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云翔：用人格中的“三个小人”解释你为何不幸福

相较改革开放前三十年，如今物质生活可谓丰富，在绝对意义上个体所积累的知识量成倍增加，但为何跟过去相比，生活的幸福感似乎降低了，人生的意义显得无从着落？

近日，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中国研究中心主任、著名文化人类学教授阎云翔来到复旦大学，通过讲述“当代中国的个体与道德自我”，重新叩击这一当下之问。

社会整体缺乏耐心，什么都得趁早

《礼物的流动》作为阎云翔的成名之作，娓娓叙述了作者十五年来对于下岬村礼物流动的跟踪调查结果，阎云翔以此为线索，重建流动之中的人际关系网络，从而把握非制度化的农村社会结构，以及其中的互惠原则与人情伦理、婚姻交换与社会转型等方面的问题。

如今，阎云翔继续缩小研究范围，将视野聚焦于主观领域里人格的文化建构。收缩的原因或许在《礼物的流动》一书中就可找见端倪，“长期的实地调查和与研究对象的亲密友谊使得人类学家更多了一些常识感，更加关注那些乍看起来微不足道的常规事件的意义，也更加尊重有血有肉的个体行动者和具体而又多变的生活过程本身，而不是关于生活中的人与事的种种概念。”

“个体化的过程，实际上分两个部分：一个是客观的结构性的变化，一个是主观的价值观方面的变化。探讨个体化有两个基本途径：一个是以制度为切入点，着重从制度设计的角度考察结构变化，这是我前面做的工作中所循的重要途径，关注的更多是公共领域的事情，包括批评‘无功德个人崛起’现象等等。但是当考虑制度性变迁的时候，作为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个人是不进入考察视野的。所以我转向另外一种途径，即以个体为中心，考察每一个个体在剧烈变化转型中价值观的变迁以及导致这些变化的机制。”

怀抱这样的想法，阎云翔注意到了当前生活中的错位和吊诡。“在绝对意义上，拿我们现在每一家所拥有的财富来讲，跟三十年前相比总量是增长的。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在物质财富的占有上经历了一个不断繁荣的过程。同样，每一个人的知识积累跟前三十年相比，成倍的增加。但是，绝大多数人都会感到在精神生活领域经历了一个与之相反的过程。”

“为什么我们日子过好了，反而感觉更差了，为什么我们知道的越多了，越觉得自己的精神世界更空虚了。很多人处在纠结的困境以及焦虑的心态中，总觉得背后有什么在催着你。我感受到的一点是我们这个社会整体缺乏耐心，什么都得趁早。如果我们始终处在好像背后有鬼在催我们的状态下，那何时我们才能停下来闻一闻路边的花香，发现自己生命的意义。导致这些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到底个体的内心世界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个体又怎样应对日益变化的社会，这是我研究的起点，我并不保证自己找到了答案。”

什么是做人过程中的自我、个体以及关系人？

阎云翔认为，用“人格”这个词概括一个人是不很准确的。“英文personhood，一个最简单的解释就是the state of being a person，为人的状况。我认为中文里‘做人’二字足矣，做人不仅是生活中实际经验的过程，而且它在每个人身上具有经验式的反映。”

为了更好的探讨中国人“做人”这个概念以及对个体的内心世界进行研究，阎云翔发明了一个新的框架。在这个框架中，阎云翔把每一个人分成三部分：自我Self（心理的、反思的psychological and reflective）、个体Individual（欲望的、直觉的desiring and intuitive）、关系人Person（社会的、施事的sociological and agentive）。

“我们以前有一个很通俗的比方，做决定时左右为难，这时我们总说脑子里有两个小人在打架。我认为我们脑袋里不是两个小人，而是三个小人。这是我对所谓做人机制新的通俗化的概括。第一个小人是‘个体’，它是欲望、对于自我利益近乎本能的追求，不需要任何教育、刺激，它以近乎生物性的存在寄于身体当中。”

“第二个小人是‘自我’，是一种反思性和伦理性的内在，会用伦理价值规范作为衡量事物与自我的标准。当我们懂得扪心自问时，我们义无反顾的把自己和动物区分开来。这种反思的能力以清晰的自我为基础，清晰的自我会使这个小人不断发展，经常跳出来观照其他的小人。这个小人不一定给你带来幸福，反而会带来更多困扰。但是一旦有了这个小人，你很难再将它塞回去，它有自我生长的机制。我认为我们很多的困扰与近几十年来‘自我’这个小人的增长有关系，通过观照自己、审视自我，我们发现物质充裕背后幸福感的缺失。”

“第三个小人是‘关系人’，这个小人在社会生活中发挥作用、采取行动，不断寻求社会承认。”

构建出“自我、个体以及关系人”三位一体的理论框架，阎云翔坦言自己是站在两位巨人的肩膀上。“费孝通认为中国社会是一种‘差序格局’，我们大家都知道石头扔到水中产生同心圆水波纹的比喻指的是作为人伦关系的结构，就是社会关系之结构；而梁漱溟认为，中国文化是‘伦理本位’。在伦理本位的框架下，中国人的处事为人最重要的原则是互以对方为重。所以，梁漱溟很不喜欢费孝通说中国人是自我中心的说法。”

阎云翔表示，“费孝通从结构的角度观察这个社会，他没有考虑的是内心的世界，价值观这些东西。而梁漱溟的‘互以对方为重’只能在熟人社会下发生，双方要有一定的人际关系作基础，所以梁漱溟在此意义上又落回了‘差序格局’。”

把费孝通和梁漱溟放在一起基本完整，但阎云翔认为他们的完整中还是缺了“小人”。“梁漱溟的框架中缺了‘欲望个体’，欲望个体在梁漱溟的框架中几乎不屑于言说，他讲的是整个中国文化作为艺术文化的精神因素。”

“‘欲望个体’本身就是跨文化的、普世性的，尤其是在资本主义席卷全球，消费主义浪潮成为主导意识形态的今天。是故在此意义上三位一体的框架不只适用于中国。虽然主流的学术界不喜欢这样大而化之的宏大叙事，适用于一切文化尺度的东西。”

“而费孝通的框架至少缺了一个半小人，‘欲望个体’不存在，反思的‘道德自我’不存在。费孝通看出的是结构，原因之一，是可能和当时结构功能主义理论占主导地位有直接的关系。道学家式的道德自我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特点，每一个人都习惯于认为自己所信奉的道德标准是最好的，同时也特别热情的把自己的道德标准强加到对方身上，用自己的道德标准衡量自己观察到的所有事物。”

阎云翔介绍，在过去绝大多数关于人格的文化建构的研究中，大家更多的是用其中一个词指代研究对象的整体。“我努力想做的就是通过三个小人的关系把‘做人’这回事讲得更清楚。”

“自我”的增长让幸福感下降，不过这并不坏

“三个小人”在做人进程中如何互动？如今幸福感下降，较之以往错位、吊诡的现象因由何在？阎云翔一言以蔽之，“1949年以后到改革开放之前的三十年有一个主线，做人框架中的核心机制是‘自我反对个体’，后三十年倒过来变成‘自我反对关系人’。而从‘自我反对个体’到‘自我反对关系人’的转变，是我们目前所处的种种困境、困扰和纠结状态的主要原因。”

阎云翔认为，“中国人的做人是个过程，而且是跟我们生命一样长的过程，是以有‘盖棺论定’这样的词语。从前，不同的人死的时候葬礼待遇是不一样的，比如能不能入祖坟，这实际上是对做人成就的一种评鉴。做人可以说是从生到死不断完成各项任务的过程。因此子女不结婚，父母会认为是自己做人的任务没完成。”

何谓“自我反对个体”？阎云翔解释，“从孔子时候开始一直到前邓小平时代，有一条主线贯穿其中，用孔子的话说叫‘克己复礼为仁’。到后来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候，梁启超明确的提出‘小我’、‘大我’概念，即个体利益与群体利益。再后来说个体服从集体，少数服从多数，地方服从中央，是一回事。在改革之前的三十年，大部分时间是道学家的自我克制压制欲望个体，为的是实现那个关系人。不是为了你的自我，为自己而活，而是为了关系架构对你的界定而活，成为整个关系架构中的合格一员。雷锋著名的说法就是成为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

“自我反对关系人”则是——“在改革以前，个体是以单位的身份进入国家政策的整个运作过程之中，个体被深深嵌在某个范畴之内。近三十年经历了一个脱嵌过程，个体成为越来越重要的单元。而欲望在中国经历了羞羞答答的登台，到完全合法化，然后极度膨胀。因此，三个小人中，‘道学家的自我’在很多时候已经完全失守叛变，‘关系人’亦因此发生了疑问——我活着这么累难道就是满足他人对我的期待，满足所谓的关系吗？生命的意义在哪？过去是‘道学家的自我’反对‘欲望个体’，现在是‘自我’逐渐脱却了‘道学家’的外壳，开始对‘关系人’产生疑问和挑战。”

其实，如今对主观领域中的人格文化建构的关注与阎云翔此前的研究一脉相承，“我仍然关注农村的礼物流动。现在很多情况是送出去的礼收不回来，收礼人不再回礼。而我调查不回礼的人，他们各有各的理由。有些理由可以站得住脚。那些人觉得祖辈的债凭什么我还，而且我跟那些人没有往来关系，或者我讨厌那个人就不再随礼。这期间是一个新的‘自我’涌现，它向‘关系人’发出挑战，打破‘关系人’的局限，来为自己争取更多空间。”

日常的生活这样的新变也不乏其例，“中国本土有‘对得起’这个概念，很难翻译成对应的英文词。我一向觉得凡是不能顺畅翻译成规整词语的概念，一定是文化含义非常深刻的。或许可以简单粗暴的翻译作moral accountability，即认为在伦理上要对某些人负责任，要对你的行为负责任，你要向为之负责的那些人解释你的行为。现在涌现的一个新现象是，‘我要对得起自己’，这个时候是‘自我’上升，它不光是对‘关系人’的挑战，同时有一种渴望，要一个真实的‘自我’，不必对自己撒谎。”

因为“自我反对个体”到“自我反对关系人”的转变，当代社会的道德景观也呈现越来越多样化的趋向。道德标准本身发生变化，新的道德权威出现，而且出现了诸多体系逐鹿中原的情况下。我们真正的社会生活以及社会生活中的人格本身不可逆转随之产生了多种多样的变化。

阎云翔进而言之，“现在每一个人都说自己活得不容易，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在我们的文化中，‘自我’这个概念一直处于上升成长阶段。但理性化、反思性的‘自我’的增长和幸福无关，在我们没有这个概念的时候，可能感受不了那么多的痛苦。我们的‘自我’越强大，很可能感受到的痛苦就越多，因为我们因此看得更清楚，考虑的更多。”

“但另一方面，‘自我’的增长使得做人的过程不再是刻板的、单一的。‘感觉到空虚’本身就是一种精神追求而不得的状态，很多人通过各种途径改变空虚的状态，追求生活的意义，试图让自己的精神层面发生变化，我认为这是可喜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