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香港①|在香港上大学是一种怎样的体验

【编者按】香港回归祖国已经20年。20年意味着整整一代人的成长、立业，甚至老去。20年来，香港和内地的经济、文化等方方面面的交流更为紧密，越来越多的内地人员到香港求学、创业。“香港更近了”，无论是心理距离，还是时间距离。在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之际，澎湃评论推出“我和香港”策划，让当事人讲述自己和香港的故事。

实话说，一年的香港求学经历并没有让我在看到“香港”二字时感到熟悉踏实。现在的我只要一踏入香港境内，依然会觉得心慌气短。

香港，是一个令人焦虑的地方。

湿热的天气、密密麻麻的高楼、半夜三点依然熙熙攘攘的铜锣湾、油尖旺窄窄的街道和街道上潮乎乎的烧腊味道。街上行人永远摩肩接踵、行色匆匆，逼着你也跟着加快脚步。偶有优哉游哉走走停停的时候，也要注意别挡了后面行人的路，不然他或她一定会面无表情地擦过你的肩头，顺道再白你一眼。

焦虑，来自方方面面。

寸土寸金的香港高校并不给研究生们提供住宿，大家只好在校外租房。如果不巧如我，校区正好坐落在豪宅林立的九龙塘，租房半径就得跟着延长。

新界沙田一套40平方米公寓（香港称为400尺），设计成两室两厅，像个精巧的鸽子笼，让我们叹为观止。而更叹为观止的是高达一万四千港币的月租。我们三人合租，其中有一个人住在客厅，被我们戏称为“厅长”。后来，据我们这位身材高挑的厅长大人回忆，因为床太小，这一年里，她几乎每天都得蜷着腿入睡。

租房、生活琐事、水土不服、语言不通，这些都好解决。一周的手忙脚乱后，室友们都过上了规律的校园生活，而我却被接下来的生活搅得狼狈不堪。

我所就读的专业在香港传媒圈素有盛名，课程也与其他院校截然不同：全英文教学，极其偏重实务操作，各式各样的写作课、多媒体操作课、新闻翻译课，为了完成作业，班里每个同学都需要走出校园“扫街”，以学生的身份，在陌生环境里寻找新闻线索。

我暗暗叫苦：本科毕业后第一份工作好不容易做到顺手，一抬脚，又踏进了一个“uncomfort zone”。

于是我开始了长达一年的“多线程工作”，除了每天基础课程的阅读和作业之外，花了大量时间走遍旺角、深水埗、中环甚至重庆大厦，在网上“勾搭”各种NGO。

整个过程活像打怪升级，少有顺心的时刻：熬夜写作业是常态，采访被拒绝、被放鸽子是常态，一个人面对诡异的采访地点被吓得哆嗦是常态，写出来的报道被老师嫌弃、打低分更是常态。

记得那次，我徒步去刚刚解禁的香港落马洲禁区拍摄。拆掉铁丝网的禁区，如今与深圳仅有一河之隔。拍摄完成之后惊动了村里的狗，这几条大黑狗追着抱着相机狂奔的我追了很久……

这件事在同学们之间传为笑谈，但我确实到现在，看到大型犬还会觉得心口发紧。跟这个一比，好像写不完的作业其实也算不了什么。

对于学新闻的人来讲，香港是个可以给你惊喜的地方。

作为一个多元化的移民城市，有趣的采访对象数不胜数，而且大家对采访并不排斥。就算以学生的身份，也可以采访到立法会议员等各类高级官员。比如我，因为手中一篇关于香港难民的调查，还联系到了联合国难民署的官员。

愿意对我说出自己故事的普通人就更多了：人到中年被裁员沦为商场保安的大公司白领、为了女儿学费十三年未归家的菲佣、滞留在香港的巴基斯坦难民；甚至包括我的房东，一个在香港楼价暴跌时买了好几套房而变成人生赢家的中学老师。而我的同学们的采访对象则更加精彩：跨境学童、帮助香港“大婆”调查老公大陆小三的私家侦探、走私客……

从这些小人物的命运，或许可以感受大时代下的变革。我最后一个视频作业，是在半夜三点时去拍摄香港薄扶林区的一家普通茶餐厅。这家已经经营了四十多年的街坊老店，因为地价的上涨面临停业，算是高地价压力下，香港社区经济蜕变的一个缩影。采访时老板笑得淡然而无奈。沿着餐厅所在薄扶林道西南方向两三公里外，就是香港霍家大宅，那是另一个世界。

在学校的活动上，常可以和经验丰富的业内人士交流，其中不乏各大外媒普利策奖和SOPA奖得主。我记得其中一位来自英国《金融时报》，当时台下的我听得入神，而三年之后我成为了他的同事。

到现在，我依然无法一句话概括出香港给我的感觉。也说不出到底哪个可以代表香港：面无表情在地铁站狂奔的上班族？在鱼龙混杂的深水埗讨生活的巴基斯坦难民？还是郊外山村采访时招呼我喝水的慈祥老奶奶？

但我在这里，开始理解多元，重拾对他人命运的关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