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兆武:漫谈历史与历史学

何兆武 口述 岳秀坤 张云波 整理

2017-07-12 1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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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所说的历史学和历史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历史是过去发生的事情,历史学是我们怎么样把这些事情告诉、传达给别人,是传达一种知识。把这种知识传达给别人,不是指历史上所发生的具体的事情,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可是我们在日常用语里边时常把这两个东西弄混了,结果有的时候说历史怎么样,其实是指历史学,可是我们就把它当作了历史。
历史是指过去发生的事情,只有过去发生事情的一部分流传下来了,这一部分,我们怎么知道它,这就是历史学。历史学是指对过去发生的事情的知识及研究。一开头,我们就应该严格地划分历史与历史学的界限。
何兆武先生,摄于2007年8月

我们从历史的研究中获得的知识,亦即历史学,是可以传播的。可是历史本身它不能够传播,它不能够把自身告诉别人,这件事情本身是不会说话的,不会告诉别人发生了一件什么事情。至于弄清楚过去发生了什么事情,那是历史学的任务。历史学的任务由谁来承担呢?就由历史学家来承担,他们把所知道的事情记录下来,传达给别人。
我们做研究的时候,应该分清楚:我们是在研究历史,还是在研究历史学。这是两个不同性质、不同范畴的东西。但我们却时常弄混,结果就造成一些混乱。
我们时常说历史教导我们怎么样。历史本身并不教导你什么,那是经过历史学家、经过学历史的人的头脑所得出来的结论,告诉人们应该从历史里边学习什么智慧。又比如说,人们时常说历史证明了什么,其实历史本身并不能主动证明。历史就是有过那么回事,你要是说它证明了什么,那是你从其中得到的、总结出来的经验和教训,那是你自己思想的产物。那不是历史本身,历史本身没有教导你这件事。19世纪的英国历史学家阿克顿就曾教导人们:权力引导人腐败,权力本身是腐败人的。但是,这是历史学家从历史里边抽出来的教训,历史本身并没有这个东西。
我们所说的历史,就是过去所发生的事情。实际上,它往往包括两层意思。一层意思就是指过去所发生的事情,这个是历史的事实。还有一层就是指我们从所发生的事情里边做出的判断,得出的结论。这些东西是历史学家的任务,也是学历史的人的任务。历史的教训是我们总结出来的,而不是历史本身告诉我们的。
事件本身并没有意义,意义是我们赋予它的,是我们从其中抽出来的东西。我们从其中抽出来的东西是不是正确,就跟科学家从自然界总结出一条规律来一样,是否正确,不好轻易判断。而且,即使总结出一条有用的规律,也可能过若干时间以后,这条规律又被否定了,或者又被矮化了——这并不意味着对这个规律的否定,它依然有用,但只在某种条件下有用。打个比方,例如牛顿的运动定律,我们现在认为它还是有效的,然而只是在一定的范围之内有效,在一个惯性系统之内它有效,但如果在高速度的运动里边它就无效了。我想,我们最好时时能够警惕这一点,这样就可以避免在历史研究中犯错误。
人类的知识是不断进步的,但历史的事实只是一度,它不能够重复。我们研究一种自然现象的规律的时候,可以进行几百次、几千次研究。可是历史的事实只是一度,不会再重复。任何历史事件都不可能重复,时间不同了,空间不同了,各种条件也不同了。比如说一个征服者,恺撒大帝也好,拿破仑也好,你说他们有相似的地方,可是他们两个人毕竟是不同的人,出现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在不同的场合之下。历史事件没有重复,仅仅出现一次,恺撒就是恺撒,他不是拿破仑,拿破仑就是拿破仑,他不是恺撒。至于我们从其中总结出的规律,那是我们的总结,不是它本身的重复。可是我们总结规律时,就好像这个规律是普遍适用的,到处都可以套。这一点做起来要小心,是不是都可以照样地套,这要打个问号。
最复杂的是,自然界没有思想,人类有思想。人有思想,而最麻烦的是,你不能够真正地理解他的思想。历史的主体是人,人的任何行为,特别是重要的行为,背后必然受一个思想的支配,特别是文明社会,人类越文明,思想动机越深,越起作用。构成历史的恰好就是人的思想。其他物种的行动大概都不是深思熟虑的,都是本能的。人是有思想的动物,他为什么这么做,背后的思想动机是历史里面最难把握的事情。你不可能知道别人的心里是怎么想的。白居易曾经有两句诗:“唯有人心相对间,咫尺之情不能料。”人心相对之间,离着一尺的距离,他的内心是怎么想的,我们很难知道,只能凭推测。所以,我们看到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怎么来探索它的因果关系,历史学家们对这个任务的完成,是非常困难的。
这跟自然科学家不同,自然科学家的对象没有思想。假如你要研究天文学,你不用了解太阳有什么思想,月亮有什么思想。自然世界没有思想,只有人类有思想。文明程度越高,思想的含量就越大,思想含量越大,你就越不容易把握。毕竟一个人不是另外一个人肚子里的蛔虫,他无法真正地知道别人是怎么想的。但如果你不知道这一点,就好比画龙要点睛,究竟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你恰好不知道,点不出这个睛来。历史学家在这一方面不但是心理学家,而且更重要的,他还得是一个文学家。
历史学家写一件事情的时候,里面贯穿了人的思想和感情,如果你没有摸索到人的思想感情的深处,你写出来的历史就是肤浅的。可是你如何才能摸索到别人的思想深处呢,这个事情简直是太困难了。
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史记》的作者司马迁,他是文学家,他的文学家的一面是赤裸裸的。他经常发牢骚,这一点如果按严谨的、客观的历史学来说是不应该的,你不能把自己的感情加进去。比如司马迁写屈原传的时候,那里边大量内容都是写他自己的,都是司马迁自己在那儿发牢骚,严格讲起来,这是不符合科学规范的。但是,正因为司马迁也是满腹牢骚,他看到屈原那些事情,非常同情,禁不住就发牢骚。通过他发的那些牢骚,使我们间接地能够推测一下屈原的满腹牢骚。这一点是文学家的工作,不是历史学家的工作,可是恰好这一点使他完成了一个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他探索到人心的深处了。因为你只有探索到人心的深处,你才真正地理解历史。在这一点上来说,古代所谓文史不分是有道理的。
当然,也有些历史学家企图更深一步。比如心理史学,就是把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方法拿来,用来研究历史,究竟这种方法能够有效到什么程度,现在还很难说。比如说研究希特勒,一个大独裁者的心态,认为希特勒在小的时候受过什么挫折,养成一种病态的心理,所以他成年后有那样的表现。当然这也许有道理。你想那种没有同情心的大独裁者,犹太人六百万人,他要全部绝灭,一般人做不到。法国心理学家勒庞,他研究群众心理,也是第一次的尝试。群众心理也很可怕。比如说红卫兵一起来,就施行酷刑,抓着所谓“阶级敌人”,就残酷迫害,坐喷气式飞机,跪在地上晒太阳,剃了光头,如果这种行为也可以算是人性的表现,那简直比动物性还不如了。老虎吃羊的时候,它是因为饥饿,并不是看见羊流血觉得那是一种享受。就此而言,历史学研究的是人性。可人性是怎么样的呢?这个问题真是千变万化,非常难捉摸。所以,一个好的历史学家就在于他能够有洞见,有一个insight,他能够看到人内心深处的东西。可是,这一点并不是轻易可以做到的。
人是历史的主人,历史就是人创造的。那么,创造历史的人,一切的作为都有思想上的动机。你把这个思想上的动机抓住了,你才能够真正搔到痒处。抓住这个思想动机,一方面要求历史学家有丰富的经验、深厚的知识;另外一方面,他还得有“慧眼”,有思想的深度。没有那个思想深度不行,抓不住要害——历史上的要害。
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历史学是一门特殊的学问,它实际上是研究人类心灵运动的规律。人的心灵是怎么运动的,它体现为历史。在粗浅的层次上大概比较好掌握。越到高的、比较复杂的层次上,越难掌握。比如说一个人到了最穷困的时候,吃不上,喝不上,饥寒交迫,他的心理生活接近于动物的生活;可是等到他的生活水平提高了,不愁吃,不愁喝,他的许多心理活动你就难猜测了。甚至于一个人做了皇帝,是最高的权威,他忽然要这样,忽然又要那样,大概他的心理就更难猜测了。历史学家研究这些问题,就要既是一个文学家,又是一个心理学家,要能够抓住人心里面最微妙的那些东西,而这些东西确实是最难抓住的,所以历史学总是会留下很多的疑问。这些疑问要一代一代的历史学家去解决,然而却很难有最终的答案。
何兆武先生近照

历史学家应该是一个人性学家,他应该是研究人性的。从这一点上说,历史学是科学吗?它有科学的一面,但它也有不是科学的一面。从物质层次上来说,历史是服从自然规律的。比如说今年歉收,荒年,假如粮食减产了一半,那么就会有比如30%的人,或者20%的人要饿死,这个基本上由自然规律来支配。可是有些东西就不受自然规律的支配了。你看起来是一回事,可是结果并不像你想象的那样。人性那些幽微的地方,现在的科学尚且研究不到,可是这些东西在历史上是最起作用的。
所以,历史的规律应该是一种特殊的规律,跟自然规律不一样。自然规律是死的,是必然的。历史的规律不是必然的,为什么呢?因为它多了一个因素,除了自然的因素以外,还有自由的因素。从某种意义上说,每个人的思想有很大的自由度,这个自由决定了历史的形成。不但对个人来说决定着历史的形成,对于群体来说,也是如此。所以我时常想,历史所描绘的那条曲线,是由两个坐标组成的。一个坐标是必然的,那是物质的;一个坐标是自由的,是思想上的,这个思想上的坐标是不固定的,因而历史的形成是不固定的。所以,历史有一部分是可以预言的,但是有一部分是不能预言的。就可预言的那部分来说,历史有规律可寻;就另外一方面,自由的因素来说,历史没有规律。既然是自由,它就没有规律,就不是必然,它要是必然,就不是自由了。
可是有的人在这方面比较乐观。李白有一句诗,“天生我材必有用”,也就是说人的才干必然要发挥出来。康德的历史哲学的第一条也是这么说的,即人类的聪明才智是必然会充分地发挥出来的。意思是说大自然(他不用上帝,其实他的上帝就是大自然)赋给人的聪明才智必然会充分地发挥出来,不然它给你这聪明才智做什么。就好像给你两条腿,那就是让你能走路的。或者给你两个眼睛,就是为了要使你看得见东西的。那么大自然既然给了你那么多聪明才智,就是准备要你充分发挥出来的。
我想,他们都是乐观的。说“天生我材必有用”,你有天赋才能,最后是一定充分发挥出来的,也不见得。有的人很聪明,一辈子也没成绩。按康德的解释,充分发挥不是在一个人的身上,而是在全人类的身上。就人类全体来说,这个聪明才智最后是要充分发挥出来的。这个论点,我觉得充满了启蒙时代的乐观精神。不过这些都是形而上学的假设,你无从证明,大自然是否确实有它的意图,要你们发挥自身的聪明才智。
所以,历史究竟应该怎么样,这是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一个文学家可以是个人道主义者,可是,我们知道,也有些文学家或者哲学家讴歌战争。像尼采,他就讴歌战争,战争怎么样使人伟大,激发人的心灵,他只判断这一面。所以,历史学作为一门人文科学,它涉及很多道德或者伦理方面的判断,而这些判断应该怎样纳入科学的轨道,却是需要继续探讨的。19世纪的实证主义者说,历史学就是科学,不多也不少。其实在我们今天看起来,历史学自有科学的一面,但是它比科学多了点什么,少了点什么。它比科学多的那个,就是它要有伦理的道德感,道德上的价值判断。
历史学使人有智慧,可是历史学也给人类带来了很多的惶惑。有一个法国作家叫作法朗士,曾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他写过一个短篇小说,大意如下:有一个回教的哈里发,年纪老了,就培养他的儿子接班,做回教领袖。怎样培养呢?他知道学习历史可以鉴往知来,于是就请他们国内最有名的一个历史学家来教他的儿子学习历史。这个历史学家带来了十匹骆驼,骆驼背上堆的都是历史书。年轻的王子后来继位做了国王,这个历史学家问他,历史学得怎么样了呀?他说,哎呀,你的书太多了,我现在没有那么多时间学,你能不能给我简化一点,我再学。历史学家就领了命令回去,把他那么大撂的书删成十本,十年之后又来见这位哈里发。哈里发说,现在我已经做了这么多年国王,事情烦得不得了,而且我身体也不行了,你这十部书我看不完,能不能再给我减掉一些,我再来读。于是,这个历史学家又回去,费了十年工夫,把全部的历史缩成了一本书。当他走到宫门的时候,侍卫跟他说,国王现在病重了,正在等你呢,赶快去吧!国王一见到他就说,哎呀,我现在老了,恐怕活不久了,你这本书我也看不完了。你能不能用最简单的话告诉我,什么是人类的历史?这个学者想了一下,回答他说,人类的历史就是:他们活着,他们受难,他们死了。法朗士是法国作家,这句话用法文表述就是六个字,这就是全部人类的历史。
这也教会我们应该从什么角度去看人类的历史。人类总是希望美好的生活,可是实际上充满了苦难,应该怎么解决?这是最让人为难的地方。19世纪的时候,实证主义风行,达尔文的进化论也深入人心,自然科学大踏步地前进,所以当时的知识分子充满了乐观的情绪,以为将来随着科学的进步,人类的世界就会一天比一天美好。到了20世纪,科学更加进步了,可是人类的生活好像并不能证明就一天比一天更美好。总而言之,我们要给历史总结出一套哲学来,这是很困难的事。反过来说,作为学术研究,你不能因为它困难你就不干。这是摆在历史学家面前的两难境地。
(摘自何兆武著《可能与现实:对历史学的若干反思》,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3月。本文由何兆武先生口述,岳秀坤、张云波记录、整理。澎湃新闻经出版社授权发布。)
责任编辑:钟源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何兆武,历史学,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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