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扫常规，纯任天然”的沈从文书法，以及他对写字的看法

 编者按：大多数人对沈从文的了解是作家、历史文物研究者，殊不知沈从文的书法也如同他的文风一般“一扫常规，纯任天然”。沈从文一生对书法用力甚勤，年轻时甚至有“胜过锺王,压倒曾李”之壮志，通过对其书法的研究，不仅感叹中国人讲的“字如其人”，其中更蕴藏着文人交往，和他对故乡风物和文化的热爱。“澎湃新闻·艺术评论”（www.thepaper.cn）特刊发李辉先生通过与沈从文、张兆和等先生的交往，从书法角度回忆印象里的沈从文，同时重刊沈从文难得专门论及书法的文章《说写字》，其中甚至不乏对林风眠书法的评论。

沈从文先生的最后一次故乡湘西凤凰行，是在1982年。这一年，他80岁，在黄永玉先生的催促和安排下得以成行。除黄永玉之外，另一位陪沈从文回故乡的是黄苗子先生。

因为二叔郁达夫之故，苗子、郁风夫妇自上世纪50年代起与沈从文就一直有着密切往来。沈从文不止一次向他们讲述当年郁达夫对他的帮助。

1923年，独自漂泊北京开始闯荡文坛的沈从文，在生存艰难之际给郁达夫写信吁请关注和帮助。此时，来到北京的郁达夫住在哥哥郁华——即郁风父亲——的家中。沈从文没有想到，郁达夫收到信之后，居然很快就来到他所寄寓的湖南会馆。见他又饿又冻，郁达夫马上把自己围着的毛围巾取下，披在沈从文的身上。接着，又请他去吃饭。

事情没有结束。郁达夫回到郁华家中，脑子里一直无法抹去所看到的沈从文的景况。他当即写下了著名的文章《给一位文学青年的公开状》发表，为沈从文这类“北漂”文学青年而呼吁。

沈从文说那情景他一辈子也不会忘记：“后来他拿出五块钱，同我出去吃了饭，找回的钱都送给我了。那时候的五块钱啊！”80岁那年，他又一次这样告诉郁风和黄苗子。说着，说着，沈从文的眼睛湿润了，接着又笑了，笑得十分天真。

有这种情感的渊源，加上沈从文研究服饰史，对工艺美术和绘画颇有见地，他与苗子之间也就有了不少共同的兴趣爱好。这些都成了他们彼此的文字往来和交谈的内容。

有意思的是，身为苗族的沈从文，对“苗子”这个名字颇有异议。他说，在湘西，“苗子”是过去汉人对苗族人的贬称。于是，在写信或题跋时，他习惯把“苗子”均写为“苗滋”。1982年在故乡，沈从文再次提醒一同前往的苗子先生：“这是苗区，你不能用‘苗子’这个名字。不然，苗族人会觉得不舒服。”

1982年黄苗子在凤凰文采阁小学兰泉山壁上题写“一瓢饮”，署名“苗滋”。

于是，如今在沈从文母校文星阁小学那个著名泉水旁，有苗子当年题写的“一瓢饮”石碑，落款就写为“苗滋”。

沈从文与黄苗子时有书信往来。1976年1月，在周恩来去世的第二天一大早，他发现门外塞进一个信封，打开一看，是沈从文写的一封长信，有十多页。谈古代服饰史研究，谈局势，谈对未来的担忧，言辞坦率而激烈。信后特地注上一句“阅后一定烧去”。此时，苗子与郁风从秦城监狱回家还不到一年，自然不敢留下，阅后当即将信烧掉。“真是太遗憾了。要是不烧，留下来该多好。多有价值的一封信呀！”每次提到此事，黄苗子都要连声叹息。

好在黄苗子还留下了另外一些沈从文的来信和书法。后来，他知我研究过沈从文，遂将其中一幅书法转赠于我。

这幅草书写于1975年。沈从文当时喜欢书写古诗十九首，我受赠的这幅书《青青河畔草》（见图一）：“青青河畔草，郁郁园中柳。盈盈楼上女，皎皎当窗牖。娥娥红粉装（妆），纤纤出素手。昔为倡家女，今为荡子妇。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诗后沈从文另写一段题跋，简述自己练习书法的体会：

有意使笔放纵，仍处处见拘持。可见性格之迂腐，实近乎不可救药，终难摆脱“习书生”庸俗书体，真正行家必一望而知其做作处也。再书奉苗滋郁风两位一叹。弟从文乙卯国庆节后之五日，时同住北京大城中。

尚未在别处见到过沈从文谈论自己的书法，故此题跋有特殊意义。难得的是，苗子先生为此幅书法特地补写一题跋简述沈从文的书法艺术：

七八十年代，沈从文先生经常写古诗十九首以赠亲友，其书法功力至深，予曾获观其早年在行伍时（为）所书某军校碑，豪健潇洒，近李北海。晚年参以章草，自成一家，而益纵肆；其书顺笔所之，有时且加以涂抹勾改，如颜真［卿］祭侄稿，一扫常规而纯任天然，为历代书法所未见。此幅乃一九七五年十月六日赠予及郁风者。其跋云“有意使笔放纵，仍处处见拘持”等语，盖谦辞也。予以所藏先生墨迹数幅之多，因以此转赠李辉应红，并记数言。苗子羊年元旦。

此题跋书写俊秀雅致，与沈从文的龙飞凤舞相互辉映。苗子先生既是书法家又是美术史论专家，他的评点可以帮助我们认识与欣赏沈从文的书法。

几年前，黄苗子先生仙逝，他可以和沈从文先生在天堂相聚，再论书艺。我分别写过两位先生的传记，如今，欣赏他们的合璧之作，既可寄寓怀念，也是难得的艺术享受。

（注：本文首发于微信公号“六根”，原题为《沈从文书法：一扫常规，纯任天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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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沈从文：谈写字

【按】本文首发于天津《大公报，文艺》（1937年4月4日）。沈先生八十年前写的这篇文章，或可为今日的书坛作一镜鉴。

​社会组织复杂时，所有事业就得“分工”。任何一种工作，必需要锲而不舍的从事多年，才能够有点成就。当行与玩票，造诣分别显然。兼有几种长处，所谓业余嗜好成就胜过本行专业的，自然有人。但这种人到底是少数。特殊天才虽可以超越那个限度，用极少精力，极少时间，作成发明创造的奇迹。然而这种奇迹期之于一般人，无可希望。一般人对于某种专门事业，无具体了解难说创造；无较深认识，决不能产生奇迹。不特严谨的科学是这样，便是看来自由方便的艺术，其实也是这样。

多数人若肯承认在艺术上分工的事实，那就好多了。不幸得很，中国多数人大都忽略了这种事实。都以为一事精便百事精。尤其是艺术，社会上许多人到某一时都欢喜附庸风雅，从事艺术。唯其倾心艺术，影响所及，恰好作成艺术进步的障碍，这个人若在社会有地位又有势力，且会招致艺术的堕落。最显著的一例就是写字。

写字算不算得是艺术，本来是一个问题。原因是它在人与人间少共通性，在时间上又少固定性。但我们不妨从历史来考察一下，看看写字是不是有艺术价值。就现存最古的甲骨文字看来，可知道当时文字制作者，在点线明朗悦目便于记忆外，已经注重到它个别与群体的装饰美或图案美。到铜器文字，这种努力尤其显然（商器文字如画，周器文字极重组织）。此后大小篆的雄秀，秦权量文字的整肃，汉碑碣的繁复变化，从而节省为章草，整齐成今隶，它那变革原因，虽重在讲求便利，切合实用，然而也就始终有一种造形美的意识存在，因为这种超实用的意识浸润流注，方促进其发展。我们若有了这点认识，就权且承认写字是一种艺术，似乎算不得如何冒失了。

写字的艺术价值成为问题，倒恰好是文字被人承认为艺术一部门之时。史称熹平时蔡邕写石经成功，立于太学门外，观看的和摹写的车乘日千余辆，填塞街陌。到晋有王羲之作行草书，更奠定了字体在中国的艺术价值，不过同时也就凝固了文字艺术创造的精神。从此写字重模仿，且渐重作者本人的事功，容易受人为风气所支配，在社会上它的地位与图画、音乐、雕刻比较起来，虽见得更贴近生活，切于应用，令人注意，但与纯艺术也就越远了。

到近来因此有人否认字在艺术上的价值，以为它虽有社会地位，却无艺术价值。郑振铎先生是否认它最力的一个人。

艺术，是不是还许可它在给人愉快意义上证明它的价值？我们是不是可以为艺术下个简单界说，“艺术，它的作用就是能够给人一种正当无邪的愉快。”艺术的价值自然很多，但据我个人看来，称引一种美丽的字体为艺术，大致是不会十分错误的。

字的艺术价值动摇浮泛而无固定性，令人怀疑写字是否艺术，另外有个原因，不在它的本身，却在大多数人对于字的估价方法先有问题。一部分人把它和图画、音乐、雕刻比较，便见得一切艺术都有所谓创造性，唯独写字拘束性大，无创造性可言，并且单独无道德或情感教化启示力量，故轻视它。这种轻视无损于字的地位，自然也无害于字的艺术真价值。轻视它，不注意它，那就罢了。到记日用账目或给什么密友情人写信时，这轻视它的人总依然不肯十分疏忽它，明白一个文件看来顺眼有助于目的的获得。家中的卧房或客厅里，还是愿意挂一副写得极好的对联，或某种字体美丽的拓片，作为墙头上的装饰。轻视字的艺术价值的人，其实不过是对于字的艺术效果要求太多而已。糟的倒是另外一种过分重视它而又莫名其妙的欣赏者。这种人对于字的本身美恶照例毫无理解，正因其无理解，便把字附上另外人事的媒介，间接给他一种价值观。把字当成一种人格的象征，一种权力的符咒；换言之，欣赏它，只为的是崇拜它。前年中国运故宫古物往伦敦展览时，英国委员选画的标准是见有乾隆皇帝题字的都一例带走。中国委员当时以为这种毛子精神十分可笑。

其实中国艺术鉴赏者，何尝不是同样可笑。近年来南北美术展览会里，常常可以发现吴佩孚先生画的竹子，冯玉祥先生写的白话诗，注意的人可真不少。假石涛假八大的字画，定价相当的高，还是容易找到买主。几个比较风雅稍明绘事能涂抹两下的朝野要人，把鬻画作画当成副业收入，居然十分可观。凡此种种，就证明“毛子精神”原来在中国更普遍的存在。几年来“艺术”两个字在社会上走了点运，被人常常提起，便正好仰赖到一群艺术欣赏者的糊涂势利精神，那点对于艺术隔膜，批判不苛刻，对于名公巨卿又特别容易油然发生景仰情绪作成的嗜好。山东督办张宗昌虽不识字，某艺术杂志上还刊载过他一笔写成的虎字！多数人这么爱好艺术，无形中自然就奖励到庸俗与平凡。标准越低，充行家也越多。

书画并列，尤其是写字，仿佛更容易玩票，无怪乎游山玩水时，每到一处名胜地方，当眼处总碰到一些名人题壁刻石。若无世俗对于这些名人的盲目崇拜，这些人一定羞于题壁刻石，把上好的一堵墙壁一块石头脏毁，来虐待游人的眼目了。

所以说，“分工”应当是挽救这种艺术堕落可能办法之一 种。本来人人都有对于业余兴趣选择的自由，艺术玩票实在还值得加以提倡。因为与其要做官的兼营公债买卖，教书的玩麻雀牌，办党的唱京戏，倒还是让他们写写字画点画好些。

然而必需认识分工的事实，真的专家行家方有抬头机会，这一门艺术也方有进步希望。这点认识不特当前的名人需要，当前几个名画家同样需要。画家欢喜写美术字，这种字给人视觉上的痛苦，是大家都知道的。又譬如林风眠先生，可说是近代中国画家态度诚实用力勤苦的一个模范，他那有创造性的中国画，虽近于一种试验，成就尚有待于他的努力，至少他的试验我们得承认它是一条可能的新路。不幸他还想把那点创造性转用在题画的文字上，因此一来，一幅好画也弄成不三不四了。记得他那绘画展览时，还有个批评家，特别称赞他题在画上的字，以为一部分用水冲淡，能给人一种新的印象。很显然，这种称赞是荒谬可笑的。林先生所写的字，所用的冲淡方法，都因为他对于写字并不当行。林先生若还有一个诤友，就应当劝他把那些美丽画上的文字尽可能的去掉。

话说回来，在中国，一切专业者似乎都有机会抬头，唯独写字，它的希望真渺茫的很！每个认字的人，照例都被动或自动临过几种字帖，刘石庵、邓石如、九成宫、多宝塔、张黑女、董美人……是一串熟习的名字。有人欢喜玩它，谁能说这不是你的当行，不必玩？正因为是一种谁也知道一两手的玩意儿，因此在任何艺术展览会里，我们的眼福就只是看俗书劣书，别无希望了。专家何尝不多，但所谓专家，也不过是会写写字，多学几种帖，能模仿某种名迹的形似那么一种人吧。欣赏者不懂字，专家也不怎么懂字。必明白字的艺术，应有的限度，折衷古人，综合其长处，方能给人一点新的惊讶，新的启示。欲独辟蹊径，必理解它在点线疏密分布间，如何一来方可以得到一种官感上的愉快，一种从视觉上给人雕塑、图画兼音乐的效果。这种专家当然不多。另一种专家，就是有继往开来的野心，却无继往开来的能力，终日胡乱涂抹，自得其乐，批评鉴赏者不外僚属朋辈以及强充风雅的市侩，各以糊涂而兼阿谀口吻行为赞叹爱好，因此这人便成专家。这种专家在目前情形下，当然越来越多。这种专家一多，结果促成一种风气，便是以庸俗恶劣代替美丽的风气。专家不抬头，倒是“塞翁失马”，不至于使字的艺术十分堕落，专家抬头，也许更要不得了。

我们若在这方面还存下一点希望，似乎还有两种办法可以努力，一是把写字重新加以提倡，使它成为一种特殊的艺术，玩票的无由插手；二是索性把它看成一种一般的行业，让各种字体同工匠书记发生密切关系，以至于玩票的不屑于从事此道。如此一来，从装饰言，将来必可以看到许多点线悦目的字，从应用言，也可望多数人都写出一种便利流动的字。

这种提倡值得大家关心，因为它若有了点效果，名流的俗字，艺术家的美术字，不至于到处散播，我们的眼目，就不必再忍受这两种虐待了。

　　　　　　　　　　　　　　　　　　　　　　　　　　　　　　一九三七年五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