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养猪第一村治污阵痛：村民质问“十几年管不好一头猪？”

野寺村位于陈仓区阳平镇政府东南2.5公里处，全村580户2400人，耕地面积1100亩。改革开放后，野寺村开始发展生猪养殖，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达到顶峰，全村几乎户户养殖，生猪年出栏10万头。

2000年以后，环保压力越来越大，陈仓区联合十几个部门治理野寺村污染，至今治理了十几年，不仅未能根除污染，各方矛盾反而日益尖锐——养殖户认为区上的禁养政策是 “断了我们的生计”，因此返贫也未可知；非养殖户认为村里养猪污染环境，不能因为你们的生计就以邻为壑；村镇干部贯彻区上指示就像走钢丝，结果却两头不落好，镇干部说，管得紧了，养殖户联名上访；管得松了，非养殖户就给环保督察组写信举报。

无论是养殖户、非养殖户还是村镇干部，大家都说要环境变好，都说要产业转型，怎么变好，怎么转型，却是众说纷纭。各种利益和诉求纠结在一起，让三方都筋疲力尽。多位受访者表示，被上面通报或者被举报了，下面就开始整治一阵，但总不能根治。有村民问记者，“十几个部门，十几年治理，竟然管不好一头猪，你说奇怪不？”

“陕西养猪第一村”

杜乖让今年65岁，在野寺村生活了一辈子。

80年代初，杜乖让从千阳县拉回了七、八个猪苗，放在自己的后院里养，最多的时候有四、五十头。1996年，老杜用养猪赚的钱盖起了2层楼，和野寺村大多数村屋的布局一样，前院是淀粉作坊，后院是猪舍。

2001年野寺村委会投资5万元建成占地3亩的生猪交易市场，年成交仔猪10万余头，生猪15万余头，交易额达2.5亿元，创出了“野寺生猪”品牌。淀粉加工发展至120余户，年产淀粉1万余吨，产值1亿余元，“野寺粉面”成为地标产品。杜乖让说，“几乎家家养猪、户户作坊。”

2002年宝鸡市政府号召“畜牧强市”，其时野寺村存栏生猪6万余头。2003年、2004年分别被宝鸡市委、陈仓区委授予“生猪养殖示范基地”称号； 2007年，野寺村被农业部授予“全国庭院经济示范村”，冠名“陕西养猪第一村”。

淀粉、养猪两大产业，使野寺村群众迅速脱贫致富，2012年，野寺村人均纯收入超过11000元，超出宝鸡市农民人均纯收入3000多元。

“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养殖和淀粉产业的发展，随之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日趋严重。

“野寺村的污染，是因为养殖和淀粉产业的发展，已经超过了野寺的环境承载力。”陈仓区环保局一位负责人介绍，“淀粉下脚料喂猪、猪粪还田，这种循环模式在九十年代后期被打破，因为土地消化不了那么多猪粪等排泄物，污染就出现了。”

杜乖让说污染最厉害的时候，猪粪就随便堆在路边，苍蝇满天飞，人不敢在屋外吃饭。有媒体报道过，外地姑娘都不愿意嫁过来！

为了整治环境，野寺村先后建成50立方沼气池20余户，100立方沼气池2个，并建成干清粪堆放场6个。自筹120余万元建成淀粉加工烘干厂1座，受访村民说，这些治理措施属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1995年村里地下水污染，解决办法是在村里另打一口深井供水，“上面领导都不想想，污染的根源是啥。如果地下水再污染，你就再打一口井？村里有多少土地让你打井？你这明显治标不治本嘛”。

“年年整治，年年污染”

2000年以后，野寺村的污染问题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不仅邻村的报李村、大帐寺村等意见很大，甚至本村的非养殖户都受不了，他们不停向上级部门反映，要求根治污染，但“污染—整治—污染”的怪圈一直无法被打破，最后无论养殖户还是非养殖户，对区上的行动已习以为常了，一位村民无奈地说，“年年整治，年年污染。都十几年了……”

2002年宝鸡市政府号召“畜牧强市”，野寺村的养殖规模进一步扩大。办起了3个养殖小区，把3万多头生猪集中在养殖小区，但仍有3万头在村民院内散养。为节约成本，养殖小区没有配套环保设施，污水直排渭河。

镇干部告诉记者，村民养猪污染和市场行情紧密相关，猪肉价格上涨了，野寺的养猪规模就会扩大，污染随之扩大。2007年冬天，猪肉价格猛涨，野寺的生猪存栏量也进一步增加。

2010年，2011年，因防治污染不力，陈仓区政府连续两年被罚款。

2013年，陈仓区又出台野寺村环境污染整治方案，陈仓区环保局、畜牧局、工信局、水利局等16个政府部门，明确分工，要在当年11月底力争实现污水整体达标排放。

然而这次整治再次让人失望，当年野寺村日排放污水达到8000吨，绝大多数通过明渠直排渭河。

2016年，省环保厅检查发现，陈仓区大帐寺村排污口是渭河所有排污口中排污浓度最高的，野寺村污染被省环保厅通报。陈仓区政府又制定了专项整治方案，又明确了责任单位和责任分工，但检查发现，规定时限内，养殖企业仍未按要求整改到位，污水排放仍未达标。

划定禁养区

2017年，野寺村污染问题被中央环保督察组通报，陈仓区政府又制定了专项整治方案。

根据最新出台的方案，全面取消野寺村生猪良种补贴等扶持性政策，坚决查处耳标非法流通行为。对现存的规模以下的养殖户，按照保持总量稳定并逐步缩减的相关规定，在过渡期内逐步实现全部关停。陈仓区要求，在9月底前，生猪总量要控制在8000头以内。

有村民认为，生猪总量不断减少，除了政策调控的因素，更重要的是养猪投资多风险大，而且是个脏活累活，现在的年轻人都不愿意干了。野寺村党支部书记张晓峰说，今年行情不太好，据他了解，三分之一赚钱，三分之一持平，三分之一亏损。

2016年野寺村被划为禁养区，但养殖户对禁养区的政策持观望态度，有干部表现出了担忧：“猪肉价格低的时候，不用禁大家也不愿意养猪，可一旦价格飙升，禁养区估计也禁不住，因为市场的力量更有效。”

野寺村阵痛

野寺村正经历着农业产业转型的阵痛。“陕西养猪第一村”的荣誉早已被刺鼻的臭味冲淡，养殖产业野蛮生长，配套措施始终落后，污染问题久拖不决，调控之手畏畏缩缩，终至养痈遗患，令污染坐大，到了矛盾的集中爆发期。

阳平镇镇长张英表示，产业和环保要协调发展不能超量，既要搞产业也要重视环境保护，野寺村的环境承载不了大规模养殖业，产业转型势在必行。

但是怎么转？朝哪儿转？这是一个现实的问题。野寺村人均耕地面积不足4分地，单靠种地只能糊口。村民收入构成中，务工收入和养殖收入占了绝大部分。目前村上580户中，118户养猪，养殖户已经形成一定规模，建立养殖场投入了很大一笔资金，很多养殖户身上还背着贷款。“如果直接关停的话，损失超过上千万，阳平镇根本赔不起”，所以目前只能让其逐步缩减养殖量。

野寺村现有的养殖户中，三分之二超过50岁，最年轻的也40岁左右了。对他们来说，产业转型就意味着转行干别的。去年，阳平镇通过人社局设办的培训班，让养殖户免费学习就业技术，也动员一些养殖户去较远的乡镇发展养殖业，但收效甚微。

村民杜乖让的猪舍里，目前有3头母猪，12个小猪。前院本来是一个淀粉作坊，后来拆除了。根据阳平镇去年出台的整治方案，淀粉加工户全面停产，自行拆除生产设施。杜乖让自家有1亩承包地，种的是小麦和玉米，每年地里的纯收入几百元，依靠卖猪仔每年收入约五、六千元。

禁养区划定后，老杜心里不是滋味，他说，“我已经65岁了，不让养猪，我能干什么？”

（原题为《“十几个部门，十几年治理，管不好一头猪”——陈仓区野寺村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