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强北变奏丨杀死这座山寨王国的,是苹果和阿里巴巴

澎湃新闻记者 蒋晨悦

2017-06-19 21:46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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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华强北路拆去四年封街改造的挡板,人们从街口踏进来,都无法绕过“中国电子第一街”的标牌。只是坊间仍旧习惯以“山寨之都”、电子界的“莆田系”相称,流传的故事大多还是以假乱真的手机,和一夜暴富的草根。
华强北街边的推销小哥也从未看低自己:“我以后也是想当老板的,你知道华强北多我们潮汕人,我们潮汕人不愿意给别人打工。”
手机批发商郑彦标也是潮汕人,约十年过去了,他还留在华强北的卖场里。下午三时,对面的店铺仍旧被黄色卷闸门封住,像是没有在等谁,谁也不会来。而卖场的一天又将走到尽头。
华强北的手机市场已在崩塌,许多人的财富都与之泥沙俱下。
郑彦标告诉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他觉得华强北改造是为了巩固电子界的龙头地位,但四年封街像是做了一场大梦,醒来后这个时代已经变了。
2017年6月,华强北经典的“一天”从午后开始。铁拖车的四个轮子磨过水泥地,当,当,当,当,逐渐敲醒华强北的白日。商场里撕胶带的声音渐次响起,价值几十万元的电子产品或元器件,封进一个个棕色纸箱中,在拖车上垒到半人多高。这些随处可见的铁拖车拖过崭新的步行街,和主街背后仍旧脏乱的巷子,在仓库、商场、停车场、居民楼中办公与住家合用的店铺之间,铺开一张流动的毛细血管网络。
华强北随处可见的铁拖车。  澎湃新闻记者 蒋晨悦 图
这张萎缩的血管网曾是一条大动脉,行人车辆堵成一团。1998年,华强北从工厂区向商业街转型,电子产品销售起初是一点星火,不久便成烈火烹油。那时中国移动、电信、联通三大运营商都尚未诞生,还没有一个人用过淘宝,实体店还没有被网络销售打压的溃不成军。华强北以一米柜台后的潮汕老板闻名,不少人成为了身价千万的大老板,一些人把自己变成了亿万富豪。
改革开放初,曾裕“以为特区钱好赚”而来到深圳,第一次来华强北,还是一片人烟稀少的农村,几间厂房仓库,一地黄土,街上看不到十几个人。
在那一地黄土上,华强北打下了电子工业区最初的根基。1979年,粤北兵工厂迁入深圳,取名华强,寓意“中华强大”。工厂附近的一条道路便以公司为名,称为华强路。深圳获批特区后,国家工业部与深圳合作发展电子工业,电子工业区渐成气候。此后的三十余年间,华强北发展出了最为齐备的电子元器件产业链,在2008年,中国电子商会授予华强北“中国电子第一街”的称号。
然而异军突起的手机市场却独揽了风头,华强北手机销售名震全国乃至世界。这里诞生了难以计数的国产或山寨手机品牌,崛起了一支号称技术“称霸全国”的电子大军,山寨机花样百出,华强北成为电子界的“莆田系”。
据工信部数据,广东是全球手机第一生产地。2016年全年来,自中国生产的手机超过21亿部,广东几乎占据产量的一半,高达9.6亿部。而广东电子看深圳。
但曾裕如今留在华强北,不过因为铺面还没有到期,他告诉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他做工厂供货,找他拿货的商家许多已经关门。也看不到未来,“没个底,不知道是好是坏”。
2013年,华强北封街改造,规划发展成以区域性的电子专业市场为代表的国际物流中心、多元混合的市级商业中心、高新技术研发中心,同时兼有商务办公、居住等功能的综合性片区。
这不是一场毫无痛苦的转型,曾裕想起刚到深圳时,朋友告诉他:“要来深圳发财是挺容易的事情,要来深圳熬日子,是挺难熬的。”
华强北由盛而衰的手机市场。  澎湃新闻记者 蒋晨悦 图
1999年:每个中国人都将拥有一台手机
汕头人洪钦见证了华强北手机辉煌的开端,他向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形容2000年初时,“可以这么说,所有人进这个行业都能赚钱。”
1999年,诺基亚未死,塞班系统正红,诺基亚功能机3310发布,后来人们以“不死传说”相称。
那一年,洪钦到华强北做手机销售,只有十几岁年纪,身边是第一批华强北的手机淘金者。他仍能背出那时深圳最著名的五个手机品牌:摩托罗拉、诺基亚、三星、西门子、爱立信。
1999年,国产手机约70万部,全球手机销量2.8亿部。
但洪钦坚信,13亿中国人,未来每个人都会有一台手机。
诺基亚3310。  视觉中国 资料图
他赌对了华强北十年的市场。诺基亚3310在下市前的5年间共计卖出了1.36亿台,以历经千摔万砸仍然能够开机使用而名垂手机史。属于王者荣耀和愤怒的小鸟的智能机时代还未开启,最经典的手机游戏是贪吃蛇——人们曾那么热衷于控制小屏幕上一条小蛇,吞下一个个方形色块,越来越长,最终触到屏幕边界或自咬尾巴而死。
1998年,由于工业成本上升,华强北完成了第一次向商业街的转型——外迁电子工厂,厂房时期的几栋仓库改造成为商铺出租。深圳是全国最靠近香港、开放贸易的口岸,是第一个经济特区,而成熟的手机市场也先出现在深圳。
当时做手机零售,只能找华强北的批发商。因为在1999年,还没有一个中国人用过淘宝,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三大运营商都尚未组建。
由于内地没有形成销售体系,零售商必须到深圳拿货。洪钦记得,上海、北京、太原、石家庄、重庆、济南……从大城市到二三线的省会城市,都是深圳发货给当地的零售商家。华强北几乎占据了手机的供货渠道,而每一代新机推出后,第一站必到华强北铺货,才能影响全国的市场。
华强北的电子产品市场庞大、物流繁忙,半夜快递仍旧接单。  澎湃新闻记者 蒋晨悦 图
那时华强北经典的“一天”,从早上九点开始。卖场9:30一开门,全国各地口音的零售商随即挤得马路水泄不通。“会挤不进一家去拿货,因为太忙了,就去挤第二家、第三家,最终找到一家聊得来,合作的好的,以后就跟这家拿货。”
洪钦和团队忙的时候,“没有人是可以闲坐着的,忙的饭都没的吃”。国内外客户都来跑市场、看价格、看新机款式,一个新产品就是一个新的卖点。一家手机店需要雇佣60个销售员,三班倒,从早上9点卖到凌晨2点,全国各地的零售商排着队打款,再等着手机发货。
洪钦说,那时批发商甚至可以控制某一款手机的价格,因为一个机型只有几家店铺在销售。如果客户反映拿不到货,就可以派几个人踩点调查出货量,如果要100台只给50台,就能估算有多少货。货一紧张,就可以控制、提高价格,几家就可以垄断市场。
一米柜台走出亿万富翁的神话不断上演。华强北的租金水涨船高,一个铺面要租到两万、三万,转让铺面则需要花几十万、上百万来“喝茶”。“但是拿下来就一定有机会,能赚钱”,一个月走货数千台的快钱让人们仍旧哄抢铺面,华强北“一铺难求”。
洪钦记得那时花钱如流水,2000年的时候,请客户去夜总会、吃宵夜,每次花钱都达到了几千元,“可是第二天签一张单子,就都回来了,能花钱就能赚钱。只要客户喜欢来深圳,那么一直会有生意做。”
于是那时外地人去深圳一定要看三个地方:世界之窗,罗湖口岸的东门服装市场,以及华强北。
iPhone向华强北开了一枪
华强北的电子全产业链,让山寨手机在手机贸易后借了一阵风,在洪钦的记忆中,2003年至2008年,是华强北山寨机风头最劲的时候。
2003年,台湾公司联发科突破了诺基亚、摩托罗拉等公司垄断的芯片技术,推出了出了第一款单芯片手机解决方案,具备通信基带、蓝牙、摄像头等模块。而华强北恰好拥有电子元器件到模具厂等最为齐备的产业链,组装出成品手机只需要数周,成本低至数百元。
华强北崛起了难以计数的山寨品牌,时至今日,洪钦仍更愿意称为“国产品牌”。
那时功能机太过单一,无非是诺基亚可更换颜色的后盖,从翻盖手机到滑盖,搭载的卡尔蔡司镜头,“但对年轻人的心态需求是不够的,品牌功能机又贵。”
华强北手机卖场。  澎湃新闻记者 蒋晨悦 图
洪钦记得,年轻人反而喜欢个性十足的山寨机,三卡三待,造型酷炫。华强北崛起了难以计数的国产手机品牌,倒不是有研发能力——只是在已有手机的基础上升级,“可能有一个团队,就是专门改造手机,但是牌子不一样。那时在华强北,你出什么东西,我很快就能比你好。一定要比你好,我才推出市场。”
新的手机一上市,其他厂家拿到系统再稍微改动,贴上自己的商标,用很少的投入就能加入战场,靠微弱优势竞争。洪钦记得,那时各个牌子“你追我赶”,做的人太多,产品打起价格战,山寨机的质量越来越差。
高仿机也盛行起来。郑彦标记得苹果手机流行之后,一款新机发布之前,盒子包装、高仿产品,都已经齐现华强北,就等着上市。
等到iPhone5上市后,山寨手机在华强北几乎再无市场。“那之后,好像所有人都倾向品牌手机了。山寨手机拿在手里,没面子的那种感觉。”
市场的风向一夜转变了。商家却还没有适应市场,几万台库存手机成为亏损源头——只能烂在仓库。成本500元一台,要卖700元-800元一台才能有收益,可是市场迭代太快,500元一台也没有人要,“这时国外的人就来给你出货,那就是300元、400元出货了。”
可是国外市场也未必能销出库存的山寨手机,“跑路也慢慢出现了,国外那些’鬼佬’(外国人)做的不好,也学会跑路了。”
在手机批发兴起的最初,是零售商先打钱来,排队拿货。后来形势逆转,厂家要先发货,再去排队收钱。洪钦的一些朋友拥有几百人规模的工厂,最初一年赚了几千万,“全部亏回去了。还有一些人收不回货款,慢慢慢慢,就被拖死了。”
冬天真的来了,深圳也决定壮士断腕,主动摧毁这个山寨王国。2011年,在华强北路曼哈数码广场以东的居民楼上,近千部山寨的苹果、诺基亚手机从18层楼上砸下来。路上停放的轿车,人行道的铝合金栏杆,都被砸出了坑,留下一地红色碎片。那是在当地警方打击山寨手机的行动中,藏身居民楼中的山寨手机生产者一面锁紧了门,一面扔下手机销毁证物。
山寨手机商从楼上砸下手机,销毁证物。  深圳电视台都市频道截图
更多的华强北商人,在浮躁的山寨机时代攫取了大批财富,习惯了每日大笔挥霍收入。但在寒冬到来之后,一批硬件厂家跑路,一批硬件厂家停产倒闭。
在华强北封路日渐萧条的几年间,珠三角的代工手机工厂也经历了一场生死。其中在2015年的年关,东莞手机代工工厂兆信通讯资金链断裂,董事长高民在深圳自杀,他留给员工一封绝笔信,以“愿赌服输,我输了”开头,彼时国内手机库存量过亿,市场却不断下滑,价格不断击穿底线,大批代工厂倒闭。
高民在绝笔信最后留下一句:“兄弟们对不起了,你们一定要站起来。”
手机帝国崩塌
1999年,洪钦第一次在华强北卖手机,马云在杭州草创阿里巴巴集团,命运在馈赠的同时,也把危机一通埋下。
2010年之后,网络手机销售逐渐铺开,价格透明化,倒逼线下手机价格跳水。2014年,京东与阿里巴巴先后在美国上市,线上的手机销售一面夺去了华强北的市场,一面把市场价格压到最低,给了华强北的手机销售致命一击。
洪钦的一个客户在东莞开有十几家店面,设在每个镇的工业区旁边。曾经,工厂一下班就涌来人山人海,工人都来买手机、换手机。但现在,这些实体店已经全部倒闭。
郑彦标在智能机兴起时进入华强北,可惜几年之间,销售已经转向了网络。他下午3时来开档口接单发货,晚上7时出头就回家。有做了几年的老客户,还从来没有见过面。 微信群一看就知道价格变动,苹果手机也只有固定几款,顾客不再有试用手机的习惯。
阿里巴巴试图让郑彦标到淘宝上卖手机,郑彦标发现,网上的价格比他从工厂拿货的价格还要低。一部手机赚5块钱,销售500台才能回本,“可是500台手机要投资多少资金?”
一句话在郑彦标的同行圈中流行了起来:“冒着卖白粉的风险,投着卖珠宝的租金,赚着卖白菜的利润。”
山寨机的利润反而更高,因此一些档口都把山寨手机放在了主推的位置。但华强北为山寨之都而蒙羞,频繁查货、打击假货。明通手机城一度整栋市场都被山寨手机占领,现在却以销售手机配件为主。
从华强路得名至今,近四十年过去了。2016年深圳的GDP达到1.96万亿,仅次于北上广,人均GDP更是名列全国第一,而服务业占GDP比重首次突破六成。山寨之都变成了华强北希望洗去的耻辱,华强北开始为自己规划一个硬件创业天堂的未来。
谁做谁赚钱的年代也已经过去了,十年之间,郑彦标算得人工成本从600元上涨到2000-3000元一人,而福田区的租金已经相对便宜,因为收入落后其他地区,空置率高。与此同时,赚的钱却没有之前多,很多人都做不下去。
华强北招租的铺位。  澎湃新闻记者 蒋晨悦 图
郑彦标觉得,华强北开街之后,逼不得已,要发展出一支正规军,要重新打个品牌,否则活不下去。市场萎缩、风险又很高,只有拥有核心产品、拥有定价权才能生存。
洪钦早已转型做企业投资,他觉得手机销售赚钱快,但是太累了,把一个年轻人的全部世界圈在卖场里:“一天从早上做到晚上,都是在这个地方,没有时间去外面,那时毕竟年轻,希望能出去。”
洪钦在华强北生意红火的时候,投资了很多铺位,一次性几万几万交租金后,不料生意却没有火起来,亏了二十万元。他觉得没有缘分了。
“算了,可能人赚钱,就是命运。”他手握着现金流,又不敢去投资不熟悉的领域,投资房地产却很像他做手机时投资铺面。洪钦渐渐发现,铺面有限,只有房地产,是多少钱都投资不完的。
2011年之后,洪钦身边第一批淘金者集中退出华强北,改做餐饮、金融、房地产、研发其他产品。
2013年,华强北宣布封路改造,曾经的诺基亚帝国分崩离析,被微软收购,然后转卖。
2017年,华强北封街重开,诺基亚宣布复刻1999年的3310机型。洪钦曾跟随诺基亚走了十年,他为此兴奋,但知道世事变幻,“现在的市场和以前已经不一样了”。
在这一座山寨王国的崛起与崩塌间,华强北不再是全国为数不多的手机集散渠道,只留下庞大的二手翻新机市场暗中运作,深圳不再是中国为数不多开放和高速发展的城市,市场从未等候过走慢一拍的参与者。
曾裕现在对着困境也还能嘻嘻哈哈,他说自己来时是个农民,“前景不明朗,不知道什么时候生存不下去,要去美国讨饭啦。”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部分人物为化名)
责任编辑:蒋晨悦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华强北,电子,山寨,打假,澎湃,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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