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父亲患上阿尔茨海默症……她们因痛与爱而创作

宋祺

2017-06-18 13:02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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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亲情总是被存放在一个奇妙的真空中,那里情感充溢,甚至泪水满溢,却常以无声的姿态与生活勾连。亲情总是沉甸甸的,像离家时父亲塞给你最大的石榴,你连说谢谢都觉得多余,于是用沉默和不好意思的嘻笑把那块真空填满。
是作家以文字打破了这层真空。6月17日的思南读书会上,薛舒和于是,两位女作家用自己面向父亲的目光与笔触对谈“我写父亲 难免疼痛”,为我们勾勒背影远去的至亲,探寻无处安放的感情,让我们看到亲情的模样清晰闪现,得以感悟、反省和思考。
思南读书会父亲节专场
父亲是女作家的情结与矛盾
或许谈论父亲,没有人比女儿更合适;或许对女作家来讲,父亲都是一个情结。女作家薛舒谈起自己的父亲时说:“我从小把他当做我们家庭的保护伞,他是我们家里的骑士、侠客、医生、管道工、木匠、油漆匠,他简直是万能的。为什么我写老爸特别多,写我老妈特别少,可能这是女儿对父亲的感情会不一样。”
但薛舒生命中这样一个万能的男人,某一天突然“傻掉了”,他在70岁时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老年痴呆症”。他逐渐不认识亲自生养的儿女,不认识陪伴身边的妻子。在记录这一切的时候,作为女儿的薛舒开始思考,当一个人记忆全部失去的时候,人生对他还有什么意义?
在薛舒的记忆中,父亲的故事从小就伴随她的成长,“我了解父亲的一切,我爸爸和妈妈相互之间会揭发,你我年轻的时候怎么样,他们的爱情故事,他们小时候那种糗事,我是听着长大的,我妈和我爸第一次约会的时候点了什么菜我全知道。”
薛舒在《远去的人》中记录了这位复杂的父亲形象,他在生病时猜忌多疑,是个刁蛮的病老头,又狡黠天真;他是一位上海的“外地穷人”,却开着小货车为家人谋生,很能“赚钱”;他为生活“不择手段”,却教育自己的女儿行为诚实;她从来不在外人面前以家人吹牛,却偷偷将女儿的作品送给朋友。
薛舒说自己是“充满着美好的回忆在体会当下的失去”,她笔下的父亲就像我们每个人的父亲一样,是个再平常不过的普通人。“我第一次发现我爸爸慢慢失去记忆,我觉得太不能接受了,于是我用非虚构的方式把痛苦写下来。”
《远去的人》
于是我们在《远去的人》中看到一位身患阿尔茨海默症的父亲,看到了女儿与至亲照料病人的苦痛与矛盾,看到了一个小家庭面对疾病的无奈与团结,看到了人因为生活而经历的绝望,因为爱而担起的责任,以及紧密相连却又暗流涌动的家人之间,最为真实的亲情。
有人问我这本书压抑吗?不,它很生活,很温柔,有些地方甚至是诙谐幽默的,但它的真实与坦诚又令人落泪,因为我们总是会为生活与爱落泪。然而薛舒既是作家,也是女儿,没有人在面对父亲这样的遭遇时,坚强得如同铁人。
“我那么喜欢我爸爸,我小时候爬到他的腿上,等到他生病的时候,我真的很怨。”
薛舒讲述自己写作这本书的时候,并没有想过用一种文学的方式记录她的父亲,最初只是在夜晚用日记宣泄心中的压抑。父亲突如其来的病情,母亲终日不停的求助,严重干扰了她的创作。在她每次奔赴上百公里外的父母家中,担起照顾父亲的责任时,她会在楼下的车里呆坐好一会儿,安抚自己的焦虑与压抑,“说实话,我不想进那个家门……那个用自己的患病把家人捆绑在他身边的自私的老男人。”她在书中如此写道。
这种矛盾让她看到美国作家桑德拉·骆写的《我为什么希望我父亲死去》后,泪流满面,与那位年轻作家感同身受:父亲完全毁坏自己的生活,自己必须抛弃一切事情照顾他,他就像婴儿一样,可是他不是婴儿,他没有希望。
“可是你没办法,你必须做,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也许是情感。”薛舒讲述自己的矛盾时说,“当这么一个从小到大给我爱的父亲,当他生病的时候,当他要一步步远离我的时候,当我被他烦得已经受不了的时候,我一直也在自责:我还有怨?我还会在抱怨?我知道要反省,不能这样,在书中能看到我的不断反省。”
父亲是我们一代人的疏离与隔阂
这种矛盾不只在薛舒身上,而是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在父亲同患有阿尔茨海默症的女作家于是的父女关系中,我们更看到父辈与下一代的断层。
于是的父亲在患阿尔茨海默症时,身边只有一个不是特别亲的二婚太太。于是接到确诊消息从国外回到上海的那个清晨,那位二婚太太敲开了她的门,手里拿着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她父亲的几件衣服和一把牙刷,对她说:“我现在把你爸爸还给你。”从此这个老太太再也没有出现过。
不同于薛舒对父亲的了解,于是对她的父亲几乎一无所知。“其实我很早以前就没有做女儿的感觉,女儿的身份就好像断掉了。在你小时候需要父母的时候,它是鲜明的女儿身份,但是到青春期的时候你就断掉了,你会觉得没有根。我家本身就是没有根的上海移民家族,这个移民家族,我父母对他们上一辈也是这样的态度。让我感触最深的是,我们代代……代代都是这样的,一个家族的传承、一个文化的传承就是这样断掉的。”
之后,于是一个人照看她的父亲,她的父亲因阿尔茨海默症接二连三的走失,她在父亲走失的那段时间写了相当长时间的日记,记录寻找父亲的过程,也成为她创作小说《查无此人》的题材。而因为她与父亲早年的疏远关系,这部小说中,她采用了大量虚构的剧情来进行创作。
于是在谈起这部耗时七年的作品时说:“当你跟你的家庭关系并不是特别紧密的时候,发生了这样一件事,你要寻找的东西非常多,你要寻找你的父亲是谁,你要寻找你父亲朋友是谁,你要寻找你父亲亲戚是谁,你父亲前面50年、60年的人生是什么。所以我写作的最初动机是寻找,书中很多寻找的过程是虚构的过程,事实上你没办法寻找,你没办法寻找到母亲和父亲生活的年代,他们所经历的那些事情。”
我们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无论是如薛舒那样团结亲密的家庭,还是于是这般松散疏离的家庭,我们都在年少时接受父辈无条件的爱与照料,却在他们老去和病痛时陷入无奈和彷徨。我们羞于拥抱和表达,甚至羞于过问他们的过往,父爱的沉默和子女的无声交织于生活,筑起了代际间的高墙。直到父辈的身影真正远去,这座高墙轰然坍塌,深陷成惭愧悔恨的废墟,或是一次茫然的远望。
在爱与痛的碰撞中创作,直面至爱和人性
为何会因为两位女作家的创作而感动?是因为在她们不动声色、乐观微笑地谈论父亲时,让人既看到了生为女儿的深情,也看到了身为作家的理性。无论她们是深陷于亲情的矛盾泥潭,以女性特有的温柔包容拥抱病痛中的父亲;还是以严厉冷峻的行为,去肩负女儿的责任,记录或寻找父辈的记忆。她们都在直面生命中的亲情,甚至是求索爱与痛、生与死的答案。
薛舒在亲历父亲病痛时,曾在一个阿尔茨海默症病患家属群与人交流,那里的人在这个空间里诉说自己的无奈和痛苦,互相安慰,彼此了解,以为这是薛舒的精神港湾,她却说:“我觉得自己在那里待久了会被麻醉,我不会思考这样的活究竟有没有意义,我会安于用麻醉剂来接受眼前的生活。但我是个写作者,我必须不安于这样的生活状况,我不能说心里很服,我就是这样一个命,我必须有不服的想法,才能写一点、思考一点什么或者挑战什么,这是必须的。人生到今天这么一个地步,不是一个病造成的,也不是某一件事造成的,人生当中有很多很多不可言说的东西,有那些不确定的东西。那些复杂的东西,组成了你整个人生。”
作家薛舒
“我父亲到今天还躺在医院里,每个礼拜一到两次我都看到他。他的病房有五个人躺在那里,要么脑梗,要么瘫痪。只有他这么三年下来躺在那里,所有的病床已经几个轮番过去,都去世了,他非常坚强。我见证了那么多人,陪伴他、在他身边,一路生命逝去。我的幸运在于,我爸爸很坚强,我爸爸扛了三年在医院,继续扛下去,他让我眼见这一切,体验这一切,思考一些我们人生所经历的东西。”
而于是回忆起跟自己并不亲密的父亲时,说道:“我看到一个小说,父母有教育子女的义务和责任,当父母老了以后,他们能教我们什么,他们能教我们就是疾病、衰老、死亡,他们以这种方式来把最后一点人生的智慧和知识教给子女,这是非常感人的地方。”
“我父亲的疾病只是个因子,它拓宽了我的视野。在他得病之前,我就是在外面玩的小破孩,我一直认为写作就是自己的事儿,写很多也是自己生活中的事,根本就没有想到要写写上一辈的生活。我家里的情况相对早一些,别人可能50岁、60岁父母双亡,我在38岁这个阶段就……我感谢他们让我很早知道生老病死这些残酷的事实。”
所以我们从这些书写父亲的女作家书中,看到的不仅仅是突破亲情与生活真空层的情感,不是老年疾病的可怖与无奈,而是更多的复杂性,人生的复杂性,以及作者在面对与回避父亲时,所折射的自我和人性。
对于作品中所展现的代际矛盾,甚至是老龄化及其带给青年人的社会问题,创作者和读者的领悟或许正如薛舒所说:“也许父母跟我们之间永远是矛盾的,永远是两代人。主持人走走说的与父辈的和解,不是说我们要一致,而是说宽容一些,对待万事有一种宽容的态度。我们是写书的人,读书的人不是要读出我们多么的尖锐和凌厉,写书的人也不是要写出多么大的矛盾,其实人人都看到了矛盾,而是说当这些矛盾、这些尖锐的东西存在的时候,你怎么去化解、你怎么去更加柔软地面对这一切。”
感谢两位女作家和她们书写父亲的作品,让我们得以直面生活中最为安静的亲情。
责任编辑:顾明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父亲,阿尔茨海默,薛舒,于是,远去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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