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思想周报｜野蛮的冲突；两个阿拉伯世界

野蛮的冲突

9·11袭击后，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教授吉尔伯特·阿奇卡（Gilbert Achcar）写出了 《野蛮的冲突》（The Clash of Barbarisms）一书，近日，他在《雅各宾》杂志发表了新写的再版序言，从当今新的形势审视这一议题。

在第一版中，阿奇卡就认为新自由主义的毁灭性社会影响与美国在冷战胜利之后的帝国主义贪婪相结合，为野蛮倾向的新一轮释放创造了沃土，而这种释放在1945年后的几十年是比较被文明进程所抵制和压制的。而今野蛮在互相加强，强者的暴力激发了弱者的暴力。

现在，冲突更加恶化了。欧洲仇外心理后的脱欧欢呼，血腥的暴恐事件，新一轮的伊斯兰恐惧激增，特朗普的当选，阿勒颇的受难者，普京的胜利：足以让人产生噩梦般的感觉，好像又一次生活在上世纪两次战争之间的感觉。

从9·11到现在，很多事情变得更糟。布什政府的强硬让美军的野蛮行径得不到控制。因此，它使基地组织的暴行摆脱了伊拉克，并建立了可恶的ISIS的前身。在2014年，后者设法夺取了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大片地区，以反对巴沙尔·阿萨德的野蛮行径和由伊朗操纵的地区力量。也出现了由普京领导的俄罗斯人以及欧洲各国的右转。美国曾经是反对纳粹主义的最后堡垒，却选出了最无法预测的领导人。而今天，由于奇怪的历史性逆转，默克尔的德国在世界政治中代表着中间立场和温和。

对于年轻的法国人、英国人和其他欧洲人“穆斯林移民后裔”，深深植根于殖民地遗产的伊斯兰恐惧症的种族主义，使得他们不稳定、不受保护的状态更加恶化。如果他们不诉诸盗窃或其他活动，就不能参与到一个过度消费的社会。极端主义对他们的吸引力正是由于微观权力（micropower）的承诺。但如果认为进入天堂是原教旨恐怖主义新兵的主要动机，而不是侧面的赌注，则是将他们与神秘主义者或“神的傻瓜”混为一谈。对仇恨的崇拜和对暴力的迷恋在ISIS的招募战略中起着关键作用，无论是在伊斯兰国家还是在西方国家。

然而，仇恨和暴力不会自发发展：它们需要情节不断加重。基地组织的野蛮根源直接来自于苏联占领阿富汗的野蛮行径与沙特阿拉伯国家传播的愚昧文化、与美国支持的巴基斯坦军事独裁之间的相遇。美国在1991年发动的蹂躏和袭击造成的激烈愤恨推动了它。

由基地组织和ISIS直接启发的野蛮暴恐自2015年1月以来在法国以惊人的、致命的方式肆虐。它与法国在非洲漫长而残酷的殖民历史之间的关系是明显的。而且法国在数十年中剥削来自同一个大陆的廉价劳动力，带来一系列社会、政治和文化后果。曾经的法国总理曼努埃尔·瓦尔斯意识到过巴黎的袭击与非洲移民来源的状况之间的联系，他正确地称之为“种族、社会和政治的隔离制度”。

这种种族隔离制度不断加剧，构成了ISIS和基地组织成功招募志愿者的理由。鉴于奥朗德在利比亚、马里、叙利亚和也门进行的军事冒险，恐怖组织可以轻松地让追随者相信，法国已经对“伊斯兰”宣战。

二战中，1930年代形成的法西斯轴心被反法西斯同盟国战胜，阿奇卡认为，历史的进程远远没有像二战那样悲惨，但前景令人担忧，这一次，除了美国和俄罗斯两大军事力量，强大的右翼之风也吹过欧洲和日本。

幸运的是，第三次世界大战没有升起在地平线，但这是因为全球对抗的配置发生了变化。新的反动轴心似乎不愿意参与北北冲突，更倾向于南北之战和贫富之战。而这将只会使人们自世纪之交以来就熟悉的野蛮的冲突加剧。

阿奇卡称，在这个阴沉的地平线上，一丝希望仍然闪耀。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尽管自2013年以来经历了巨大的挫折，但是显示出巨大的进步潜力，特别是在年轻人中，继续间歇地显现出来，如社会运动于2016年秋季在摩洛哥开始；南欧社会运动也在激增；另一个例子是科尔宾在英国的崛起。

阿奇卡总结，十五年后更为明确的是，持续的灾难性积累只能通过改变社会政治力量的平衡，来扭转全球层面的社会经济范式，最终使蹂躏结束。

两个阿拉伯世界

近日，吉迪恩•拉赫曼在《金融时报》发表文章，犀利指出过去6年里，一直存在着两个阿拉伯世界：暴力与悲剧的阿拉伯世界；以及浮华与全球化的阿拉伯世界。叙利亚、伊拉克、利比亚都陷入了冲突，埃及也是如此，不过程度较轻。但是，卡塔尔、阿布扎比和迪拜一直蓬勃发展，成为了全球旅游、休闲、商业与金融中心。这些蒸蒸日上的海湾大都会似乎没有受到中东其他地区暴力活动的影响。它们甚至间接获益了——充当了一个混乱地区中的安全港。

但是，分隔两个阿拉伯世界的高墙正在坍塌。沙特阿拉伯、巴林、埃及和阿联酋（包括阿布扎比和迪拜）对卡塔尔实施了封锁——声称卡塔尔人一直在支持全地区、尤其是叙利亚和利比亚的圣战运动。结果是，如下幻觉被击碎了：富裕的海湾地区可以继续不受中东更广泛冲突的影响。

显而易见的问题是，这些海湾国家在耀眼的崛起之后，是否可能迎来同样耀眼的坠落？如果发生这种情形，其后果可能是全球性的。

当叙利亚和利比亚陷入分裂时，世界一直能以令人心寒的冷漠旁观，原因之一在于，这两个国家在世界经济中都不扮演重要角色。但是，海湾国家并非如此。海湾国家一旦发生安全危机，全世界的董事会议室和财政部都将感受到其影响。

尽管海湾国家都是弹丸之地，但它们在全球经济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卡塔尔是世界上最大的液化天然气出口国。卡塔尔投资局持有大众和巴克莱等重要西方公司的大量股权，也把数十亿的石油美元投向全球一些值得炫耀的资产，比如伦敦最高建筑“碎片大厦”，以及哈罗德百货。卡塔尔还将主办2022年世界杯足球赛。

而迪拜聪明地利用了其临近欧洲、南亚、非洲和俄罗斯的优势，把自己打造成了中东的游乐场。

接着是中东地区最大、最有实力的沙特阿拉伯，长期以来，沙特全球最大产油国的地位凸显了它对于全球经济的重要性。

海湾精英阶层过着令人羡慕的特权生活，很难相信他们会愿意冒着失去这种生活的风险，投身于冲突中。但是，即便在卡塔尔危机爆发之前，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也一直在升级。

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抱怨卡塔尔人一直在资助中东圣战分子，西方官员也这样说。但是，这场争端仅仅关乎恐怖主义的主张，被如下事实削弱了：沙特人自己因为输出和推广萨拉菲(Salafi)意识形态而臭名昭著，该意识形态正是圣战运动的支柱。

对于海湾地区的居民和游客而言，中东战争一直在他们飞行时经过的国家里上演——在乘坐阿联酋航空或阿提哈德航空(Etihad)航班前往欧洲或美国途中，他们可以从数千英尺的高空俯视这些地方。但卡塔尔危机暗示，那个蒸蒸日上的海湾地区能够跟中东悲剧保持安全距离的日子，也许已一去不复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