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私无畏的益友：恭贺朱瑞熙教授八十大寿

人到老来最念旧。回望漫漫人生，在迂回曲折的研习宋史道路上，对我帮助最多最大的，无疑首推朱瑞熙兄。他乐于助人——无私。更让人刻骨铭心的是，在我一生中最艰难的那些日子里，瑞熙兄挺身而出。他伸出援手——无畏。有此无私无畏之益友，实乃今生之一大幸事！近期，我常常念叨着：瑞熙兄快80岁了。做九还是做十，没来得及询问。顷得其得意弟子戴建国教授来函，邀我撰文祝寿。正合我意，二话没说，欣然应允。交稿期限太紧，只能长话短说。

我与瑞熙兄因一偶然机缘，1962年相识于成都。他复旦大学毕业后，到四川大学读研究生。我本科考入兰州大学，研究生就读于甘肃师大。两人的研习方向都是宋史。瑞熙兄只比我大两岁，但以学校“门第”而论，他是“望族”，我是“寒门”。他的导师是学问博大精深的当代史学大家蒙文通老先生，而我的导师金宝祥先生是蒙老早年在北京大学任教时的学生。就师承关系来说，他比我高一辈。然而所有这些差别和差距，对我们之间的交往毫无影响。或许是志趣相投吧，两人竟一见如故，视为知己，无话不谈，凡事均可直言坦陈。从此开始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友谊。

读研究生时，瑞熙兄是名家门下、出类拔萃的尖子生，对我的帮助是多方面的。他借书给我读：当时参考资料少，书籍很难找。瑞熙兄阅读面广，但凡他读过的书，只要我需要，都让我带回兰州，读后再邮寄还他。诸如曾我部静雄的《宋代财政史》、仁井田陞的《支那身份法史》之类。他教我做卡片：从那时起，瑞熙兄便以勤于积累，擅长做卡片闻名。在他影响下，我也做了起来，在60年代初还算比较时髦的。当年研习宋史，苦于国内学者相关论著相当少。瑞熙兄告诉我，日本学者成果较多。于是，我几乎浏览了系资料室订的每一期《东洋史研究》和《史学杂志》。特别是商务印书馆1963年为供批评用，内部刊行的《宫崎市定论文选集》。读后从中得到不少反面的刺激和正面的启示。瑞熙兄还提醒我要注意地下、地上的实物资料。他说，川大历史系研究生毕业论文答辩，考古学家冯汉骥先生要参加。如不使用这类资料，冯先生是会否决的。于是在《历史研究》、《历史教学》之外，《考古》、《文物》也是我必读的期刊。为此我还查阅了不少金石志。有了这位乐于助人的好友，我虽身在边缘地区，读的是边缘学校，但学术信息还不算十分闭塞。由于交流较多，两人的毕业论文题目很相近，他是《论宋代的佃客》，我是《北宋租佃关系的发展及其影响》，属于当年的热门论题。我在毕业论文中引用的一条出自《陇右金石录》的史料，瑞熙兄1965年发表在《史学月刊》上的论文曾注明加以转引。其实，这条史料正是在他的提示下搜寻到的。

“一生交给党安排”，“党指向哪里就奔向哪里”。毛泽东时代的年轻人，无论先进与后进，都会这样说。瑞熙兄和我并非先进分子，还多少有些所谓“白专”倾向，但毕竟经历了“反右斗争”的洗礼，知道“听话要听党的话”，也会这样做。1965年，研究生毕业后，瑞熙兄以其优异的学业成绩被点名要到中科院近代史所通史组工作，协助范文澜老先生编著《中国通史》辽宋西夏金部分。而我则听从党的安排，远走雪域高原，改行做新闻广播工作。学友不在远近，只在真心。拉萨与北京远隔千山万水，两人联系并未中断。我只要到北京，总要登门看望。瑞熙兄白天公事私事都忙，晚上还要挑灯夜战做学问，直到深更夜半。但只要我到访，他立刻放下一切，同我交谈，一聊就是大半天，话题离不开宋史。瑞熙兄喜得“两千金”后，生活相当拮据，出门腰无半文，但还是要留我在家吃住。

70年代，我一度被打成“现反”。身陷囹圄之后，下放到喜玛拉雅山区、羊卓雍湖畔。处境艰难，心灰意冷。夜间无事，烤着牛粪火，对着酥油灯，读读雨果的《悲惨世界》、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之类而已。瑞熙兄得知此情，十分关切，愤愤不平。在亲友中，他是敢于同我通信的第一人。瑞熙兄在来信中感叹，雪域“天高皇帝远”。并鼓励道：“艰难即将过去，曙光就在前头。”于是我才重新拾起史书，闲时继续研读。须知在当时，瑞熙兄的这些信件一旦被发现，吃不了兜着走，是会以立场不稳、界限不清、敌我不分等罪名受到处理的，风险极大！在我往日的印象中，瑞熙兄是位行事较谨慎、胆量并不大的文弱书生。殊不知这时他竟如此勇敢。瑞熙兄的勇敢自有其缘故。除对我本人的理解与信任而外，还在于他对当年西藏的情形时有所闻。在瑞熙兄的近代史所同事中，有一位西藏消息灵通人士。果不出瑞熙兄所料，情况很快好转，我从羊卓雍湖畔调到气候较好的雅鲁藏布江边。此时，瑞熙兄更挂念远方的我，总想设法将我调离西藏。邓广铭老先生复出，他前往说项。蔡美彪先生出任地震史资料总编，他又去活动。邓、蔡二先生虽然都表示愿意尽力，但此事绝无可能。当年西藏的口号是：“长期建藏，边疆为家”；“死在西藏，埋在西藏。”西藏是只让进，不让出的。毋庸讳言，瑞熙兄一介读书人而已，其作用与能量很有限。我最终走出困境，应当“感谢群众感谢党”。然而瑞熙兄这片深情厚意，至今仍令我感动不已，将永志不忘。行文至此，不禁联想到另一件事。瑞熙兄的研究生同学甘俊才因故遭到错误惩处，他曾为其抱不平。俊才兄同我不止一次说到此事，感激之情溢于言表。足见瑞熙兄为人一贯正直、善良，不油滑，不奸狡，不愧为活脱脱、好端端的一位本色书生。

1980年，终于梦想成真，我从西藏内调回家乡四川。工作如何安排，瑞熙兄为我操心，使用了当年在成都的一切老关系。我到四川师大任教，固然是组织上的安排。但四川师大乐于引进，且态度异常积极，则与瑞熙兄的游说关系极大。人到中年，学业荒疏。瑞熙兄为我提供了一次再学习的绝好机会。1982年春，经他推荐，我到上海师大，在程应鏐先生主持下，参与编审《中国历史大辞典·宋史卷》，与徐规先生等前辈学者和王曾瑜兄等朋辈先进在一起紧张地工作。历时数月，深受教益。于是，我较快地顺利回归宋史研习者行列。

我参加中国宋史研究会，介绍人又是瑞熙兄。为出席1982年秋在郑州召开的宋史研究会年会，我写下论文草稿，但心里没底，寄请瑞熙兄指教。他认真修改，增加了最后一段概括性文字，题目《宋代国子学向太学的演变》是由他改定的。这篇论文有幸被邓广铭老先生收入他主编的宋史研究论文集。如今学会论文集受到轻视，而当年邓老主编的论文集则为学界所重。除了量化考核的缘故而外，主要原因在于邓老严肃严格严谨，审稿严，要求高。然而我此后提交年会的论文篇篇被邓老采用。有同行怀疑其中是否包含瑞熙兄等人美言的成份，其实我心中也有些嘀咕。

从前，我与瑞熙兄交往主要靠书信。80年代以后，年年见面，当面交流，向他请教的机会更多更直接。90年代中期，我们先后应宋晞先生、黄宽重先生邀请，两次一道到台湾访问，参加学术研讨会。因故两人还一同到陈立夫先生寓所，与他相会。和瑞熙兄合作是我向他学习的重要方式之一。最大一次合作是王曾瑜兄邀约瑞熙兄以及刘复生兄、蔡崇榜兄和我共同撰写《辽宋西夏金社会生活史》。《生活史》一版再版，新近又由剑桥出版社印行英文版。曾瑜兄在再版后记中说：“此书朱瑞熙先生出力尤多”，或有自谦之处，曾瑜、瑞熙二兄的贡献似乎相等。但图片“全由朱瑞熙先生一人承担”则是事实。无图不成书，插图丰富多彩，编排恰当得体，是瑞熙兄长期积累、潜心研究的成果。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真情。”瑞熙兄是我情笃意真的一位益友。称他为我的半个良师，也不为过。至于瑞熙兄的学术贡献和治学特点，因交稿在即，本文言之甚少。其实不必多说，瑞熙兄的学问为学界所公认和推重，是朋辈宋史研究者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学友之交淡如水。纸短情长，谨以此短文恭贺瑞熙兄八十大寿。

2017年6月12日于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