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观察丨200毕业生被哈佛等录取，但仍要反思“超级中学”

 又到高考放榜时。据媒体报道，深圳中学超过200名高中毕业生被哈佛、耶鲁、牛津等国际名校录取，而据深圳中学公布的数据显示，该校海外大学录取超过950人次（有学生被多所大学录取）。

这俨然又是一个“超级中学”高考、升学的“神话”。有好事者以高考成绩挑起“广深之争”，它们认为，这显示了深圳教育全面碾压广州，有论者甚至要求广州教育部门检讨教育政策的得失。

论者可能忽略了关键一点，“超级中学”在强化应试教育，以及对校际乃至区域教育生态甚至城乡教育公平的破坏作用，至少从2012年以来，包括学术界在内的舆论对诸如黄冈中学、衡水中学、毛坦厂中学等的讨论中，已经呈现得非常充分。

对于“超级中学”，学者的实证研究显示，来自“超级中学”的学生中农村户籍比例远低于一般中学。另一方面，多元回归分析显示，在性别、户籍类型和录取类型相同的学生中，超级中学毕业生的学业表现与一般中学相比并未显示出明显优势。“超级中学”在应试以外的学习能力培养方面不够超级，其教育本身并未给其学生增添更多潜质。一流大学入学机会过度集中在“超级中学”，在损害各省高中发展生态均衡同时，也未能提高大学人才选拔效率。（黄晓婷等：《“超级中学”公平与效率的实证研究——以K大学学生学业表现为例》，《教育学术月刊》2016年第5期）

“超级中学”的形成，从宏观来看，它有国家政策的导向作用，更有地方政府对教育政绩的追求所导致；从中观来说，它是学校对教育品牌追求的结果；而在微观上，是学生及其家长对优质教育资源的迫切需求和对升学的渴望共同作用的产物。

所以，我们才会看到，“超级中学”大多曾是各省市的重点学校，也会看到，西部欠发达地区教育经费投入严重不足，但“超级中学”现象却很突出。“超级中学”已经远超原有的学校教育功能，成为一种与当地社会、经济、文化紧密相连的复杂教育现象和社会现象。

当然，辩护者也许会拿类似深圳中学今年超过200名学生被国际名校录取，来回应“超级中学”强化应试教育的指控。只是，在看到众多中国学生被外国名校录取的同时，人们还看到，今年，素有“美国高考”之称的SAT（美国学术能力评估测试）主办单位因担心泄题而取消美国本土之外的所有国际考场的考试，在更早之前的2015年10月，雅思官方发文，永久扣发350名中国考生成绩；同年5月，美国检方对15名中国学生提起诉讼，指控他们在SAT、GRE等考试中采用了欺诈手段……为中国考生服务的培训机构及中国考生，正在以中国应试教育以及它们熟悉及惯用的方式，影响甚至改变其他国家的考试生态。

“超级中学”是否强化应试教育，即使暂存而不论，但有一个事实，相信是可以确认的：“超级中学”以优择校、以钱择校甚至以权择校，如果套用布尔迪厄的资本理论，对学生而言，它恰恰是建立在家庭背景下的文化资本、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再生产及转换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城市中的中低收入阶层、农村的绝大多数学生，由于先天的资本弱势，直接导致其处于教育起点的弱势。

而且，更严重的问题是，这种差距还是本来对公共资源的公平分配负有天然责任的政策决策所导致。对市民而言，他们或许因为功利或内心对升学的焦灼，未必会意识到政府用公共资源堆积起来的“超级中学”有什么问题。

而对政府而言，这毫无疑问是一个政绩工程；而假如舆论没有意识到，这种以公共资源堆积起来的“超级中学”根本就经不起政治伦理的拷问，它不仅对民办教育不公，对其他一般的公办学校也形成事实上的挤压，反而因为这种模式能培育出个别尖子而为之叫好，那么舆论就可能因为自身的无知，而成为面子工程的共谋，完成一场对民办教育、一般的公立学校及弱势群体的掠夺。

当然，这样的批评对地方来说，未必构成任何挑战。但是，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明强调，要大力促进教育公平，逐步缩小区域、城乡、校际差距。“超级中学”假如继续泛滥，那么，试问它如何去缩小校际差距，缩小教育的区域及城乡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