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彦：三国史研究有哪些不足和可开拓之处？

民间的这种表面上的繁荣会造成一种假象，即三国史研究硕果累累，这块土地已经烂熟，可以继续开掘之处很少了。当然，东汉末年至三国时期的历史，素来不乏前贤时彦的关注，相关论著很多，堪称宏富，研究积累深厚。然而我的看法是，新时期以来的三国史研究并不充分，现在已然进入攻坚区和深水区，存在若干问题，如不针砭其弊，必将陷入瓶颈而难以突破。和我持相同见解的还有仇鹿鸣，他认为，最近几十年中，对三国政治史的研究除了陈寅恪、田余庆之外，似乎重量级、够份量的著作和论文都比较少。

是什么原因造成这一状况呢？在我看来，最主要的原因是史料太少。三国史研究的主要史料就是《三国志》，其他如《资治通鉴》、《世说新语》、《华阳国志》等，都是从《三国志》中衍生出来的。我们搞古代史，特别是先秦秦汉三国史的，最困难的就是史料太少，就像古代农民要靠天吃饭一样。所以我有的时候特别羡慕搞近现代史的，例如苏联解体后档案公开，沈志华先生捷足先登，搞到了许多有关中苏关系的档案资料，写出了许多高质量的论文在《历史研究》上发表，这都是第一手资料，弥足珍贵。

朱子彦教授

三国史研究中的问题和不足

下面就我了解的情况，谈谈目前三国史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和不足。

第一，目前尚无一支专治三国史与《三国志》的专家学者队伍。据张大可先生统计，从1978-2007年的30年中，公开发表的三国史研究论文有3457篇，作者人数共有1819人。但总体而言，广度与深度不够，缺乏系统性，除了老一辈学者陈寅恪、田余庆、唐长孺、高敏、黎虎、方诗铭等先生留下传世论著外，研究的进展不大，高质量、高水平的论著不多，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作者队伍参差不齐，有不少人是“散兵游勇”，即本人并非专治秦汉或魏晋史，甚至亦非中国古代史的研究者，仅对三国史中某一、二个问题有兴趣，一时兴起，撰写一、二篇论文，之后再不为之。在张大可所列的作者统计表中，研究三国史的核心作者只有81位，不到作者总数的二十一分之一（按张大可的表述，所谓的核心作者即是发表三国史研究论文在五篇以上者）。

从严格意义上说，三国史始于曹魏代汉的公元220年，终于西晋灭吴的公元280年，首尾凡60年。如以当下厘定的断代史来划分，三国这段历史则难以衔接秦汉与魏晋史。治秦汉史的学者认为，曹魏建国后的历史已超越秦汉史研究的范畴；治魏晋史的学者则认为，曹魏建国前的历史并不在魏晋史的研究范畴之中，如此一来，三国史的研究变得二头（秦汉与魏晋）都接不起来，有被腰斩之嫌。其实，在清史的研究中，也出现过类似的状况。有清一代共267年（1644-1911年），1949年以降，学界通常将中古史与近代史的分界线定为1840年，这就人为地把清史分成古代史与近代史二个阶段，而要研究完整的清史，则必须兼治古近，否则就把清史腰斩了。

还有一个奇特现象，三国史研究看似有鲜花著锦之盛，却很少有人打出堂堂正正之旗号，宣称自己是专治三国史的学者。这一方面是因为建国以后，研究中古史的学者大都以断代史见长，而三国史既不属秦汉，亦不附魏晋，不能自成断代史的单元。另一方面，三国史的研究有其特殊性，自罗贯中所撰的《三国演义》问世后，小说《三国演义》就同陈寿的《三国志》胶着在一起，虽然历史学家竭尽全力，欲将二者作泾渭之分，但《三国演义》在民间的影响实在太大，其中的著名人物，如曹操、刘备、诸葛亮、周瑜、关羽、张飞的虚构故事妇孺皆知，已成为“假作真时真亦假”的“史实”了。历史工作者欲厘清演义同史志的关系颇为不易，既做不到“户户而说”，欲著文章予以说明，又有几许人来看，几许人来读。

总之，时下的三国文化缤彩纷呈，确实花团锦簇，但是要使广大民众真正懂得学术上的三国史与文学、民俗上的三国史的区別，实在太难。“剪不断，理还乱”是这一文化现象的真实写照。正因为如此，在高校或社科院任职的部分历史学教授、博士虽然亦有人确确实实在研究三国史，但为了避免同民间非科班出身的“草根”文人混淆，戴上所研究的学问“不够学术、不上档次”的帽子，故避讳禁忌，干脆不提“三国”二字，而称自己是研究秦汉或魏晋史的学者。

第二，在21世纪前的三国史研究中，重复的内容多，创新的少，对鼎足江南的孙吴史不甚重视。三国时期的政治，易代鼎革，影响深远；三国时期的经济，实行屯田，承先启后；三国时期的军事，金戈铁马，奇谋迭出；三国时期的外交，风云变幻，纵橫捭阖；三国时期的人物，英雄辈出，耀眼夺目。总之，有关三国的选题极为丰富，可供学者研究的内容不可胜数。然而，多数学者的研究视野不够开阔，统计半个世纪（1952-2001年）的三国史研究成果，在近53种中、小册子中，关于曹操的有11种，关于诸葛亮有15种，两个人物就占了总量的半数。在3314篇学术论文中，写曹操和诸葛亮的有929篇，约占总量的三分之一。而魏、吴二国的主要谋臣武将鲜有人研究。其实，对三国历史作出重大贡献的人物颇多，特别是三国后期的重要人物，如羊祜、杜预、王濬、陆抗，但很少有人研究他们。

汉末三国群雄逐鹿，军阀厮杀，军事选题理应在三国史研究中占有一定比重，但学者关注度过分集中在三大战役，即官渡、赤壁、夷陵之战，以及诸葛亮的北伐。据统计，在1952-2001年的时间段内，有关三国军事史研究的论文有66篇，其中涉及三大战役及蜀汉北伐的有46篇，占总量的百分之七十以上。毫无疑义，三大战役及蜀汉北伐确在三国军事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但其他战役，如魏吴的寿春、合肥、石亭、东关之战，魏蜀的汉中之战，司马氏平淮南三叛，魏灭蜀，晋平吴等都是事关三国全局的重大战争，但涉猎者寥若晨星。

三国鼎立示意图

再之，三国军事史上的战略要地历来受史家关注，但大都将视线投向荆州。荆州为魏蜀吴三国必争之地，其重要性自不待言，但徐州、兗州、凉州、交州也是战略要地，各个割据势力在此反复争夺，演出了一幕幕波澜壮阔、惊心动魄的历史剧。然而，徐、兗、凉、交四州很少有专文论及，即使提到，亦语焉未详。

第三，在三国史的研究中，有重魏蜀、轻吴史的倾向。小说《三国演义》以曹魏与蜀汉的政治、军事斗争为主线，刘备、曹操、诸葛亮、关羽等成为主角，孙吴一方，孙策、孙权、周瑜等江东政权的开创者都成了陪衬，被严重边缘化。对此状况，学界理应予以矫枉纠偏，但在数千篇三国史研究的学术论文中，专论孙吴史的论文不足百分之十，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严重的缺陷，当然，这一状况近年来已有所改观。

从宏观上来看，三国历史实际上是南北朝对峙，蜀汉只是一个配角。孙吴立国江南，具有划时代意义，从此长江以南的经济得到极大的开发，江南历经六朝，至唐宋，经济、文化都已超越黄河流域。孙权在位期间，派船队赴辽东、高句骊，遣使节同扶南（今泰国）、林邑（今越南）、堂明（今柬埔寨）诸国建立联系，又“浮海求夷洲及亶洲”，把夷洲（今台湾）纳入吴国的疆域，使其成为祖国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所以，孙权是一位对历史有大贡献的人物，其历史地位并不在曹操、诸葛亮之下，故对孙吴史及孙权的研究理应得到史家足够的重视。

第四，对史料的形成过程及辨析不够，忽视海外的研究成果。三国史研究的困境在于史料的单薄，其基干史料只有陈寿《三国志》与裴松之的注。除此之外，唯一重要的新材料是近年来在长沙走马楼出土的吴简，这批简牍文书无疑会在很大程度上改变我们对于孙吴地方社会组织结构的认识。近年来，学者对吴简显示出浓厚的兴趣，发表了一批颇有深度的论著，但是对于整个三国政治、经济史的研究框架而言，影响并不是太大。应该承认，文献资料较少，是制约三国史研究深化的主要瓶颈。这种史料上局限，迫使研究的展开只能建立在对史料精细解读的基础之上。我认为，能在很少的史料中闪转腾挪，发前人之所未发，是考验史家学养功力的主要标尺。

另外，我们对海外学者研究成果的关注度明显不足。在现代学术标准下，我们的研究不能 “闭关锁国”，必须要面对海外研究者所提出的问题与挑战。正如李泽厚在给“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写的序中指出：“中国曾经遗忘过世界，但世界并未因此而遗忘中国。”关于中国的研究并不仅仅只是中国人的事情，这是一个世界汉学界的共同话题，盲目地推崇或者鄙视西方学者的研究都传达着一种不自信的心态。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中国与世界的交往越来越紧密，站在世界的大平台上看中国，能够为我们研究历史提供更多的视角。作为中国史的研究者，我们应以全球视野审视历史上的中国，努力去应对这种世界范围的学术交往与挑战。

例如前面提到的张大可先生花很大精力，做了半个多世纪国内学者发表的三国史研究论著的索引，但海外学者的论著一篇未收，这是一个严重的缺陷。其实日本学术界，如内藤湖南、宫崎市定、谷川道雄等大师级学者，还有近年来的川胜义雄、西嶋定生、纸质正禾、东晋次、渡边义浩、多田狷介等学者都发表了高质量的学术论著。台湾学者如严耕望、廖伯源先生都对秦汉三国史有精深研究，这也是大陆学者必须正视的，我们绝不能不睁眼看世界，应该同海外学者进行广泛的学术交流。在今天，洋人也可以“说三分”，国外学者往往将汉魏史历史置于特定的语境与学术脉络中加以诠释，其背后的理论关怀与中国学者不尽相同，我们完全可以将其研究理路“拿来”对照比证，在学术上进行互补，以形成多元的研究方法。

三国史研究的进一步开拓与创新

下面我从六个方面讨论如何对三国史研究进一步开拓与创新。

第一，为了推动三国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张大可先生曾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向史学界提出：建立三国史研究会。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建议，从现状来看，魏晋南北朝史学会（一级学会）下设六朝史学会、北朝研究会等二级学会，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促进了六朝史、北朝史研究的深入。文学界对小说《三国演义》的研究极为重视，早在1984年就成立了中国《三国演义》学会，并多次召开大型国际学术讨论会，这对《三国演义》这部小说的深入研究起到了极大作用。

我想，为了更好地弘扬三国文化，让喜爱三国文化的广大民众真正了解三国史，同时，也为了使三国史的研究更加专业化、学术化，有理由也有必要将三国史独立出来，成立三国史学会，抑或三国史研究会。设立专门研究机构，创办专门刊物，定期举办全国、甚至是国际性的三国史学术研讨会。这样可以将各个高校、研究机构从事三国史研究的专家学者凝聚起来，发挥团队作用，这是本人包括学界诸多学人们殷殷期盼的，但愿这一美好的愿景能早日实现。

第二，三国史研究应该深化和精细化。三国史当然有人写过，写得比较好的是马植杰先生，但我认为三国应该分开来写，写一国史就可以更深入，这叫做精耕细作。例如除汤纲写的《明史》之外，还有南炳文的《南明史》，樊树志的《晚明史》；唐史之外还有任爽的《南唐史》；我最近还了解到，秦汉史副会长赵国华正准备组织学者撰写多卷本《东汉史》。所以魏蜀吴三国完全可以分开来写。

长沙走马楼吴简的发现为孙吴史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史料，顺便说一下，我正在考虑写一部《孙吴史》，上海在三国时是孙吴的疆域，吴郡是孙吴的龙兴之地，所以写《孙吴史》是吴地学者义不容辞的责任。我认为，四川的学者可以写蜀汉史，许昌、洛阳、安阳的学者可以写曹魏史。当然，其他地区的学者也可以写。写人物也是如此，例如台湾学者王惟贞就写了《魏明帝曹睿之朝政研究》，不再盯住诸葛亮、曹操等人，老实说，这些人物已经研究透了，老生常谈也很难出新意。

长沙走马楼吴简

第三，拓宽三国史研究的领域。三国史其实前后包括三个朝代，即东汉、三国、西晋，所以涉及的内容极为广泛，例如道教、佛教都是在东汉末年诞生或传播到中国来的。道教起初为太平道、五斗米道，张角利用它来发动黄巾起义，张鲁利用五斗米道在汉中建立了政教合一的政权。实际上，道教起初在统治者的心目中是邪教，后来道教进行自我改造，变成天师道（正一派），这才成为官方首肯的正式宗教。山东大学宗教、科学与社会问题研究所姜生教授写了一篇《曹操与原始道教》，颇有新意，后在《历史研究》上发表。佛教是东汉明帝时传入中国的，在三国时期有了长足发展，据传说，上海的静安寺、龙华寺就是孙权建立的。另外，最近比较红火的家谱学也起源于魏晋时期，因为士族门阀制度就是从那时开始的，为了防止庶族冒认贵胄，谱牒学应运而生。从思想文化、文学史、书法、医学的范畴而言，有建安文学、魏晋玄学，以及神医华陀、神卜管辂，书法家钟繇、陆机等等，都值得深入研究。

第四，三国历史对后世最具影响力的事件是什么？这个问题很值得人们深思。以往学界对三国史的研究，大都侧重于军事战争，当然也有不少学者研究三国的经济、文化、民族、科技、人物等，但大多数人忽略了三国史上一个划时代的事件——汉魏禅代。孟子曰：“五百年必有王者兴”，这句话道出了中国历史“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规律，但也并不全对，中国历史上王朝更迭极其频繁，享祚数百载的王朝颇少，最短的是五代时期的后汉，仅享国四年，与孟子所说的五百年相去不能以道里计。

夏商以降，易代鼎革的方式基本上就是二种，即清人赵翼所说的“古来只有征诛、禅让二局”。所谓的“征诛”，说白了就是革命，从汤武革命到新民主义革命，无不釆取这一方式。至于禅让，上古有尧舜禅让的传说，但或为乌有。三代之前，国家还未形成，所谓的尧舜禅让大概也就是部落联盟中的军事民主制。但儒家对尧舜禅让说心向神往，在他们心目中，汤武革命是“逆取”，惟有尧舜禅让才是顺天命之举。

降及战国，尧舜禅让说十分盛行，燕王哙将君位禅让给其相子之，但在齐国的武力干涉下，这次禅让很快就失败了。西汉末年，不断有人制造舆论，声言汉朝火德已衰，应由土德取代。王莽即利用禅让、五德相生、谶纬说僭位称帝，建立新朝。光武中兴，不承认新莽政权的合法性，将其斥为僭伪。可见，虽然以天下为公的尚贤理论——禅让说在汉代社会流行甚广，但实践结果却屡屡失败。公元220年，曹魏代汉，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成功的禅让，是一次了不起的创举，也是中古史上颇具研究价值的一件大事。可惜，长期以来学者很少关注这一影响中国历史走向的命题。

当然，曹魏代汉并不等同于上古时期的尧舜禅让，汉魏禅代是中国古代帝制时代禅让政治的开端，自此，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各朝因袭其制，经久不衰。我们可以把曹魏代汉看成为中国古代禅让政治的分界岭，之前，是传说中的原始禅让政治，之后是帝制社会的禅让政治。原始禅让制与帝制时代的禅让制具有不同的性质。前者是部落联盟时代的原始民主选举制度，后者是皇权专制体制内的易代更祚，其采用的是“权臣逼宫，君位让贤”的形式，使政权在异姓之间和平过渡，平稳交接，故赵翼名之曰“禅代”。

曹操父子的禅代移祚在历史上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正如赵翼所云：“至曹魏创此一局，而奉为成式者，且十数代，历七八百年。”加上之前的王莽代汉，禅代政治已成为王朝鼎革的主流范式。但是，这一史实并未成为史家之共识。20世纪50至70年代，史学研究被贴上了政治标签，有关农民起义的研究曾作为“五朵金花”之一而风靡全国。主流意识形态断言：唯有农民起义才是推动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唯有农民的革命战争才是改朝换代的主力军，若谁对此稍持微词，即被视为离经叛道。但稍有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中国古代靠农民起义夺取政权的，只有刘邦和朱元璋两人，应该说，自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以禅代完成易姓更祚者更为常见。帝制社会共有二千年历史，但从新莽代汉(公元8年)开始至赵宋代后周(公元960年)，几乎皆以禅代之范式完成鼎革，时间长达900余年。

不仅如此，汉魏禅代甚至对辛亥革命亦有巨大影响。其实，将辛亥革命定位为“革命”，并不十分妥帖，因为真正爆发革命的就是武昌这一弹丸之地，而后，虽有南方各省群起响应，宣布独立，但诸省督抚皆为清廷官员，且北方各省并未易帜。清政府命北洋军攻打武汉，民军势单力薄，无力抵抗，武汉三镇岌岌可危，故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只得与袁世凯妥协，冀图藉袁世凯的力量逼迫清帝逊位。袁世凯在与革命党议和后，即效法曹操逼宫，胁迫清帝退位。1912年2月12日隆裕太后接受清皇室优待条件，代表溥仪颁布《清帝逊位诏书》，禅位于中华民国。可见，孙中山、袁世凯此举乃仿效汉魏故事，以禅代的模式终结清帝国的统治。

我认为，与大规模的农民革命、农民起义相比，禅代更符合中国古代的仁政精神和礼治原则，且社会付出的代价很低。至少，它将杀戮与流血降到最低限度，通常以前朝帝王一姓一族的权力终结——这种古代社会的最低成本，来换取政权的平稳交接。而且禅代还能在很大程度上避免血流漂杵，生灵涂炭。例如，明清鼎革与太平天国运动导致死亡的人口多得惊人，据史家不太精确的统计，分别达数千万与上亿。其时，社会生产力遭严重破坏，文化被严重摧残，之后几乎要经过长达一、二个世纪的调整，社会经济才能逐步恢复到原有的水平。

由于禅代是以和平过渡的方式来更替政权，故对社会的震动要小得多，社会的元气和民众的正常生活也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而且容易复苏。如曹魏代汉后，中原地区的经济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和发展，人口也有了显著的增长，这为西晋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西晋代魏、刘宋代晋后，不久即出现了太康之治、元嘉之治。禅代政权一般都能稳定地维持数十至数百年，如两宋国祚长达三百余年，其经济发展水平在当时的世界范围内处于领先地位。这一结果也是儒家民本思想与仁政精神所积极追求的。正因为禅代政治的和谐取向，并且具有社会发展的正能量，才被视为“故事”，为后世踵袭和完善，遂成为封建王朝更迭的主流形态。

笔者所撰的《汉魏禅代与三国政治》（东方出版中心，2013年版）对汉魏之际的权力转移流程，对禅代政治如何保证权力平稳过渡、国家政局稳定、历史和谐延续等做出探索和总结；可为研究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史提供新的视角，并使我们重新审视中古史上不同政权更迭方式的主次和优劣。总之，汉魏禅代应该引起当代学者足够的重视，包括研究近现代史的学者。

朱子彦著《汉魏禅代与三国政治》

第五，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是历史学中永无止境的课题。因为历史需要沉淀，许多历史人物都不能盖棺论定。三国时代龙争虎斗，英雄辈出，而诸葛亮最具代表性，他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值得思考的是，诸葛亮虽是三国时期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但他也有人性的弱点、人格的缺陷，只是长期以来他的事功、智慧、德操皆被后人无限夸大，俨然成了高大全的圣人、神人，甚至很多治三国史者也对有关不利于诸葛亮光辉形象的史料记载视而不见。例如，诸葛亮与刘禅的君臣关系一直比较微妙，他对刘禅的颐指气使，在《出师表》里表现得淋漓尽致，但后人却有意无意地对此讳饰；又如孟达被杀一事，多数人认为这是孟达作事不密，不听诸葛亮劝告所致，但据《晋书·宣帝纪》记载，诸葛亮非但没有告诫孟达，反而不顾北伐大局，故意派人向曹魏散布孟达反水的消息，借司马懿之刀翦除助其北伐的孟达。此外，关于诸葛亮有“自取”的可能，虽经我发微抉隐，推论有据，但似乎大多数人仍难以接受。我想，这可能还是受到几千年来封建统治者把诸葛亮塑造成忠君典范、道德楷模的影响，加之传统的儒家纲常伦理道德观的根深蒂固，认为凡是权臣禅代就是大逆不道的“篡位”。其实若是诸葛亮北伐成功乃至统一中国，他完全有资格受禅，登上大位，正如古人所云：“天下非一人之天下，惟有德者居之。”

千百年来，人们已将诸葛亮奉为中华民族的脊梁，忠臣贤相的圭臬，笔者无意否认历史作出的这一定论。但必须考量的是，在传统的史学研究模式下，忠奸的判断模式严重地束缚着人们的视野和思维，对诸葛亮、曹操、司马昭的评述就是如此。长期以来，我们都习惯于将历史人物脸谱化、陈式化，以好坏区分之，这种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遮蔽了国人的视野，也窄化了国人的文化胸襟。因此我们需要探讨政治人物在不同历史环境下的多重性格与多重特征，摆脱历史人物平面化、道德化的研究方法。

毋庸讳言，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例如，自郭沫若替曹操翻案后，曹操遂成为三国时代的第一英雄。新时期以来，对曹操的评价未免有过高之嫌。从曹操用人政策来看，他一方面倡导“唯才是举”，使用大批贤才；另一方面，却是求贤又杀贤，用才又弃才，纳谏又拒谏，曹操性格上的二重性，用人上不合逻辑的悖论，亦即“二律背反”现象比比皆是。因此重新审视曹操的功过，给他一个确切的历史定位，仍是当代史学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职责。

总之，人之行为的悖论，难以逆料，人性之曲折隐秘，复杂微妙，所谓知人论世谈何容易。而评述历史人物，最易犯的毛病，就是褒之捧入九霄云外，贬之打入十八层地狱，而捧煞、棒煞的症结，就是不能实事求是，尊重史事的真相。当年郭沫若替曹操、武则天翻案，褒李白、贬杜甫就是这方面的典型。历史学者需要反反复复地告诉读者，不能简单地用今天的价值观来判断过去。

第六，三国鼎立的局面为何会出现呢？这是治汉魏史的学者必须考量、解答的一个重大问题。自三代以降，中国社会多次出现分裂割据的局面，如春秋列国纷争，战国七雄争霸，南北朝对峙，五胡乱华，十六国割据，五代十国逐鹿，等等。但三国鼎立局面的出现，却是华夏史上唯一的一次，可谓特例矣。特例是历史发展中的变异，类似生物遗传工程上的变异一样，有它变异的特殊性，不能以常规的必然性来诠释它。目前学界较为流行的观点认为：“三国鼎立出现的根本原因，在于长江流域上下游几个区域的封建经济，发展到了可以自给和彼此均衡的程度，给南方孙、刘的割据提供了物质基础，而同一时期北方的国家则由于社会经济受到割据混战的严重摧残，无力消灭南方的国家，以统一全中国。”这就是对三国鼎立必然性的解读，可名之曰“南北经济均衡论”。学界发表的诸多论文、专著及教科书，对三国鼎立的看法都没有超越“南北经济均衡论”的藩篱。

经济是基础，任何时候都是立国的基本条件。东汉末年，战乱频仍，北方经济残破，没有力量支持曹操发动大规模的战争，诚然是导致天下三分的重要因素。但是曹操赤壁之战惨败，曹丕、曹睿时期仍不能统一天下，有着颇为复杂的原因，并不能以“南北经济均衡”六字而释之。事实上，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江南已经得到初步开发，建立于长江中下游的楚、吴、越先后成为春秋时期的霸主，一度问鼎中原，连北方晋、齐等强国都向其屈服，可见，江南的开发并不始于东汉三国，所谓“南北经济均衡”才导致天下分裂的理论把复杂的历史简单化了。

那么，三国鼎立的原因究竟是什么？“人谋”的作用和影响至关重要，不可或缺，诚如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所言：“曹操比之于袁绍，则名微而众寡，然操遂克绍，以弱为强者，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很显然，诸葛亮强调曹操战胜袁绍的法宝，就是“人谋”。 其实，不仅曹袁争霸的成败取决于“人谋”，而且整个三国战争史都证明，凡善用“人谋”者就能克敌制胜，反之则必然失败。如曹操赤壁之战失利，关羽走麦城、失荆州，刘备夷陵之战全军覆没，诸葛恪倾孙吴全国兵力攻打曹魏新城（今合肥）导致惨败，姜维将主力驻守沓中、弃守汉中外围，最终导致蜀汉灭亡等等，都是不善人谋的结果。大量事例证明，战争不只是军事的角力，而是政治、经济、外交、地利、人和等综合力的较量，而其中的“人谋”则显得尤为重要。公元280年，西晋灭吴，四海归一，虽是大势所趋，但如果不是司马昭、羊祜等人具有战略眼光，深谋远虑，长期经营并最后夺取交州，从战略上完成对孙吴的四面合围，要想一举荡平割据江东八十余年，据长江天险，拥兵数十万、根深蒂固的孙氏政权谈何容易。

如果我们把“人谋”的问题引申开来作思考的话，就会发现不仅一部三国史与“人谋”紧密相联，实际上，整个人类的历史进程又怎能离开“人谋”的作用与影响？长期以来，唯物史观被我们误解为唯“物”史观，而唯“物”又被简化为唯“经济因素”，似乎只有经济才是历史发展的唯一的、根本的动因。于是，事无巨细，凡事都从经济上来寻找解释，似乎不如此，就不能体现唯物主义的立场和精神，至于人的活动，特別的人的智慧反而退居次要地位，仅仅充当历史发展的工具。其实，无视历史发展的主体——人的活动、“人谋”的作用，历史还能前进吗？这种经济解读的泛用，看似为求其深，实在反失其真。所以，三国军事史上一个个典型的“人谋”发挥至关重要的案例，是很值得今人借鉴的。

最后，我觉得在当前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中，三国历史与文化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弘扬三国文化是我们历史学者义不容辞的责任，我将继续发挥一个老教师和历史学者的作用，把三国史的研究和教学坚持下去，尽量做好。

（本文系上海大学历史系朱子彦教授于7月1日在上海历史学会2017年年会上的发言稿，原题为《三国史研究若干问题的回顾与瞻望》，澎湃新闻经作者授权发布，现标题为编者所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