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思想周报｜世界在变得更好；权力或导致大脑损伤

世界在变得更好吗?

近日，《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普利策新闻奖得主纪思道（Nicholas Kristof）撰文称，尽管世界局势看起来令人担忧，但事实上，世界在变得越来越好，2017年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好的年份。

右一为John Brimah。

纪思道的论证从一个麻风病人的故事开始。在和一名叫做Aneri Pattani的大学生一同在利比里亚旅行的途中，他们遇到了 John Brimah。因为患有麻风病，Brimah十二岁时被所在的村子驱逐，被迫住在一间与世隔绝的茅草屋里。他的父亲每天将水和食物放在村子和茅草屋中间的一个地点，然后竖起一根棍子作为信号。在一年半的时间里，即便麻风病恶化，他都过着全然孤立的生活。后来，一位来自俄亥俄的传教士恰巧路过时听到他的哭声，把他带到了麻风病中心接受治疗。病愈后，Brimah接受了教会教育，成为了一名护士，现在是利比里亚－几内亚边境小镇甘塔（Ganta）的麻风病医院负责人。

纪思道指出，这种从圣经时代就令人惊怖的疾病正在被打败。1985年以来，患麻风病的案例下降了97%，而且可以很容易地得到治疗，一项全球性计划订立的目标是到2020年不再有儿童因为麻风病而肢体残缺。

在纪思道看来，与麻风病抗争的进展揭示的是人类对抗贫困与疾病的成果，这是当今世界最为重要的潮流。但这一乐观主义的结论和人们的感觉是相悖的，大家都在为特朗普、恐怖主义、海平面上升、朝鲜核问题担忧。纪思道认为这些担忧都是合理的，但在人类的大部分历史上，人们担忧的更为基本的问题是：我的孩子能否存活下来。1990年以来，超过1亿的儿童因为接种疫苗以及营养和医疗条件的改善而幸存，免于因为疟疾、痢疾和寄生虫等疾病而死亡。

他还指出，由于记者倾向于报道负面事件，人们对世界局势的判断可能出现偏差。90%的美国人在民意调查中表示贫困没有得到改善甚至恶化了，但事实上，每天2美元（据通胀调整）是极度贫困的标准，在大部分的历史时期，极度贫困的人群超过90%，但现在这一比例已经降到了10%以下。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每天都有25万人脱离极度贫困，30万人第一次用上电，28.5万人首次获得清洁的饮用水，识字率超过了85%，因战争而死亡的人数也大大下降。提到利比里亚，人们联想到的是埃博拉病毒、内战、军阀，但他们看到的主要的潮流是死亡率的降低和识字率的提升。

纪思道认为，记者和援助机构强调冲突、疾病和苦难是有必要的，但同时也需要认识到进步的大背景，否则人们会认为全球贫困是无望解决的而不再关注。在旅途中，他们还遇到了因为麻风病失去了所有手指脚趾的木雕艺术家、从未上过学却发明出电扇的18岁少年。他最后总结道，今日世界的真相不是令人沮丧的，而是振奋人心的，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历史性力量不是特朗普总统或恐怖主义者，而是人类在对抗极度贫困、文盲和疾病中获得的胜利。

权力会导致大脑损伤？

最新一期《大西洋月刊》中刊登了一篇题为“权力导致大脑损伤（Power causes brain damage）”的文章，作者杰里·尤西姆（Jerry Useem ）援引一系列心理学、神经科学的新研究指出，权力的副作用不只是令人迷醉、致人腐败，还可能带来大脑损伤。

尤西姆指出，当历史学家亨利·亚当斯将权力比作“一种最后将会杀死患者的同情心的肿瘤”时，他的论断是比喻的而非医学的，然而，加州伯克利大学心理学教授Dacher Keltner在多年的实验室和田野实验中得出了相似的结论。他在跨越20年的研究中发现，受到权力影响的实验参与者表现出和受到创伤性脑损伤后类似的行为：更加冲动、更低的风险意识、更不擅长从他人的角度看问题。

尤西姆接着介绍称，麦克马斯特大学的神经科学家Sukhvinder Obhi在对大脑的研究中也有相类似的发现。在对有权和无权的大脑进行经颅磁刺激时，他发现权力损害了一种特定的神经过程：“镜像反映（mirroring）”，而这可能是同理性的基石。这一发现也为Keltner提出的“权力悖论（power paradox）”提供了神经学基础：“人一旦拥有权力，就会失去某些最初获得权力时所必须的能力。”

这一能力的丧失在多个富有创造性的实验所证明。2006年的一项实验要求参与者在自己的额头上写一个“E”，要求是别人看起来要是正的，而有权力感的参与者写反的概率比其他人高出三倍。在其他的实验中，有权力感的人更不擅长识别照片中人物的感受以及猜测同事会怎样理解一则评论。

在现实中，人们倾向于模仿上级的表情和身体语言，而有权者则不再模仿他人。但事实上，跟着别人笑或感到紧张并不仅仅是迎合，还能够引起和被模仿者相同的感觉进而窥见这种感觉从何而来。“镜像反映”是完全在头脑中进行的一种微妙的模仿，是我们意识不到的。当我们看到其他人做出某种举动，我们做同一件事时会用到的那部分大脑会因为交感神经响应而点亮，这种现象可以被理解为替代性经历。Obhi研究团队的研究发现，在观看捏橡皮球的实验中，不那么有权力感的参与者相应的大脑部分反应强烈，有权力感的参与者反应较弱。在实验室环境下，参与者获得权力感的方式通过回忆一个主导的事件来“启动情绪”，这种权力感是暂时的，镜像反映的响应只是被麻痹了，很快就会恢复。但如果长期处于权力感的影响之下，例如常年被华尔街、董事会和福布斯杂志吹捧的银行家，其大脑可能发生医学上所说的“功能性”变化。

尤西姆还提到了一种可能的反转，一些研究者认为权力带来的大脑变化不总是有害的，权力促使大脑筛除边缘信息，从而提高效率。普林斯顿大学心理学教授Susan Fiske认为，权力降低了细致理解他人的需要，因为权力提供了本来需要连哄带骗地从他人那里获得的资源。但是，越来越多的见诸报端的大公司丑闻显示，很多领导者的傲慢已经越过底线成为愚蠢了。

是否存在避免权力带来大脑变化的方法？Keltner向尤西姆指出，权力不是一个职位，而是一种精神状态。回忆早年的充满无力感的经历能够帮助大脑和现实相联系。《金融杂志》（The Journal of Finance）去年二月刊登的一项研究显示，在童年时代经历过造成重大伤亡的自然灾害的CEO比没有这类经历的CEO更少冒险。除了极端灾害，及时“泼冷水”的亲朋好友也能帮助有权力者接地气。

戴维·欧文勋爵（Lord David Owen）是英国前外交部长，在成为国会议员之前他是一名神经学家。他2008年出版的著作《在疾病和权力之中》（In sickness and in power）检视了1900年以来不同疾病对英国首相和美国总统的影响。欧文发现，除了中风、滥用药物、可能的双相障碍以外，至少有4人患有一种医学文献没有记载的障碍。欧文勋爵和他的共同作者Jonathan Davidson在2009年发表在《大脑》杂志上的一篇文章中对这种疾病进行了定义：傲慢综合征（Hubris syndrome）是一种权力占有障碍。文章还列举了14项临床表征：轻视他人，和现实失去联系，不安或鲁莽的行为，无能的表现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