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类招生”渐获高校共识,专家:给了学生试错的机会和可能

姚晓丹/光明日报

2017-06-15 0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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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9月,刘琛(化名)以湖南省文科第二名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元培学院,成为“大类招生”实验班的一员。
“当时很迷茫,不知道自己想要干什么、能干什么,于是换了很多专业。先去学物理,却败在了数学上。后来去学金融,也不喜欢,然后又跳到政管,这个时候已经大四了,频繁换专业让我只能延期毕业。拍毕业照的时候,每个人都跳起来扔掉头上的帽子,我延期毕业,没有帽子,在一群快乐的人中,格外寂寞。”刘琛说。
刘琛不断辗转的学业之路,虽有点异乎寻常,但不失为大类招生中的一个典型案例。从21世纪初北京大学元培学院开始,大类招生逐渐揭幕。改革铺开之后,个人选择的自由与迷茫,制度创新的空间与界限,社会效果的权衡和取舍,都通过一次次的实验以及随之而来的争议逐渐展现出来。支持者说,大类招生凸显通识教育,更有利于才能和个性的自由发展。反对者称,大类招生强调“大”,却失于“专”,反不能人尽其才。十几年大类招生得失几何?在2017年高考结束不久,考生填报志愿前夕,记者采访了相关专家。
一位考生和家长在认真阅读招生简章。 光明日报 图
高校招生的必然选择

湖北省教育考试院高等教育考试办公室主任胡向东认为,采取大类招生的方式是高校的必然选择。
“我记得2014年曾有一个调查,关于大学生对所选择专业的态度,数据显示,近50%的学生不喜欢自己的专业。在这种情况下,大类招生是一个很好的解决方式,让学生和高校能共同成长。”胡向东说。
大类招生还承担了学生成长的缓冲和过渡功能。“不少高中生对专业的了解不多,在高校前两年的通识教育后,更容易发现自己的兴趣点所在,否则,他们专业的选择几乎可以说是‘盲选’。”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程方平说。
大类招生也是高校招生日益激烈的客观需求。“大类招生对高校的触动更大,越来越多的高校要加强自身建设,提升课程质量,提供更多通识课程和组合课程。这对学生来说,也是十分有利的。”胡向东说。
除了减少盲目性,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招生就业处处长马进喜认为,大类招生给了学生更多的自主权。“经过一年的大类培养,我们将根据学生学习兴趣,在导师的指导下选择专业学院继续学习,二年级结束时才在专业学院内选择自己心仪的专业。此外,如果此后的学习年限内专业兴趣发生了改变,学生仍可进行专业转换。这样的灵活选择能让学生对自己的职业生涯有更多思考。”
2017年全国在津招生高校录取咨询会在天津国际展览中心举行。几位考生在现场讨论招生情况。 刘东岳 摄
给学生试错机会

尽管有灵活高效、通识培养等诸多好处,但是,在中国教育科学院研究员储朝晖的眼中,大类招生却是个“无奈之举”。
“这是被目前的中小学培养制度和单一化的高考评价体系逼出来的。单一的知识考试,挤压了学生发现自我特长的机会。”储朝晖说,“曾经有人咨询我应该报什么热门专业,当他询问学生的优势和爱好时,对方却一脸茫然。我们的现状是,大部分孩子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
这时候,大类招生这样的方式无疑给了学生一个缓冲,一个发现自我的机会,也给了他们试错的机会和可能。
越来越多高校的共识
回到开头那个故事,“发现了自我”后的刘琛后来考取了剑桥大学的硕士、博士,如今已经在香港大学获评了副教授。大类招生的实验在他身上可以说是成功了。
十几年历程后,尽管有现实的无奈和困境,但当它成为越来越多高校的共同选择,一定有其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的应然与必然。
大类招生如何更趋完美?
胡向东认为,高校应加强自身建设,以适应大类招生的考验。“国外高校的课程组合更灵活,我们还需要更好地提升课程质量,给学生更多选择。”
储朝晖表示,应该把培养方式前移,“应更多地在高中开启大学先修课、职业生涯规划课等,让学生尽快找到自己的天赋所在”。
程方平谈道:“大类招生也不宜搞‘一刀切’,不少高校把通识和专业分割得太清楚了,要么是‘大通识’,进入专业的时间比较漫长,要么是‘大专业’,通识教育的时间少。我觉得,可以适当做一些‘小通识’的实验,更好地兼顾通识和专业,让大类招生更趋完美。”
(原题为:《大类招生改革之路通向何方》)
责任编辑:李敏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大类招生,高考,填报志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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