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高知家庭怎样教育孩子：数据显示他们最爱说鼓励的话

【编者按】

罗伯特·帕特南，美国当代著名政治学家，哈佛大学马尔金公共政策讲席教授，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曾出任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院长。代表作《让民主运转起来》和《独自打保龄》是过去半个世纪引证最多的社会科学著作。《我们的孩子》是帕特南教授的最新作品，帕特南带领团队花了几年时间，追踪访问了生活在美国各地的107位年轻人及其家庭，用“以点带面”的叙述方式，展示了美国社会在过去半个世纪以来日渐扩大的“阶级鸿沟”，讨论了穷孩子和富孩子在成长过程中所经历的全方位差距。贫富阶级之间的“剪刀差”在家庭结构、父母教育方式、学校教育、邻里社区内都有鲜明的反映。本文摘编自该书第三章的“为人父母之道——及其变革趋势”一节，由澎湃新闻经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授权发布。

《我们的孩子》插图

关于什么是最佳的为人父母之道，美国人的观念在过去60年间经历了两次重大的变革，每一次都是因应发展心理学家的观点之变而变。二战之后，著名的儿科专家本杰明·斯波克博士出版了名噪一时的超级畅销书《斯波克育儿经》（Baby and Child Care）。作者在书中谆谆教诲婴儿潮一代的父母们——他们应该采取放养式的教育，让孩子按照自己的兴趣和节奏去自由发展，而不是压制子女，让小孩子追赶成年人生活的日程和规则。那一代父母因此推崇放轻松的教育理念，追求同孩子一起共享天伦之乐的生活。但自20世纪80年代起，关于何为好父母的主流观念和社会规范就开始发生转向，特别是自90年代开始，斯波克的“放任教育”越来越为人所摒弃。新一代的父母开始转向“精密教育”的新模式，一部分原因正在于我此前所述的关于大脑发育的科学新知。

罗伯特·帕特南

通过育儿手册、家庭杂志，再到现身电视节目的专家，这种新的教育理念已经影响到美国社会的各个阶层。但是，一如父母教育哲学的此前转变，新风气最先为受过高等教育的父母所接纳，并在其育儿实践中加以贯彻。一位来自本德镇的上层阶级父亲就这样告诉我们：“所有那些关于如何为人父母的书啊，我们这一代人几乎都读过。至于比我们更年轻的新一代父母，他们甚至会为此准备得更多。孩子的事，都是天大的事。”

在当下的美国，父母非常看重孩子的认知和社交能力，往往从子女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发掘他们的潜能，如此一来，“模范父母”就变成了一项需要家长投入极大时间和金钱成本的工程。尤其是对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父母而言，“好妈妈”在孩子身上的投资一定要不惜血本，而“好爸爸”当然不能只是个工作达人，还要更多地投身家庭生活，关爱孩子的日常。现如今，美国社会各阶层的父母都青睐精密教育，但我们在下文中可以看到，那些文化程度低、经济上更困难的家长就更难把这些新理念付诸实践。

安妮特·洛罗（Annette Lareau）是研究家庭志的权威学者。她在自己的研究中就厘清了当今美国社会中出现的两种父母教育模式，并将之命名为“精心栽培型（concerted cultivation）”和“自然放养型（natural growth）”的教育，更重要的是，父母的教育模式，是由父母的阶级地位所决定的。

所谓精心栽培的教育，主要是指中产阶级父母的育儿方式。这类父母从一开始就深谋远虑地为子女做教育投资，有意识地培养孩子的认知能力、社交技巧和文化素养，最终是为了自家孩子将来可以取得成功，尤其是在学校内有着优秀的表现。

自然放养的教育则放手任由孩子发展，让他们更多地凭借自己的天分和运气。在这种教育模式下，父母没有什么计划，也不怎么干预孩子在学校的表现。而在教育孩子时，这类父母更多依靠硬规矩和大棒，很少密切关注子女的表现，缺少对孩子的鼓励，更谈不上讲道理和平等协商。在今天，这种父母教育的方式于贫穷家庭中仍更常见，当然即便是在下层阶级内部，自然放养的教育也正被逐渐抛弃。

在绝大多数研究中，我们都能发现为人父母的规范已经表现出了一项普遍的阶级差异：高知父母致力于培养自主、独立、有自我反思能力的下一代，要让子女自尊自强，有能力作出积极向上的选择；相反，教育程度不高的家长往往把目光投向纪律和服从，要求孩子严格遵守家长定下的各种规矩。图3-1就阐述了这种阶级间的两极对立。最左侧的一栏代表着教育程度最低的父母，亦即连高中都没有毕业的家长，这类父母更强调服从而不是自立，其中高达65%的家长把教育目标设定为子女的服从，只有18%的家长更注重孩子的自立；最右的一栏则代表着取得了研究生学位的父母，我们可以看到，这类高知父母在教育上的偏好正好相反，高达70%的家长认为教育的目标在于子女的自立，仅有19%的家长更看重孩子对家规的服从。也就是说，上层阶级的父母同他们的子女有着更平等的关系，更愿意同孩子讲道理，让孩子出于内心愧疚而改正自己的行为；相反，下层阶级的父母则更容易采用体罚的手段来达成管教的目的，动不动就是一顿抽打。

父母教育风格的阶级差异还表现在父母和子女的语言交流中。有学者详尽跟踪研究了父母和子女之间的日常语言交流，如图3-2所示，如果统计那些取得了高等专业学位的高知父母，则每年他们向孩子说出166000次鼓励的句子，而让孩子泄气的否定表达只有26000句，相比之下，工人阶级父母表达这两种类型话语的年度次数分别为62000和36000，而那些以社保为生的家长则更少鼓励、更多批评，同比数据分别是26000和57000。为人父母的方式出现了上述基于阶级的分化，在此不妨称之为“到底是给个拥抱，还是赏个巴掌”的问题，我们需要追问的是：为什么这种阶级分化是如此两极对立，同时又无所不在？此前的学者倾向于将这种阶级差异归结为一种难以准确定义的“工人阶级文化”，但脑科学的最近研究现已证明，父母越是贫困，教育程度越低，在社会上越孤立无援，则他们就越可能是棍棒教育的信徒，对孩子更严格，更苛刻，动辄体罚。之所以如此，部分原因在于父母自己也承受着生活施加的习惯性高压。在谈到暴虐的母亲时，受访的伊利亚说：“每次我妈下班回家，看到桌子上堆着账单，盘子也没人洗，儿子的房间像个狗窝，家里到处都乱成一团，生气也很正常。我妈经常对我发火，我也不怪她。”

用大棒严厉管束孩子，甚至动辄诉诸体罚，这并不是“工人阶级文化”特有的选项，同时也不只是父母在生活中承受压力所导致的结果。上层阶级的家庭和下层阶级的家庭生活在迥然相异的世界中，很多时候，父母教育模式的差异只是对阶级区隔的一种合乎情理的反应而已。富爸爸自然可以采取社会学家弗兰克·弗斯滕伯格（Frank Furstenberg）及其合作者所称的“推进式”策略：在舒适的环境中开发着子女的天赋。这种家境可以提供充裕的机会，同时又能规避大多数风险。但相反，穷爸爸却只能采用“防备式”的策略，在贫民区里养孩子，当务之急就是能保护子女的安全：“在这么个适者生存的地方，你要狠起来！ ”

大量的证据一再显示，如果观察富裕、高知的父母是如何教育孩子的，则其关键词就是培养、慈爱、温暖、主动的关怀，最终是讲道理的规训——总之是拥抱多于巴掌——而上层阶级父母的家教之道可以更好地培养子女的情商和交往能力。伊利亚已经直觉地意识到：“要是你总责骂孩子，抱怨他们一事无成，最后只能变成下三滥的混球，那么他以后就只能成为下三滥的混球。”

不同阶级的父母存在着教育风格的差异，如今已是铁板钉钉的事实，而且其后果显然也是影响深重。我们已经看到，在贫穷与儿童的智商情商发展之间存在着普遍相关性，但究竟如何解释这种相关性，很大程度上就源自贫穷父母和有钱家长之间教育风格的差异，既包括认知能力的激发（比如为孩子读书的频度），也包括参与社会的能力训练（比如鼓励子女去参加那些课外活动）。举个例子，父母只要为孩子读书——则无论父母的文化水平、语言能力或投入程度到底如何——都能促进孩子的发育。育儿专家简·瓦尔德福格尔和伊丽莎白·沃什布鲁克已经发现，如果以语文、数学以及4岁时的语言测试分数来衡量，则富孩子和穷孩子在学校学习的主动性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别。至于如何解释这种差别，两位专家发现，父母教育方式上的区别是最重要的解释因素，其中包括家中是否有藏书、带孩子去图书馆的次数等，其中尤其关键的是母亲对孩子的关爱和日常关照。

家长教育方式的阶级差异近年来是否越拉越大？对此，我们目前很难找到言之凿凿的证据，首先的难题是能否找到众口一致的可量化指标，接下来更大的挑战是要求在多年时间内可重复的、高度一致的观测结果。但无论如何，还是有一个例外，那就是家庭晚餐。观察美国人家庭晚餐桌上的种种变化，我们可以讲述一个完整的美国故事。

瓦尔德福格尔已经在研究中证明，在控制了其他种种变量因素后，家庭晚餐仍然是一个重要的指标，很大程度上可以预判出孩子在长大成人过程中的人生轨迹。“那些每周和父母共进晚餐至少五次的青少年，”瓦尔德福格尔教授指出，“在很多方面都有更佳的表现：吸烟、酗酒、抽大麻的比例更少，打架斗殴、婚前性行为也很少发生……不太可能被学校休学，平均绩点和上大学的概率都更高。”

如图3-3所示，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家庭晚餐在全美社会各阶层都变得越来越少，原因在于父母双方都要外出工作，协调全家人的时间变得尤其困难。但大约到了90年代中期，在受过高等教育的父母中，这种家庭对话机会持续衰减的趋势就戛然而止了，但在仅有高中教育程度的家庭中，衰减的趋势仍在继续，未见中止或反弹。单亲家庭当然很难做到全家人共进晚餐，但这并不是造成这一不断扩张之阶级鸿沟的主要因素，因为主导这种变化的事实上仍以双亲家庭为主。由此造成的结果就是我们在本书中不断遇见的剪刀差图表——揭示着在富家子和穷孩子之间的童年经历已经渐行渐远。

家庭晚餐并非万能，因此切勿将孩子的成长问题全然归结为聚餐的有无。但是，家庭晚餐确实是一个指标，从中可以看出父母在子女身上是否倾注了那种无形但意义重大的投资。由是观之，20世纪90年代到底发生了什么？仅在纯粹数据的基础上，我们难以讲述一个自圆其说的故事，却可以提出一种合乎情理的解释：由于新的教育理念认识到父母和子女的互动对儿童发育的意义，教育程度更高的父母就更容易受到新理念的影响，因此投入更多的时间用来与孩子相处，相比之下，文化水平不高的父母在接受新理念时总是落后的，或者迫于生活多艰，家庭晚餐对他们来说即便可望也是不可即。

现如今的美国父母，相较于上一代为人父母者，他们在抚养孩子时投入了更多的时间和金钱，无论身处哪个社会阶级，这一趋势是普遍的。新一代父母所增加的投入，主要集中在那些促进认知能力和社会交往能力的培养上，尤其侧重于针对学龄前儿童的关爱。但是，对比穷爸爸，富爸爸更为迅速地增加他们在金钱和时间上的教育投资——家庭晚餐只不过是冰山一角。

增加对子女培养的投资，往往也就意味着要克扣家庭生活其他方面的开支，比如私人护理、家政清洁或其他商品消费。所有阶级的父母都在缩减其他方面的开销，将资源集中在孩子身上，但不要忘记，那些经济收入更高、受教育程度更高的家庭不仅拥有更多的金钱，还有更多的时间（因为夫妻双方可以分担抚养孩子的任务），理所当然，他们也可以用更快的速度加大对孩子的投资，相比之下，那些经常只是单亲妈妈的贫穷家长就无能为力。长此以往，对下一代教育投资方面的阶级差距就越拉越大，成为一道鸿沟。

《我们的孩子》，[美]罗伯特·帕特南著，田雷、宋昕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6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