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云国︱纠结于政学之间的丁则良:英伦去来,学为时变

虞云国

2017-06-14 15:15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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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伦去来的政治是非
1946年暑假过后,丁则良随清华大学复员回京,继续担任历史系专任讲师。据朱自清这年10月27日日记,“陈寅恪昨到清华,丁则良来为他安排课程和助手”。朱自清时任文学院长,让素仰陈寅恪的丁则良为崇拜者服务,可谓得其所哉!与此同时,战后中国举行最后一次的庚款留学考试,历史专业仅取一名。经过激烈竞争,丁则良独拔头筹。
早在1943年,丁则良就想与何炳棣一起参加当年的留美庚款考,最终因便血而抱憾退出。如今能考取数年一试的庚款名额,他很快与已在美留学的何炳棣分享了喜悦。不久,其弟则民也考取了自费留美的资格,丁则良随即为自家昆仲通盘规划了研究方向。他对其弟说:“历史研究的功能不仅限于说明过去,而且在于从历史发展的来龙去脉了解现实,特别是与祖国发展前途攸关的现实。”正基于此,他赞同弟弟专攻美国史,自己打算改治苏俄史。
以丁则良看来,在战后两大阵营的对立格局中,苏美各为领袖,在国际事务中举足轻重,出于中国发展考虑,尤有必要分工去作研究。他致函何炳棣,说自己决意进入伦敦大学斯拉夫研究所改治苏俄史,拒绝好友规劝他研习英国史远较苏俄史有助于国史研究的忠告。坚信自己的抉择正为践履当日的约定:“搞学问要以自己中国人为对象。”
抵达英伦后,仅经一年半学习,丁则良便以勤奋与天资,不仅对俄国历史和苏联现状的研究大有所获,而且顺利拿下了俄文考试,进入了论文阶段。
进入1949年,丁则良密切关注着国内局势。他与在美的弟弟通信,谈论时局的剧变,对即将诞生的新政权寄予期望,并双方约定学业告一段落即早日归国。他还激动地致信何炳棣说:“英国费边式社会主义福利国家无光无热,就要建国的中共有光有热。”新政权建立不久的秋冬之际,丁则良决心放弃论文写作,提前回国效力。1950年底,如同当年许多海外学人那样,丁则良放弃博士学位,毅然决然归国。
赵俪生
做出决定后,他就辞去了在英国广播公司华语播音的兼职。关于此事,有必要略作辨析。赵俪生与丁则良虽曾为“一二·九”战友,但说他当年“咋咋呼呼的,爱领大家呼口号”,交情泛泛,晚年仍认为这是其历史失足之一。王勉与丁则良可就交深谊契得多,不免径起为老友辩护。
王勉的驳难主要有三点。首先,他认为,赵俪生据此说丁则良“曾失过足”,“岂非即是‘叛国’之别称”,乃“厚诬死者”;其次,他承认,丁则良在英伦确做过华语播音,但播出每在英国零点前后,与中国时差八小时,在英的中国留学生“决不会在此时听广播,某君知有此事,但未足证明他曾听过这种广播”,赵俪生“以想当然的思路下此结论是很不应该的”;最后,他指出,丁则良自承“走了弯路”,乃指1936年发表《学生运动的前途》事,与“在英伦当播音员”根本无关;而丁则良在归国过沪时曾对他自云,“如果再为英国广播公司做事,自觉在职业道德上是不好的,所以未久即辞去这一兼职束装回国”。
鲲西(王勉)《清华园感旧录》
王勉护友心切,情有可原,但驳难大可商榷。首先,赵俪生虽据此说丁则良“曾失过足”,却从未说其“叛国”,王勉反应有点过度。其次,仅据播音在零点前后,反驳中国留学生决无可能在此时听其广播,无乃苍白无力,留英学生特地收听中国人讲中国事的播音,即便零点前后也在情理之中,更何况焉知这档播音在次晨不会重播呢?2004年,赵俪生编定《桑榆集》,内收《记丁则良君轶事》转述某君(实即西北师院外语教授李学僖)之说,比《篱槿堂自叙》更详:“当时在伦敦的有王崇武,还有丁则良。他(指李学僖)说每天早晨打开收音机,有一段Morning Broadcast,是针对刚刚建立的新中国,这段话的撰者和讲者,都是丁则良。”最后,王勉断言丁则良“走了弯路”乃是刊文《学生运动的前途》事,与其在英伦播音并不存在排中律关系。即便他在广播中对新政权有所批评,与他当时及后来归心于新政权既不绝对冲突,也符合终其一生的“爱之切而责之严”的理想主义原则。根据丁则良思想行事的一贯逻辑,作出这番合理解释,或许才是真正“了解之同情”。
鼎革之初的史学得失
丁则良归国过沪,转赴南昌接回妻女,挈家往游杭州西湖,然后回到阔别三年的清华大学,任历史系副教授。在沪期间,他约王勉等在霞飞路DD'S咖啡馆匆匆一晤,相谈欢洽。对王勉所提时局疑惑,他以海外所见指陈辨析,让王勉深感“无以胜之”。得知他已改治苏俄革命史,王勉虽惋惜他“对于宋史既已有良好的开端”,却也认为,“具有如此的学识和外文,今日能治此科者舍则良其谁能胜任”。这年,他三十五岁。
回国不久,丁则良便加入民盟,与同校雷海宗、潘光旦、王乃樑等师友过往频密。其后七八年间,他在教学科研上异乎寻常地投入。据其长女回忆,他总是研究到半夜两点还不睡觉,甚至多次因工作而忘却与妻儿同看演出的约定。凭借着清华与联大的学术积累,兼之英伦留学的锐意汲取,丁则良进入了学术发皇期。一颗史学明星冉冉升起。不妨简述他在这一期间的学术经历与史学业绩。
1950年,丁则良在清华与周一良合开中国通史,他为历史系编辑了三册《宋代土地问题史料选辑》,在清华、北大两校历史系联合举行的教学讨论会上作《宋代土地问题》的报告,发表了《北宋初年王小波李顺起义的性质》,这些都应是他联大时期宋史研究旧库存的新出炉。为配合抗美援朝,他发表了《358年前的援朝抗日战争》与《美帝是怎样助日侵华的?》。这年,作为编委,丁则良与张政烺、杨生茂、李光璧、孙作云与关德栋等发起创办了《历史教学》月刊。
《历史教学》创刊号
1951年,丁则良出席了中国史学会成立大会。这年,除刊出两篇中国古代史论文外,他发表了多篇中美关系史与中国近代史的论文,诸如《马关议和前李提摩太策动李鸿章卖国阴谋的发现》《天津条约订立前后美国对中国的侵略行动》《李提摩太——一个为帝国主义服务的传教士》《义和团运动时期美国传教士丁韪良的罪行》《翦伯赞〈义和团书目解题〉中的几个问题》。从其论题所及,不难发现:一是他的研究重心明显由中国古代史(尤其宋史)转入中美关系史与中国近代史,英伦留学的学术训练大有用武之地;二是他的许多论文主观上明显留有“文章合为时而著”的痕迹,客观上也为当时中国政治所欢迎。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李提摩太》一文,当年11月就由开明书店列入“抗美援朝知识丛刊”出版了单行本,副题增改为《一个典型的为帝国主义服务的传教士》,首印即达一万册。网上有一明信片,是这年4月7日丁则良致开明书店编辑胡嘉的:“现在三自运动及镇压反革命均为首要工作,揭发李之罪行,或不无帮助也。总之,此书如不合适,亦无关系,我们之间,无须有丝毫客气也。”他俩是清华历史系前后级友,此书应是丁则良主动挽请胡嘉出版的,用意则为配合当时反美需要。
丁则良致开明书店编辑胡嘉的明信片
在此书引言里,他为李提摩太定性:“这些帝国主义分子传教士,和帝国主义派到中国来的外交官、特务等共同执行着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最后强调:“只有到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成立之后,中国人民才真正翻身,而基督教在人民政府的正确的宗教政策之下,也才有了新生的可能。”大洋彼岸的何炳棣仍关注着老友的学术动向,据此认为,《李提摩太》“否定了这位传教士引进西学和协助维新的一面,着重揭露他充当英帝国主义工具的另面”,“反映丁则良业已由衷地接受了马列与中共的观点,但也不免为他大材小用而兴叹”。
“抗美援朝知识丛刊”中收入的《李提摩太》
1952年,丁则良发表了研究义和团的《华学澜的〈庚子日记〉》。这年秋天,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清华历史系撤销,他主动报名支援新筹建的东北人民大学(今吉林大学)。离京前,他与即将调入北大历史系的同事兼好友王永兴有一次长谈,豪情满怀表示:要把全部的学力贡献给新建立的东北人大历史系,办成像清华大学历史系那样高水平,为国家培养人才。
调入东北人大历史系,丁则良任世界史教研室主任。次年,他选为校民盟副主委;翻译了《朝鲜史上抗拒契丹的伟大爱国者邯瓒》。1954年,翻译出版了《苏联大百科全书》中的《东方学》,发表了《俄国人第一次环球航行与中国》《苏联东方学者论东方人民民主国家的性质与特点》《加强向苏联学习提高教学质量》等学术论文或介绍文章,这些也都烙有中苏蜜月的触目印记。
1955年,丁则良出任系副主任,兼任校务委员会委员。他前往辽宁省图书馆抄录馆藏中国近现代档案,次年《史学集刊》创刊号刊出《有关辛亥革命时期东北若干史事的一些资料(上)》即其一部分。这年,他发表了论文《近代亚洲民族解放斗争的三次高涨与中国》,次年仍以单行本出版。在批判胡适的高潮中,他也写过应命之作《对胡适疑古论的批判》,虽难免袭用当时风行的批判套语,但仍试图局限在学理上展开论证。他与人合译的《朝鲜近代史》,也在这年出版,当然也是配合当时中朝关系的政治需要。
《史学集刊 》创刊号目录
1956年,丁则良为东北人大创办了《史学集刊》,发表了《评荣孟源同志有关1905年俄国革命对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影响的几个论点》。当年全国高校教授定级,他定为三级,与北京师大何兹全、山东大学童书业、王仲荦同一级别,可见他在史界的地位。据6月4日《顾颉刚日记》,他以历史系主任兼图书馆长的身份接待了顾颉刚,陪同参观了历史博物馆与图书馆,并“与历史系同人谈话二小时”。丁则良对历史系与图书馆制定的发展规划,得到了时任校长匡亚明的赞赏。7月10日,他赴京参加高教部文史教学大纲审定会,与周一良承担合编亚洲各国史教材的任务,周一良负责古代,近代部分归他,下半年起便经常住在北大。何炳棣闻知此事,“内心又多少为他‘庆幸’,因为这正是表现他史识、史才、史笔的机会”。11月15日,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举办孙中山诞辰九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他作为唯一的外地学者,与历史研究所副所长侯外庐、中央政治研究室历史组组长黎澍同作学术报告。日前到访的史学大家顾颉刚也在座下听他演讲《孙中山与亚洲民族斗争》,“深佩其治近代史之精湛也”。
1957年,丁则良发表了《关于一八五七年印度大起义中的封建势力和这次起义的性质问题》与《1857年印度民族起义初期起义军在德里所组织的军事委员会》,还与人合译出版了苏联史著《东方各国近代史》。5月,他远赴莫斯科参加东方学国际学术会议,《真理报》介绍了他的学术报告。
综观1950年代的丁则良史学,在研究课题与价值取向上,无论近代不平等条约研究、近代中国与亚洲民族运动的研究,还是在华传教士研究、中朝关系史与苏俄东方学研究,毋庸讳言,都有特定时代的鲜明烙印。对此,不仅彼岸的何炳棣在追忆里不无微词,连此岸的王勉晚年也苛评道“不免趋时阿附,亦是一失”。
如何看待这种趋时之学,不妨联系丁则良在1947年致友人函里的认知:“在今日尚未大一统之际,国家仍有其意义,而非到外国,似不能深切体会国家地位关系之大也。”这一认知的形成背景,应是灾难深重、迭遭外侮的近代中国史刺激使然。惟其如此,亟盼一个强大的中国崛起于世界民族之林,是包括他在内的几代知识人的家国情怀。政权鼎革与随之而来的舆论宣传,让他这代知识人真以为梦寐以求的理想或许将成现实,也让他的史学偏离了曾经的主张,主动试图为现实政治服务,呈现出他在联大时期抨击过的取向:“不以讲学为重,理性为重,而以宣传为重,趋时为重。”(《关于教师思想问题》
即便如此,自1954年起的短短几年里,丁则良以亚洲近代史为中心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刊于《历史研究》上就有四篇。正如周一良晚年评价,“他完成了几篇颇有水平、当时很受重视的亚洲近代史论文”。综观这些论文,丁则良史学已从一度偏差回归了学术理性。
总之,丁则良与他那代大多数知识人一样,既满怀着学术事业的勃勃雄心,又未忘情于天下兴亡的家国情怀,从上世纪三十年代一路走到五十年代,一再纠结于政治关怀与学术追求之间的选择与困惑。这种选择与困惑,在五十年代起一连串政治运动中让他们不知所措而进退维谷,也最终导致了史家丁则良的英年早逝。
责任编辑:郑诗亮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丁则良,赵俪生,苏俄史,清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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