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农村调查:乡纪委调查时曾有村干部把举报人叫到村委臭骂

杨文明/人民日报

2017-07-02 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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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官的权力虽然不大,但如果缺少有效的监督,也会滋生较为严重的贪腐问题,在村民中造成不良影响。到底应该如何监督村干部?乡镇纪委如何发挥作用?近日,本报记者深入曲靖市沾益区农村进行了调查。
群众反映啥就查啥,查办一个案件,震慑一批干部
在沾益农村,烤烟是不少农户的主要收入来源,有的地方农户农业收入的七成左右来自烤烟。由于烤烟销售实行合同计划管理,烤烟合同如何分配,直接关系到农户收入的多少。与此同时,由于村干部的待遇相对较低,此前有的村干部堂而皇之地预留部分合同,当做自己的福利。
2014年至2016年间,沾益区白水镇座棚村委会在烤烟收购过程中,先按每人8—10亩的合同量分配给村干部,余下的合同才按每户1-2亩分配给烟农。
让人惊讶的是,如此不公平的分配方案竟是出自集体决定。结果光是这批烤烟合同就撂倒了27名村干部。
实际上,关于烤烟合同的举报近年来一直比较突出。“查办一类案件,就要解决一类问题;查办一个案件,要震慑一批干部。”沾益区纪委书记黄海鸥认为,到了区县层面农村贪腐往往具有共性,如果就案查案,纪委工作将极为被动。近年来,沾益区针对群众反映较为集中的问题开展专项整治,效果明显。
2014年,沾益区开展农村低保专项检查,发现不符合农村低保条件的人员4545名,占全区农村低保对象总数的20%,平均五个低保人员就有一个被清退。经过清理,仅大坡村低保户就从349人减少至303人。“原来天天有农户来反映村里低保情况,现在几乎没有了。” 大坡乡纪委书记张留勇说。
经过此番专项检查,有关低保的信访举报件也下降明显。数据显示,2013年有关低保的信访举报有11件,查实7件;2014年9件举报,查实8件;而2015年、2016年,连续两年举报量为4件,两年一共查实3件。
除了直接从农民身上盘剥,公务经费支出同样容易滋生贪腐,2016年,沾益区对脱贫攻坚开展专项检查,一批脱贫攻坚经费方面的贪腐被发现并制止。
如今正在开展的烤烟合同集中整治同样形成震慑。在大坡乡各村委会,烤烟清塘点棵的数目全都公示,村干部的公示单独进行;各乡镇领导挂包村,逐个督促落实,哪个村出问题还要问责乡干部。“查办案件震动大,憨包才敢动烤烟合同的心思。”大坡乡法土村委会文书马贤能说。
乡镇纪委不再是摆设,破解“信上不信下,信省不信乡”难题
“那就后山见了!”为了保护举报对象,张留勇很少约举报者在办公室见面,“田间地头、小店后山,相对更‘保险’。”
张留勇的小心谨慎,并非没有缘由。
过去,调查人员刚一进村,被调查人就已经得到消息;纪委还在调查,被调查人就把举报人叫到村委会臭骂;为了避免被打击报复,举报人只能外出打工躲避……如果不是纪委人员讲述,很难想象个别村干部会如此嚣张。
德泽乡是沾益区最偏远的乡镇,在这个乡米支嘎村窝案查处中,村支书、村主任、村监委会主任、副支书集体沦陷。由于家族势力庞大,米支嘎村村支书连续多年连选连任,与村民发生矛盾靠武力解决,再通过金钱摆平,而摆平的金钱又来自对贫困群众的盘剥。“对村民的盘剥既明目张胆,又迂回隐蔽。克扣的钱被他们以支付工程欠款的名义给了某老板,然后再向工程老板索贿。”参与此案办理的纪委工作人员邓跃东说。
“有些村官贪污的钱虽然数额不巨大,但是是从群众腰包里抠出来的,‘小苍蝇’贪污群众感受得真切,整治的诉求也强烈。”大坡乡人大主席沈军说。
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对村干部的查处本应由乡镇纪委负责。不过,一段时间以来,沾益区纪委受理信访举报中反映村组干部的问题占受理业务的68.3%,而乡镇纪委受理信访举报仅有8.6%,部分乡镇纪委甚至出现“零举报”现象,“信上不信下,信省不信乡”问题比较突出。
如今,乡镇纪委必须有自办案件,成为曲靖市纪委的一条硬性考核标准。沾益全区去年所有乡镇街道都有自办案件。“完成不了的约谈、通报,没有合理理由的还可能面临调岗。”沾益区纪委副书记陶韬说。
2014年,大坡乡纪委仅收到1件区纪委转办件;2015年,受理7件办理两件;2016年,受理10件查处3件。如果不是因为查办案件得力,不少乡镇纪委书记往往被群众看作是“和村官一伙的”。
“内部约谈教育,可以提醒干部;查办案件则能形成更大范围的影响,不仅干部受触动,还能增强乡镇纪委在群众中的威信。”张留勇表示,从最初进村调查村民躲着走,到时不时接到村民的举报电话,这种转变的关键是案件办得让群众信服,这对于提升乡镇纪委的地位,作用也不可或缺。
既然要有自办案件,必须要有人员。为了增强办案力量,如今沾益区越来越多的乡镇纪委书记开始从区纪委办案部门下派。“不仅是办案能力的差异,遇到乡纪委办案力量不足时,方便协调区内办案力量。”陶韬说。
晒村务必须晒到位,群众监督形成威慑
走进大坡乡政府,能看到补助到一家家贫困户头上的项目和资金不间断地滚动公开。“晒得越多,问题越少。”张留勇说。
随着近年来交通等基础设施占地的增加,有的村干部也从中觅得商机,通过虚报冒领的方式从中骗补。“明明占地20亩,却申报25亩;由于施工方往往更重视顺利拆迁,对村干部虚报冒领行为也就睁只眼闭只眼;有的村干部甚至为了借机骗补,通过煽动群众阻碍征地,倒逼施工方找村干部协调,再趁机提出骗补方案。”陶韬说。
“这类行为要是公开到位,往往会被发现。”张留勇说。不过,由于此前缺少公开清单,部分村官对村务只进行选择性公开。
“有效举报,最集中的时段是在选举前后。因为有的村干部为了竞选,会将知道的内幕向纪委检举。但反过来说,村民不如村干部知情这样的现象并不正常。”沾益区第四纪检室主任肖恩认为,农村预防腐败,公开是关键。
为了避免选择性公开埋藏的腐败风险,大坡乡对村里村务公开内容进行了格式化,且均需乡镇街道审核把关。“遇到疑问,乡里可以直接跟站所调取数据核对,街道审核前还要村监委会主任签字盖章,一旦弄虚作假,上报的公示材料就可能成为纪委查办案件的证据。”张留勇说。
2015年前,大坡乡的村民监督委员会主任这一岗位,往往都是为资历较老的村官解决待遇的去处,不少村监委主任不列席村内重要会议,甚至连公章都没有,对村里事务缺少有效监督。“现在没有村民监督委员会签字盖章,一分钱也报销不了。”大坡村监委会主任潘明芳说。
除了查办案件,大坡乡纪委还梳理了风险点,具体到每个岗位、风险程度,以及可能面临的处罚一目了然,对文化水平不高的村干部来说,这样的警示更直观。“去年换届,大坡乡没有收到一起关于换届的举报,这在以前很难想象。”张留勇说。
不过,最近的乡镇党委会换届,反腐给力的张留勇得票并不给力。他坦言,乡镇圈子不大,处分的对象往往就是手握选票的人。“但乡镇纪委书记不能怕得罪人,不然就会成为村民的罪人。”
(原题为《村干部,咋监督?——来自云南省曲靖市沾益区农村的调查》)
责任编辑:蒋子文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基层反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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