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故事︱金砖银行副行长祝宪:没恢复高考,我可能还在打铁

澎湃新闻记者 陈竹沁 实习生 尚佳艺

2017-06-17 07:46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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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宪近照。
金砖银行总部大楼,从顶层36楼窗户望出去,上海陆家嘴的高楼大厦鳞次栉比,一览无余。接受采访的祝宪神态自如地坐在宽敞的副行长办公室里。除了稀疏的头发和夹杂的几根银丝,几乎看不出饱经沧桑的岁月之痕。
多年前,这位工作在财政部的北京青年,兴之所至还会把脚抬到办公桌上,有人因此给他戴上“比较西化”的高帽。
数十年来,他从财政部国际司司长走上世界银行的舞台。因应“中国和平崛起”的角色转换,从一个受援国代表成为新型全球多边发展金融格局的参与者,他更懂得调和东西方人的个性差异,对中西方发展模式亦抱持理性看法。
祝宪不喜欢“非黑即白”的价值观,而是“存在决定意识”的信徒。破除二元对立思维,坚持个体独立的判断力——北京大学课堂带给他的启蒙,让他受用终身。
“如果没有恢复高考,我可能还在北京一个中世纪式的铁匠铺里打铁,或者已经提前退休摆铺子。”祝宪对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记者感慨。
在他的朋友和同事圈里,有一批与其相似进路的国际金融精英,可谓“抓住了时代的机遇”:1978年考取北外英语文学研究生的金立群,历任财政部副部长、亚行副行长、中金公司董事长,如今是亚投行首任行长;他的77级北大西语系同学赵晓宇,也从财政部一路走到亚行、中国进出口银行、国开行的副行长高位……
“参与改革开放,实现中国现代化,是我们这代大学生从读书起就有的期望。我们衷心支持改革开放,深度参与改革开放,不说强烈的使命感,至少确实有很强的工作满足感。”祝宪说。
铁匠铺里的高考英语状元
1997年,祝宪在财政部工作的第13个年头。年初,邓小平去世的消息传来,在官方纪念活动之外,祝宪从内心深处感到,对于“77、78一代”而言,他们的悼念“多少都增添了个人色彩”。
谈及恢复高考40周年,祝宪没有迫不及待地进入个人奋斗叙事,而是把邓小平的作用放在了开场白的位置。“邓小平力排众议当机立断恢复高考,要求考录过程中放宽‘文革’中沿用的许多政审要求。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很多人就没有可能通过高考改变命运,我们这代人命运就会完全不一样。当时参加高考的,小的有应届的,大的孩子都上学了,哪怕恢复高考再晚几年,就都不一样了。”
比祝宪大两岁的哥哥初中毕业后就去了东北军垦,恢复高考时正值知青返城,当时这些返城知青能回到北京找份工作已经不容易。
相对而言,祝宪是幸运的,至少他不用离开北京远走他乡。1971年初中毕业的他,由于高级工程师父亲在“文革”中被打为“反动学术权威”,一轮轮工厂招工都与他无缘,最后只能分到一家“很原始的”铁匠铺,给老百姓修锅补锅、电焊气焊,整天拿着榔头敲铁,一做就是7年。
“听到要恢复高考,我第一反应是不相信。”祝宪的两重疑虑在当时极为普遍:是不是还要看家庭出身?考的话能不能考上?
好在祝宪有自己的积累。受家庭熏陶,“文革”期间,他从未放弃学习和阅读,与大院子弟们互相传阅“灰皮书”,常常一个晚上就把《悲惨世界》、《红与黑》等经典文学名著看完。
英语功底也是“无心插柳”。1972年尼克松访华后,广播电台开始有教英语的节目,祝宪自称当时“闲着没事跟着广播学英语”,一方面为了增长知识,另一方面将来或许也是条出路,“当时根本想不到会有高考,就是先学起来。”
很快,祝宪就不再满足于广播内容。为了自学听力和口语,当时月工资只有30几元的他,咬牙花费一年的工资,买下一台昂贵的录音机,常常去“串”外语学院的英语教学录音带。不仅如此,他还专门求教大学英语教师,自己还搜罗来各种英语教材在家学习。
第一年恢复高考,祝宪自信心不足,报了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虽然分数线过了,却终因父亲的问题“留了尾巴”,政审没有通过。
“当时很不开心,明明可以改变命运,又不是你没考过。”祝宪回忆,经过四处申诉,有一天二外终于来电把祝宪请去,表示收到上面的指示,其政审问题已经解决。然而,77级的入学手续已经办理完毕,无法补录祝宪。二外方面希望他继续参加半年后的高考,并承诺“如果考得不理想我们也要你。”
祝宪说,这段波折一时给他带来很大打击。“原来很多单位领导同事都认为你会走,结果你没走成,无形中有很大的压力。”但事后回看,上帝给他关了一扇窗,却开了另一扇门。
祝宪积极准备1978年高考,二度报名时,便把北京大学西语系填为第一志愿。没想到他一考就考上了,还是那年北京西城区的高考英语状元。入学后,他才发现,整个英语专业十几个人,几乎个个都是各地的英语状元。有的和他一样靠自学,也有的是“文革”前的外语学校学生,“考进外语系也是得天独厚。”
祝宪说,后来在事业上遇到很多瓶颈挫折的时候,他还会用“阿Q精神”来安慰自己:“不管怎么样,至少不会再回去打铁了。”
大学学的不是技能,而是知识和文化
77、78级北大西语系学生中,有社会经验的人居多,大多都有农村或者基层的工作经历,互相年龄差别巨大:从十几岁到30多岁不等。祝宪入学时24岁,刚好在中间,他自认为“不是最活跃的,不太会喝酒聊天socialize(社交),在校园里的活动也不是那种‘青春泛滥型’,更愿意参加比较有质量和品位的讲座、论坛等等”。对古典音乐的热爱就从那时保留至今。
祝宪的系友、现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副教授宋苏晨,是外国语学校应届毕业生,比祝宪小6岁。他眼中的祝宪却是一个“很聪明而又很善于与人打交道的人”,“并没有因为他比我社会经验丰富,我们之间就有了隔阂,相反,他和大家都混得很开。”
“文革”时期的刻板教育充斥着非黑即白的观念,比如对文学历史人物的评判,不是好人就是坏人,不是进步就是反动。祝宪在北大的课堂里学习世界历史文化,方才知道“这个框框已经不适合了”,“世界是丰富多彩的,不是黑白能囊括的。”
宋苏晨说,进入北大,才真的懂得了什么叫做对知识的“如饥似渴”:很多课都需要提前占位子,课上大家恨不得把老教授说的话一字不漏地记下来。做笔记、借笔记已经成为一种风气,好像你不做笔记就会受到大家的鄙视一样。
“我们学习的不是语言技能,更是知识、文化,是人格力量和治学精神。”祝宪说。那时给他们上课、做讲座的,都是一批泰斗级的老先生,外系有朱光潜、王力,本系则有李赋宁、杨周翰、赵萝蕤等,在祝宪心中,这种耳濡目染的精神传承是最值得记取的。
他从这里开始形成独立的思考能力和判断能力,“原来服从老师权威,老师讲、自己记笔记,没有自己见解,不是好学生。能形成自己见解、跟老师唱对台戏,那这才是。这种观念就是那时开始形成的。”
随着外教进入,课堂气氛更趋活跃。令祝宪记忆犹新的一位老师。她是一位修女,曾去过很多发展中国家做教育,讲文学、文化,讲世界历史,讲她在其他国家教课的经验。
祝宪在校内也接触了许多外国留学生。有的中国同学比他更积极,几乎是“泡”在外国留学生宿舍与他们交往,有的则是和外国留学生合住一间宿舍,互相帮助学习语言。除了练口语,更多是思想碰撞。
那是他人生中第一次与外国人面对面交流的年月。他还难以预料,在未来的职业生涯,这一切都是稀疏平常。回想当年,刚刚改革开放,其实仍有很多思想束缚,与外国人思想交流,也有很多不一致的观点。
在2013年的一次北大华盛顿校友聚会上,祝宪曾提及,77、78级学生的来源与以后的学生很不同,当时校园里充满了献身中国改革开放的激情。他说,母校带来的对人生、世界的影响无所不在。这两届北大学生毕业的时候曾自发捐建李大钊和蔡元培的塑像,蔡元培所提倡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和“爱国、进步、民主、科学”,是对理想人格的追求,至今仍是鼓舞自己发展的动力。
“改革伊始,中国正在走向一个非常新的局面,大家都报有很高的期望,希望能够参与改革开放,参与现代化的过程。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如何突破计划经济走向市场。”在祝宪的记忆里,还在北大校园求学的时候,这个问题已经是同学之间非系统性辩论的重要话题之一。
本科毕业时,由于“工人带薪上学”的特殊政策,祝宪只能被分配到北京市的单位。他放弃了北京市社科院,选择了一家外企服务公司,在一家意大利银行驻北京代表处工作,管理行政事务,很大程度上是语言交流业务。
那时他已经感受到,与外国人打交道,不一定要完全认同别人的文化,但一定要理解他们做事的方式,并调整自己适应和学习的过程,“而不是以自己划线,来抵制。”
从世界银行到金砖银行
两年后,一个偶然的机会,同班同学赵晓宇介绍祝宪到财政部工作。他得以站在更高的平台上开展国际性的对外交往,不仅仅是对口世界银行的业务范围,还包括更广阔的文化交流。
最艰难的时期莫过于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西方七国集团制裁中国,世界银行迫于压力,对中国停发贷款。中方大费周折才将业务重新建立,一方面希望从世行得到更多优惠贷款,投入到中国基础设施建设和扶贫事业,另一方面则希望通过世行窗口,为中国改革开放提供更好的政策建议和支持。
“那时中国处于借款国和受援国地位。然而现在中国已经成为世行的第三大股东国,你能想象吗?”祝宪不动声色地说。
他个人职业生涯更多进入国际舞台是在1999年,到世行机构担任世界银行中国执行董事。2001年,他先是前往亚洲开发银行工作,次年即加入世行管理层,先后担任世行太平洋岛国和孟加拉国的国别局长,此后升任世行副行长兼世行集团首席道德官。
在此前后,财政部酝酿并向国务院提出,中国在国际组织中的角色“转型”——中国在世行的作用要从借款人转向股东代表。“距离那时又过了15年,中国发起成立亚投行,和其他金砖国家创立新开发银行,这是不可阻挡的潮流。”祝宪说。
祝宪目前任职的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由金砖五国倡议,2015年正式开业。与亚投行一样,作为以世行基金为代表的世界金融秩序的有益补充,金砖银行旨在提升发展中国家话语权,建立新型全球多边开发金融格局。
在世行工作的数十年,祝宪清楚看到其模式的许多方面不适应现实发展的弊病:比如,从工作理念到工作思维,仍以西方文化经济理论而非多元文化为主导;与发展中国家合作,潜意识里仍是“援助者和受援者”的认知,“我知道得比你多,我来教你。”
这种意识形态反映在政策取向上,要求项目在环境问题或妇女就业等议题上必须有高标准,但有的国家可能不具备吸纳这么多改革的方面,反而导致项目的失败。
同时,祝宪对盲目输出过度模式经常是同样存在一份警醒。“中国高速发展也有其成本的。中国发展特点之一,作为有为政府,引导了经济高速发展和迅速减负。但有时也会干预市场,有些‘父爱主义’,微观上管得过多,不利于市场经济发展。而有些发展中国家政府恰恰是作不为,缺乏把事做成的责任心。由于每个国家政府组织的能力和文化传统不同,不可能照搬中国的办法,你必须足够耐心,有选择地调低目标,选择一条可以给各方带来益处的道路。”
比如他曾对接过太平洋地区最小的国家帕劳,总人口只有1万人,对口政府机构只有30人左右,但非政府组织却很发达,“完全听凭他们的想法,事情就不用做了,但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做有效的政府干预?”答案是,只能不断地适应,而非拔苗助长。
“在全球化环境下,没有什么模式是一成变不变的,或者就是最好的。在新开发银行工作,我很注意,不会直白地对别人说你来学中国,而是让他们来看,眼见为实。”祝宪认为,现在也要注意不要被自己的成功经验冲昏头脑,要充分估计国际交往的复杂性,避免把商业利益和发展理念搅在一起。
作为金砖银行的行长,祝宪也有意识地调和中西方文化,各取所长。在银行发展上推动行政机构的扁平化,让员工人人平等、畅所欲言;既要建立有效的内部规则和程序,又要避免官僚化。
他自认为自己这代人受到“命运的憋屈和压力”,允许个性化的很少,很难承受真正的叛逆。但他鼓励年轻人在工作中有专业精神之余,生活中可以充满个性。
“在国外不能那么内向,要国际化一些,在国内又不能像国外那么张扬,不要让人觉得食洋不化,让别人觉得不舒服。”说起来简单,这就是祝宪给自己立下的沟通技巧。
他也仍然感念“文革”中工作的7年,让他看到社会最底层的生活。这也与他如今的事业一脉相承,“开发银行和商业银行不同,以发展为己任,就是希望贫困地区、欠发达地区提升起来,帮助低收入穷人改变命运。”
有时候,他还会想起铁匠铺的师傅,一家三代挤在9平米的房子里的情景;他也会想起,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世行刚进入上海时提供的第一批项目,如苏州河治理、外高桥电厂的情况。“存在决定意识。上海这些年的巨变,靠‘文革’政治口号动员能做到吗?还是靠改革开放。”
在祝宪看来,衷心支持和参与改革开放,既是他们“恢复高考这一代”的时代机遇,也是他们的时代责任。他们的前途伴随改革开放起飞,中国改革开放的书页也写下了他们的名字。
责任编辑:钟煜豪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金砖银行,高考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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