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香港③|从“漂”在香港,到“我的香港”

二白

2017-06-30 07:42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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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观香港文化博物馆今年开幕的金庸馆时,见展馆前言里金庸如是记录自己初抵香港的心情:“当时的香港在经济上、生活上、文化上还比较落后,有点到了乡下地方的感觉。不过一般香港人坦诚直爽、重视信用、说话可靠,我很快就喜欢了他们,觉得香港的人际关系比上海好。”
金庸算是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港漂”,而后见证了它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工商业的繁荣。然而香港故事的讲法是随时间而变的,“港漂”的主体也有不同。返沪探师友时,一位老师还曾向我忆起三十年前,他与朋友初次抵港时在路边摊吃到一碗平价而普通的河粉,有着何等惊艳的美味。较之彼时后发展的内地,那美味是香港现代性的表征。
现今,往来香港早已不是罕有的体验。因情结或机缘而赴港读书,或又毕业后留港工作,成为内地“港漂”中的主流。这年轻一代的“港漂”,算是2003年以来香港招收内地生政策与人才输送计划的产物。
我曾属于“港漂”之中更为深居简出(不如说是更“宅”)的一群——以论文生产为术业的博士研究生。在不足十平米的宿舍或租屋蜗居,独居,阅读,从事漫长的文字生产,操几句半生不熟的广东话行走校园、商场与街市。系友之间默认互不追问研究进度,多以吃喝作聚会之由,觅食旺角或九龙城之类热闹市井,周末去深圳作自我放飞——近年内地博士研究生之中,较主流的“港漂”常态大致如此了。内地生硕博生的扩招,使普通话在校园里也变得普及,校园近乎是“留学生”无需费大气力融入本地的“舒适区”。
长居象牙塔的封闭,总归是与城市的肌理有所隔膜。有关香港的许多感受多从书中读来。可以说,“漂”的焦虑早已寓于这座小城的诸多文学意象之中。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有“借来的空间,借来的时间”(borrowed place, borrowed time)一说,后来这成为有关前殖民地香港最著名的一句描述——彼时港英殖民当局的治理是过客心态,南来文人亦多作异乡飘零而无长居之意。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本地作家西西、董启章、潘国灵、黄碧云等人的香港书写,以“我城”“浮城”“V城”“伤城”等等作为显著的意象,这些寓言式的故事弥漫着有关漂浮与消失的城市焦虑。然而,对从事文学与文化研究的学生而言,城市日常的活色生香绝不该仅仅被挤压到一纸文字中。
如今毕业,初入本港劳动力市场,成为文化媒体一行的打工仔,活动范畴出离了校园的小天地,在社会化经验下总算有所立足。每日行颠簸通勤路,在公司与市井穿梭,与港人同事共处,真正自己揾食。再听当年歌神许冠杰的《半斤八两》,才真切感到其中普罗市民打拼的共情。对于香港日常,渐渐有了贴心贴肺的情感体认。
“港漂”一词,大概从“北漂”、“沪漂”的取义里脱胎而来。内地“港漂” 多少沾染了近似内地大都会的预备中产心理(他们/我们本是一群),并共享着香港本地年轻人奋斗和迷茫。
有趣的是,不论做学院人或公司人,本地人或外地人,办公室似乎总有机会成为比住处更好的居所——不必说承受写作压力的博士研究生爱以办公室或图书馆为家;在公司,员工也可能如此。有时未必要加班,总有许多人赖在office打机、上网、聊天或做别的什么,已至很夜的时刻而仍不回家——我也逐渐成为其中一个,融入城市的一份子。
读研究生时,做一门文化评论写作课的助教,有时也会感到两地文化的碰撞,然而踏出一步戳破这种想象的冲突,“漂”于“浮城”的生活即刻就打开一种宽阔的可能。
事实上,香港居民的奋斗,“港漂”应当是理解并深有体会的;而港人看新一代“港漂”,大概也该看见自己的影子的。真正的“我城”之爱,该“在一国之上看到全球,在两制之下看到社区”,不论内地“港漂”或本土青年都应如是,由此望见的未来,是乐观的:一个我们共同的香港。
责任编辑:沈彬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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