些坊刻的路程图记，研究明清时代的交通地理。而在陆续发现的徽州文书中，我找到了数十种新的商编路程抄本。这些由来往各地的徽商手书之抄本，既包括以往常见的商编路程，同时还附有相关的营商规范、契约文书和诉讼案卷等，据此可以较为确切地了解该书作者（或编者）的区域社会背景，从而有助于我们将商编路程放在具体的商业环境中去考察，而不是仅仅将之视作交通地理中诸多枯燥地名的简单串连。这些研究表明，对于民间文献的深入探讨，不仅可以充实区域历史地理研究的内涵，而且，也将拓展徽州文书研究的领域，凸显民间文献新史料在中国历史地理研究中的学术意义。

历史学者的社会责任

邹怡：王老师的论著文字典雅，严肃的学术文字读来全无艰涩之感，甚至有如散文般雅洁明快，这在历史论著中并不多见。这一风格的形成，是否得益于文学作品的阅读？在现代的学科体系中，“文史不分家”似乎更成为一种怀念，您对此有怎样的看法？

王振忠：我对写得一手好文章的人一向非常尊崇，读到好文章也时常会有心潮澎湃之感，禁不住为之击节叹赏。其实，即使是在历史学界，也有不少学者写得一手好文章。中学时代读过翦伯赞先生的《内蒙访古》，印象极为深刻。大学时代，翻阅过任乃强先生厚重扎实的《华阳国志校注》，当年，对其中的不少内容虽然是一知半解，但我知道这是海内外《华阳国志》研究方面最为详尽、权威的校注本。二十多年后，我在哈佛燕京图书馆找到一册装帧简陋的《西康诡异录》，竟发现任先生还写过文笔优美、相当轻松的文字。当时，最深的一个体会是：前辈学者真是令人高山仰止，那个时代的学术大家也真是名不虚传，不仅有学问，而且有情趣、有文采，可以说是深奥学问做得，有品位的美文也写得。类似于此的文字修养，虽令人心向往而不能至，但却很值得努力学习。

当然，学术论文与随笔、散文的写法不同。学术论文应当言必有据，讲究学术规范。而学者撰写的随笔、散文，比较理想是以自己的研究为基础，将学术研究中的心得以及感受，传达给专业之外的读者。好的随笔、散文应当既有学问，又有趣味，同时还要有流畅的文笔表述。在我看来，史料绝不是冷冰冰的一堆文字，熟练驾驭史料的历史学者，可以透过不少看似枯燥的资料，理解乡土中国的人事沧桑，认识传统时代的浮云变幻。通过仔细阅读历史文献，我们可以尽最大程度地感受当事人的心曲隐微和感物叹时，这常会给研究者带来诸多的感动，而后者则可以透过轻松的笔调和独特的写法，将历史学前沿成果转化而为知识界的常识，从而将这份感动传达给普通读者，这也是作为历史学者的一种社会责任。

邹怡：未来几年，王老师有怎样的研究计划？目前正在进行的几个研究领域，有哪些新的推进方向？是否有新的研究领域计划开拓？

王振忠：未来几年想做的研究相当不少，大致说来，只要碰到的问题或资料足够有趣，我不会局限于某个研究领域。当然，这取决于各方面的机缘凑巧，现在只能先做好手头尚未完成的几件事。目前在研的计划主要有两项，一是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明清以来徽州会馆文献的整理与研究”，二是组织、出版“徽州民间珍稀文献集成”。前者是希望系统地整理、研究徽州会馆的相关文献，而后者则拟汇集国内一批收藏家私人珍藏的稀见文献，出版《徽州民间珍稀文献集成》。此一丛书已获2015年国家出版基金资助，第一辑三十册将于年内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有别于以往多以土地契约为主的文书出版物，此套丛书拟出版徽州日记、商书（包括商编路程等交通地理文献）、书信尺牍、诉讼案卷、宗教科仪、日用类书、杂录、启蒙读物等，所收文献具有更为重要的学术价值。今后数年还将持续编纂、出版，希望能为学界奉献一大批第一手的文献资料，推进明清以来中国史、历史人文地理研究的深入。除此之外，域外文献与东亚海域史研究，仍然是我关注的另一学术领域。在这方面，我已开始进一步收集日本长崎和琉球的相关文献，开展东亚海域史的研究。

（本文原载于《学术月刊》2017年第3期，原标题为《王振忠、邹怡：<社会历史与人文地理>》，澎湃新闻经授权转载，现标题和小标题为编者所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