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习营观察：蒋介石研究有哪些新成果？

第二届银泰公益中国近现代史青年学者研习营于2017年6月6-11日在浙江大学举办。此次研习营共收到56份申请，由学术委员会票选出15位学员，笔者十分幸运能够入选，与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山大学、浙江大学、东京大学等海内外高校、科研机构的青年学人一同入营学习，彼此砥砺，共同进步。

青年学者研习营颁发结业证书

蒋介石研究新成果

研讨形式沿袭去年，上午为导师授课，下午为学员报告论文与互相点评，晚上分组研讨蒋介石日记。导师均为知名学者，报告内容也是他们的最新成果，可谓史学研究前沿。杨天石教授是本次研习营的导师之一，80岁高龄的他仍奋战在学术研究第一线，被陈红民教授称为“档案狂人”。

杨天石教授

杨天石作了题为《台湾时期蒋介石与美国政府的矛盾》的报告，立足蒋介石日记及各类档案，梳理了1949年败退台湾后蒋介石与美国政府的恩恩怨怨。蒋介石一方面乞求美国的保护，希望其能支持自己“反攻大陆”，另一方面又担心美国吃掉自己或更换代理人，因此对美国心怀戒备。公开场合蒋介石对美国表现得亲密而热络，私下则在日记里严厉指责其为“美帝国主义”，甚至历届美国总统都受到蒋介石尖锐刻毒的指责。1949年8月5日，美国政府发表白皮书，鼓吹“台湾独立”，希望“弃蒋换马”。此时在美国政府眼中，蒋介石等同于“难民”。随着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恢复了对台湾的军事援助。艾森豪威尔当选总统后开始“放蒋出笼”，但并不支持其大规模“反攻大陆”的军事行动。虽然台海危机时毛泽东曾想争取蒋介石回归，但并没有取得成效。随着尼克松出任总统，中美关系恢复，台湾当局退出了联合国。总体来看，蒋介石与美国政府存在着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杨天石认为，蒋介石思想中包含着坚决的反共理念，不过其反对美国支持“台独”，曲折反映出其思想和性格中的民族主义因素。

机缘巧合，俄罗斯历史学者亚历山大·潘佐夫教授临时加盟导师团队，为学员作了一场题为《俄罗斯档案中的蒋介石、毛泽东和其他中国革命者》的报告。潘佐夫长期从事毛泽东研究，出版了多部毛泽东传记，现今开始研究蒋介石。他认为要想真正理解中国20世纪的历史，不能光从一个方面展开分析，毛泽东和蒋介石研究都非常重要。潘佐夫的爷爷格奥尔基·爱伦堡是苏联著名汉学家，曾出版过国外最早的毛泽东个人传记。受其影响，潘佐夫投入历史研究，同样把研究焦点放在毛泽东身上。潘佐夫介绍了“俄罗斯国立社会和历史档案馆”的馆藏情况，该馆藏有约200万份书面文件，其中包含3328个中国革命家的私人卷宗，比如毛泽东、蒋介石、宋美龄等。关于蒋经国的档案则存放于“现代资料中心”。这些档案馆包含有大量的私人卷宗、图片、通讯记录等珍贵资料，但是由于语言限制等各种因素，长期以来没有受到中国学术界的充分重视。这或许可以作为今后历史研究的一个突破口。

亚历山大·潘佐夫教授

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吕芳上研究员、北京大学王奇生教授、意大利威尼斯大学劳拉教授以及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林孝庭研究员等四位导师的报告同样精彩纷呈，限于篇幅仅做精要介绍。

吕芳上重点介绍了中国台湾的蒋介石研究状况。台湾本土化和民主化的思潮给学术带来很大冲击。近些年随着蒋介石日记的公开、蒋介石年谱长编等资料的出版，学者们迎来了学术研究的新时代，可是台湾目前对此领域的研究并不充分，所公布出版的史料亦未受到充分重视。受新文化史影响，社会文化史等领域受到追捧，传统的政治史研究稍显冷落。不过他指出，现在研究蒋介石与民国的时机已经成熟，只要坚持“多一些学术，少一点政治”的理念，就能逐步还原历史的真相。此处尤为关键的是吕芳上指出了一些未来研究的展望，对青年学者来说意义非凡。他还指出要进一步深化对蒋介石个人的研究：如领导精英作为凡人的研究；蒋介石失败者形象的重新认识；国家体制的变迁与坚持：孙中山蒋介石主张的连续性；政治分合与国共关系；中国现代化的追寻；国家认同与社会凝聚；战争洗练；国家形塑等。

王奇生分享了近些年有关“新革命史”的研究成果，重新思考有关土地革命、国共内战、农民革命等一系列重大命题。劳拉以意大利为例，分析蒋介石在意大利形象的变迁，指出其背后体现的是中意关系的演变。林孝庭披露了一些最新解密的档案，关于冷战时期台湾与苏联的秘密交往，海峡两岸的密使交流以及台湾核武器的研究情形，让人耳目一新。

蒋介石研究的视野与方法

导师们的报告观点新颖，信息量丰富，相对而言，学员报告论文与互评则是另一种形式的学习。每场报告先由一位学员分享自己的论文成果，指定另一位学员进行点评，之后是小组自由讨论，最后导师统一进行点评总结。

学员报告选题非常丰富，从蒋介石的宗教生活，到蒋介石的人际关系网络，再到1949年之后的中美关系，时间跨度大，涵盖领域广，尤其对一些热门问题展开了分析和讨论，比如蒋介石的宗教信仰就颇受关注。学界一直争论蒋介石的宗教信仰是否虔诚，是否背后秉持实用主义的原则等。学员有关蒋介石抗战时期宗教生活的报告对这一论题有所推进，指出蒋介石的宗教信仰一方面保持了基督徒的信仰生活，另一方面又将基督信仰作为一种精神资源服务于政治需要，反映出党国政要型基督徒精神世界中宗教信仰与政治文化的相互作用。点评学员指出不能把蒋介石的宗教生活定位在一个特定的时间段内，因为蒋的信仰是个变迁的过程，要放在大的背景下去认识。陈红民指出未来可以进一步研究的方向，如通过比较研究的方法扩大视野；站在更高层面分析蒋介石为何能不冲突地融合基督教、儒家思想与佛教等不同体系的思想。

研习营学员点评场景

诸位导师在点评学员报告的同时也分享了自己的学术经验。王奇生强调做研究不能自我设限，他认为不必非得强调自己的学科为民国史研究，因为强调学科往往意味着强调学科的边界，想充分理解民国史，仅仅研究民国是不够的，需要向晚清和新中国两个方向延伸。因此他主张做学问要打破学科区隔，强调贯通。而陈红民认为贯通的做法固然值得提倡，但对于年轻学子来说操作难度过大，在刚入门时最好选择可操作性强的小题目，明确问题意识，广泛搜集资料加以详细说明，这样才能做出扎实的成果，且对于年轻学者论文发表亦大有裨益，随着阅历和积累的增加，可以慢慢思考一些比较宏观的问题。

林孝庭指出中美史学界研究的不同侧重点。国内学术界比较注重考证，写论文强调运用大量档案等一手文献，力图还原历史真实的细节，搞清事情发展的来龙去脉。而美国学术界研究中国历史时并不过多关注具体的历史细节，而是探究历史过程中的关系，希望找到历史发展背后的规律。可以看出中美史学界不同的学术旨趣和研究路数。吕芳上则认为青年学子做研究要关注大方向中的一小节，要做深刻精到的小问题，把三分之二的时间放在史料的搜集和研读上，写作是靠训练，是积累下来的功夫，不是以量取胜，发表学术文章需格外小心，逐渐建立自己的学术声望。

蒋介石与近代中国

本次研习营与第四届蒋介石与近代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6月9-10日）同期进行，因此研习营成员得以全程旁听观摩此次会议。会议共有12个分场，会场主题从蒋介石与民国政治、战时外交、民国政要到蒋介石宗教信仰与婚姻生活，选题宏阔丰富。无奈有些会场同时进行，分身乏术，因此笔者在此仅选自己印象深刻者加以介绍。

第四届“蒋介石与近代中国”国际会议全体代表合影

哈佛大学博士、科罗拉多大学教授魏阳报告题目是《敌人的名字：蒋介石与中共反法西斯话语》，详细考证了中国共产党反法西斯话语的生成与演变。从观念史角度，将“蒋介石是否是法西斯”的问题放在具体的中共话语脉络中，考察中共的反法西斯话语，如何在苏联和共产国际“世界反法西斯阵线”目标指引下，根据中国国内的历史情境加以考量和蜕变，最终形成了自己独特而富有弹性的“反法西斯”纲领，且在此话语指导下塑造了抗战后期蒋介石的新形象。最后他指出中共的反法西斯概念是由外部植入，被中共消化吸收，其内涵和外延随形势不断变化，是一种主动变化型的反法西斯。西方思想理论和中国历史相结合，给人独特启发，可见学术研究问题意识的重要。

台北中原大学教授柯惠铃的报告《蒋介石日记中的女性观》同样很有新意。不同于学界更多关注蒋日记中对于蒋宋情感、婚姻的探讨，柯惠铃将焦点放在蒋对于妇女的看法和评价上，她把蒋的日记作为一种男性独白的文本，分析其在日常生活中所产生的“女性看法”，探究蒋介石有无受到五四有关女权保障、恋爱自由、婚姻自主、家庭改革的影响。透过文本分析，柯惠铃认为蒋介石对妇女抱有既尊敬又轻视的态度，而这种矛盾性从蒋介石日记到蒋介石个人再到国民党的男性，全都有迹可循。最后她希望解读蒋介石日记的女性观，不能只停留在窥私阶段，而要从近代中国的女权改革、婚姻立法、新女性形象的塑造以及蒋介石的御下之见等角度切入，解读男性眼中复杂的“妇女投射”。

研习营的最后一日，所有与会代表转战溪口，共聚蒋氏故居，亲临现场体会文本之外真实的历史场景，尽管天下大雨，也未降低大家参访游览的热情。闭幕式上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张力教授提及一件趣事，他准备由台湾携带一具蒋介石头像回大陆，担心被海关扣留，因此提前想好应付措辞。如果海关人员询问原因，他打算回答说蒋介石铜像近来在台湾多地被斩首，日子不好过，所以带他回大陆避难。不过后来一路畅通，准备的话没有用上。虽是趣谈，仔细想来让人颇有感触，历史沧桑变迁，谁都不可预知未来。最后一场历史沙龙的主题为《蒋介石的乡情、亲情与爱情》，在溪口武山庙举行。在蒋介石的家乡主讲这一话题非常应景，陈红民、吕芳上、裴京汉、林孝庭四位教授在戏台上开讲，别有风味。蒋介石败退台湾后非常思念故乡，其在台湾的住所和溪口非常相似即为例证，且他对于家乡的消息非常关注，亦可见其思乡之情。如今立足学术，坚定共识，盼望两岸早日统一、同胞团圆是与会者的共同心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