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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个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方家聚首辩物华

澎湃新闻记者 沈健文
2017-06-16 15:32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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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杜晓帆教授(左一)、乌丙安先生(左二)与耿莹女士。本文图片均由主办方提供。

2017年6月10日,时逢中国首个“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注:2016年国务院将每年6月第二个星期六的“文化遗产日”调整设立为“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由复旦大学国土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中国华夏文化遗产基金会、复旦大学博雅学社共同举办的“方家聚首辩物华——文化遗产保护与活用价值思辨”主题论坛在复旦大学光华楼思源报告厅举行。

出席论坛的嘉宾有年届89岁高龄的中国民俗学会荣誉会长乌丙安先生、中国华夏文化遗产基金会创会会长耿莹女士、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研究员张廷皓先生,以及同济大学常务副校长伍江教授。四位“方家”围绕“为什么保护文化遗产”“保护什么”“谁来保护”等议题依序发言,复旦大学国土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教授杜晓帆主持论坛。

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物质)文化遗产、自然遗产共同构成了人类文明的遗产。而今设立“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不论是关心文物保护、自然遗产保护还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人,都可以集聚一堂,共商保护与传承。

“方家聚首辩物华——文化遗产保护与活用价值思辨”论坛现场

“茅台”是不是“非遗”?

乌丙安先生说自己明年就是“九零后”了。这句虽是玩笑话,却体现出老人家坚韧的品性。乌老讲起话来毫不含糊,掷地有声。据网上公开资料,乌丙安1929年12月出生于内蒙古呼和浩特,祖籍喀喇沁蒙古族。1955年8月北京师范大学民间文学专业研究生毕业,从师钟敬文教授。自1955年9月以来,长期从事民间文艺学、民俗学的教学和研究。

在6月10日这一天,乌老其实只重新讲了一件事,到底什么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看起来一个今天人人都会提到的词,却未必人人都搞得清楚。

从词源上,中国古典传统当中“非”这个字是不常出现的。往往是先有A,才有“非A’”。“非遗”却不是因为先有“遗”,才有了“非遗”。在汉语当中,早先有“无形文化”与“有形文化”相对,日、韩文如今依然使用“无形文化”这个词。而非直接采用翻译自英语、法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2003年,国务院启动了“民族民间文化遗产保护”。同年10月17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2届大会通过了旨在保护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国际公约。中国是第6个加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国家。2006年,“非物质文化遗产”一词进入人大,人大常委会领导直接签字批准,从此“非物质文化遗产”代替“民族民间文化遗产”进入人们的视野。不久之后,有人把“非物质文化遗产”简称为“非遗”,大大加速了这个概念的传播。

然而,即便“非遗”一词俯拾皆是,社会上对“非遗”的误解、误用仍层出不穷。举例来说,古琴是不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古琴本身是一种乐器,即为一种物质,因此属于物质文化遗产。然而,古琴制作工艺、古琴演奏技巧、古琴流派传承、古琴传统曲谱、古琴相关习俗、古琴传授方式等,诸如此类非物质性的技艺和文化则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再如,静安寺本身是文物,但静安寺里举行的的所有庙会、仪轨等则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

非物质文化遗产,有进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也有还未进入的。有人以为“茅台”已经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其实,“茅台”本身是物质的不说,真正作为“非遗”的“茅台酒蒸馏技艺”目前只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仍在申报世界级“非遗”的过程中。

中国民俗学会荣誉会长乌丙安先生

活态传承文化遗产

乌老还强调,“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的是“活态传承”,而不是放在博物馆里、落到收藏家的手中就算“传承”了。

有一次端午节,乌老见到一个地方政府邀请了有名的歌手演唱纪念屈原的歌曲,唱了整整一天。另一边厢,屈原后裔族人边举行祭祀仪式,边悠悠地把传承了多少代的曲调哼唱了,却无人关注。后者就是乌老所说的“活态传承”,但当地政府却以为前者才是能够聚集人气的纪念。乌老经常在调查民俗、民族文化的时候偶遇这样的“笑话”,使他更加坚持“活态传承”是只有当一种技艺在日常生活中经常被使用才有可能传承下去。不论是在学校里教学,还是在传习所传习,都还没有达到“活态传承”的真正目的。换句话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目标,是融入现代生活,而不是仅仅进入博物馆、节庆仪式成为展览或参观的对象。

乌老对复旦大学的同学们说,你们要是喜欢文博却只盯着博物馆,那就错了。首先要看到宇宙、世界中的“博物”,而“博物馆”只是将一部分“博物”放到了“馆”里而已。

中国华夏文化遗产基金会创会会长耿莹女士也已白发满头,言谈间有大家之风。她说“你们有很多的时间,我们却真的没有多少时间了”。她总是自称“老太太”,把自己和自己成立的基金会比做一颗24小时不停电的“小灯泡”,只是想照亮“玩够了的年轻人回家的路”。而这里的“家”,是指中华文化这个“大家”。她说,“凡是炎黄子孙,心里都有一颗种子”,这颗种子就是她的信念所在。

“5000年中华文明,曾经是一个诚信的文明。”而现在,“假文物”、“假古迹”可不止一处、两处,“损失太大了”,老太太痛心疾首。

“什么是文化?”老太太又提出“大问题”。她说,“文化是生活”,“是人类创造生活时积累的总和”。举一个例子,“改革开放三十年,十三亿人都在天上飞。什么时候才能静下来?”会场里鸦雀无声,“只有喝茶的时候。茶这个字,’人’在’草’’木’之间,才能静下来。”一句话让人惊醒。

中国华夏文化遗产基金会会长耿莹女士

文物保护与经济社会

张廷皓先生以某市大运河申遗成功后,出现了一个在大运河上的超大型游乐体验区的项目规划,并且已经开始动工的例子,来说明“文物保护与经济社会的发展是怎样的关系”。当时,他疾书一封,向省政府反映情况。“从当前和长远看,再不能开发类似旅游项目,理由如下:开放之日即赔本之时,经济风险不可避免;在世界遗产周围如此建设严重违背我国申遗时的承诺,国内外舆论风险和国际组织黄牌警告风险不可避免;上述两条河道是南水北调重要的输水道,过度开发旅游,水质污染的风险不可避免,也会加剧里下河本已紧张的防洪形势。”

经多方努力,某市决定完整保护这一重要遗址,其保护展示方案已通过国家文物局审定。全国政协启动了由副主席带队的大运河遗产保护和监督。“如果我们对文化遗产是无知的,很可能会对其价值认识不清……对价值的认知是我们保护文物的起始”,张廷皓以此作结。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研究员张廷皓先生

伍江教授谈起最近上海市巨鹿路上一幢历史建筑被拆毁重建的事件,对于当事人可能面临的处罚力度——处以“该优秀历史建筑重置价”三至五倍的罚款,亦即重造这栋建筑的造价的三至五倍,对于有能力买下当时这幢历史建筑的业主来说,与当时购买历史建筑时付出的价格相比,几乎可以算小数目,更不用提无法“重置”的历史建筑的内在价值了。按照《文物法》规定,拆除文物保护单位可罚款“最高不超过50万元”直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但至今他没有见过任何刑事处罚的例子。

说起城市文化,伍江教授认为“包容度越大的越先进”,只有文化多样性能体现一座城市的文化水平。一代人对文化遗产的利用和后一代人对文化遗产的传承相比,应以后者为重。现在城市面临的问题是新型城镇化,这里头包含了机遇和挑战。他说道,落后、破败的地方当然要改,但“旧城改造”的这个“旧城”往往包含了很多的历史文化,为什么在没有全部查清楚的情况下非要改呢?他说,“我真心希望旧城改造快点结束,越快越好”。

同济大学常务副校长伍江教授

(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研究生缪璟对本文亦有贡献。)

    校对:刘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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