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香港③|从“漂”在香港，到“我的香港”

参观香港文化博物馆今年开幕的金庸馆时，见展馆前言里金庸如是记录自己初抵香港的心情：“当时的香港在经济上、生活上、文化上还比较落后，有点到了乡下地方的感觉。不过一般香港人坦诚直爽、重视信用、说话可靠，我很快就喜欢了他们，觉得香港的人际关系比上海好。”

金庸算是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港漂”，而后见证了它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工商业的繁荣。然而香港故事的讲法是随时间而变的，“港漂”的主体也有不同。返沪探师友时，一位老师还曾向我忆起三十年前，他与朋友初次抵港时在路边摊吃到一碗平价而普通的河粉，有着何等惊艳的美味。较之彼时后发展的内地，那美味是香港现代性的表征。

现今，往来香港早已不是罕有的体验。因情结或机缘而赴港读书，或又毕业后留港工作，成为内地“港漂”中的主流。这年轻一代的“港漂”，算是2003年以来香港招收内地生政策与人才输送计划的产物。

我曾属于“港漂”之中更为深居简出（不如说是更“宅”）的一群——以论文生产为术业的博士研究生。在不足十平米的宿舍或租屋蜗居，独居，阅读，从事漫长的文字生产，操几句半生不熟的广东话行走校园、商场与街市。系友之间默认互不追问研究进度，多以吃喝作聚会之由，觅食旺角或九龙城之类热闹市井，周末去深圳作自我放飞——近年内地博士研究生之中，较主流的“港漂”常态大致如此了。内地生硕博生的扩招，使普通话在校园里也变得普及，校园近乎是“留学生”无需费大气力融入本地的“舒适区”。

长居象牙塔的封闭，总归是与城市的肌理有所隔膜。有关香港的许多感受多从书中读来。可以说，“漂”的焦虑早已寓于这座小城的诸多文学意象之中。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有“借来的空间，借来的时间”（borrowed place, borrowed time）一说，后来这成为有关前殖民地香港最著名的一句描述——彼时港英殖民当局的治理是过客心态，南来文人亦多作异乡飘零而无长居之意。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本地作家西西、董启章、潘国灵、黄碧云等人的香港书写，以“我城”“浮城”“V城”“伤城”等等作为显著的意象，这些寓言式的故事弥漫着有关漂浮与消失的城市焦虑。然而，对从事文学与文化研究的学生而言，城市日常的活色生香绝不该仅仅被挤压到一纸文字中。

如今毕业，初入本港劳动力市场，成为文化媒体一行的打工仔，活动范畴出离了校园的小天地，在社会化经验下总算有所立足。每日行颠簸通勤路，在公司与市井穿梭，与港人同事共处，真正自己揾食。再听当年歌神许冠杰的《半斤八两》，才真切感到其中普罗市民打拼的共情。对于香港日常，渐渐有了贴心贴肺的情感体认。

“港漂”一词，大概从“北漂”、“沪漂”的取义里脱胎而来。内地“港漂” 多少沾染了近似内地大都会的预备中产心理（他们/我们本是一群），并共享着香港本地年轻人奋斗和迷茫。

有趣的是，不论做学院人或公司人，本地人或外地人，办公室似乎总有机会成为比住处更好的居所——不必说承受写作压力的博士研究生爱以办公室或图书馆为家；在公司，员工也可能如此。有时未必要加班，总有许多人赖在office打机、上网、聊天或做别的什么，已至很夜的时刻而仍不回家——我也逐渐成为其中一个，融入城市的一份子。

读研究生时，做一门文化评论写作课的助教，有时也会感到两地文化的碰撞，然而踏出一步戳破这种想象的冲突，“漂”于“浮城”的生活即刻就打开一种宽阔的可能。

事实上，香港居民的奋斗，“港漂”应当是理解并深有体会的；而港人看新一代“港漂”，大概也该看见自己的影子的。真正的“我城”之爱，该“在一国之上看到全球，在两制之下看到社区”，不论内地“港漂”或本土青年都应如是，由此望见的未来，是乐观的：一个我们共同的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