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生物研究如何用星火燎原:评价体系要让年轻学者沉下心

澎湃新闻记者 王盈颖

2017-07-04 16:13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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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注册参会人数达1400位的生物学家大会,凑巧地将会址选在了浙江杭州一家儿童乐园旁。
会议的官方语言是英语,席间,带着大陆各地口音、港台腔的普通话夹杂其中,提醒着这是一场华人生物学家群体的大会。如同很多会议的取名,这场大会的名字很长:全球华人生物学家大会(SCBA)暨第十六届美洲华人生物科学学会学术研讨会。
在美国科学与艺术学院院士、哈佛大学教授、现任美洲华人生物科学学会主席施扬眼里,SCBA的变迁是一种折射。SCBA的成立追溯到1984年,三位来自中国台湾的生物学家坐在一起聊天时,想到了要建立起一个北美华人生物学家可以“抱团”的组织。彼时,中国的生命科学领域起步没多久,帮助中国生物学生赴美留学的中美生化考试和申请计划(CUSBEA)也刚开始。
“当时的一代人基本上都来自台湾、香港。”施扬说:“但你现在去看SCBA,中坚力量已经换成大陆学者。”
施扬致辞
中国大陆在生命科学领域今非昔比了,这在华人生物学家眼里看得尤为分明。
在华人生物学圈里,有不少成绩斐然的人走过像施扬一样的人生轨迹——在中国完成本科教育,去美国深造,从博士、博士后到拥有自己的实验室,最后在美国生物界有一足之地。当他们回国参加会议、探亲或是选择回国工作时,他们总是惊讶于过去5到10年里,中国生命科学领域取得如此“突飞猛进”的发展。
但另一方面,差距仍然清晰。在逐步逐渐与发达国家的“追赶”之时,中国生命科学研究正在试图从“并跑”向“领跑”冲刺。
6月30日,正值会议期间,关于中国生物研究现状、跟风与原创研究以及科学评价体系,澎湃新闻和6位供职于国内外生命科学研究机构的科学家聊了聊。他们是施扬,中科院院士、上海生科院院长李林,中科院生化与细胞所所长刘小龙,浙江大学长江讲座教授、美国希望城国家医学中心教授沈炳辉,美国科学院院士、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资深研究员杨薇和哈佛大学教授邹力。
一个多小时的交谈中, “积累”、“沉下心”、“耐心”这几个词成了高频词。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上海生科院院长李林是1992年从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回国的。“那时候回国,因为条件有限,不是想做什么,而是能做什么。”李林说,二十多年过去,现在已经到了海外同行羡慕中国学者的时候了,“经费这么充足。一回国,摊子就能做得很大。”
近年来,中国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占GDP的比重、基础研究经费占R&D 的比重都在逐年提升。2016年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15500亿元,比上年增长9.4%。在基金上,2016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财政预算投入248.66亿元,相比2015年增长11.87%。
“这让人很有幸福感,有增长就有幸福感。”李林说:“科技的投入很重要,使得做好准备的人得到一个宽广的舞台,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
与之相反的是,在哈佛大学任职的邹力感觉到美国正在“下坡”。“美国大多数的实验室还是要靠NIH基金(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基金),现在越来越难。所以大家现在计划定得都比较短,马上要发论文的、能发论文的才去做,风险太高的大家可能不愿意去做。”邹力说。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人才的积累,软硬条件的改善促成了留学人才回流。施扬看到的是,很多在美国接受博士训练的中国人,本可以在北美找到不错的研究工作,但做出了和他当年不一样的选择——回国开始独立的学术研究。
施扬连用了两个成语来形成他对今日中国生物研究发展的感受:突飞猛进、日新月异。
但李林坦率地向澎湃新闻表示,尽管中国的科研经费在增加,但“生命科学占全部科研经费的比重和美国没法比”;尽管中国的生物研究突飞猛进,但和西方仍有差距,在原创性上存在不足。
在经费数量不断增长的另一方面,2016年,中国基础研究经费为798亿元,仅占R&D经费支出的5.15%。而在主要创新型国家,这一比例多在10%以上。细分到生物研究,在中国,从基础研究经费划分到的比重并不高。而在美国,据2015年的报道,政府大约50%左右的科研经费用于生命科学研究。
在原创性问题上,李林既保守又乐观:“在某些点上我们有时也能闪光,在国际上很前沿。在开创领域不够,可能还是积累得还不够。”
施扬很认同:“所有事情都需要一个很长积累的过程,也是文化形成的过程,我们从跟随别人做研究到原创性研究,这是一个过程。我们现在看到的几个点,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我想再过十年、二十年,情况会完全不一样。”
就目前而言,机构上,中国科学院的各大研究所和北大、清华、浙大、复旦等高校已经开始在国际上崭露头角;领域上,中国的结构生物学家等已成为不少国外科学家青睐的合作者。
“me-too论文”
原创性研究和跟风式研究相对应,从某种程度上讲,这并不只是中国存在的“问题”,它还是两种不同的科研分工。
原创性论文,顾名思义要做前人尚未做到的突破,往往需要研究者深厚的“功力”。而跟风式研究,邹力说,他们将之称为“me-too论文”——有原创性论文发表时,相关领域的实验室会根据其思路跟进研究。
“第一篇做出来后,‘me-too论文’说,你怎么做,我就怎么做。”美国科学院院士杨薇说:“但思维好的人可以用新颖的办法,把整个领域往前推。要突破边边框框的思维,不是照着书本做。”
杨薇随即补充了她的观点,她并不全盘否定“me-too论文”的价值。
原创性论文往往提供了一个思路、模式,但仍然需要同行通过数据来验证,并做出可能的优化。“假如说‘me-too论文’的数据做得够,也好,也是贡献之一。真正做数据做得好也不容易,我同样尊重。”杨薇说:“最怕就是滥竽充数的。”
而在浙江大学长江讲座教授、美国希望城国家医学中心教授沈炳辉看来,不管是科学家个人还是研究机构,要想完成突破都需要“临界质量”,即需要小的量变积累来构成质变的条件。
杨薇略做补充, 量小不是问题, 重要的是基础研究论文的质量。“并不是说每一篇都要是高水准、最前沿的,但质量不好的宁可一个不要。可以不发在CNS(注:指《细胞》、《自然》、《科学》三本顶尖期刊)上,但要好好地做出扎扎实实的数据,可信度高。”杨薇说:“做基础的也好,做门牌的也好,都要做好。往往在提高质量时会有突破性的发现”
邹力也加入了讨论,他给杨薇的观点打了个比方——跟盖楼一样,砖一定不能是松的。至于原创性论文和“me-too论文”的关系,他总结说:“基础科学总是要有人带头找突破点,但找了之后还是一个积累的过程。像金字塔一样,就算不在顶上,下面的也很重要,不然建不起来。所以就算论文没有那么有新意,扎实的研究论文还是需要的。”
“越急,‘me-too的文章’就越多,中国、美国都一样。”邹力说。急不急,这和科学评价体系紧密挂钩。
“资源有限时用文章发表作为衡量标准,这样就不会有人去做原创性的研究,因为它往往比较慢,在没有研究清楚之前是很少有人问津的,往往几年都做不出成果。”李林说。
一个难题:怎么评价科学家
一个畸形的科学评价体系是具有杀伤力的。
“压力大了之后,可能会做出有害于科学的事。”杨薇举例说,“有害”的情况可能包括为了凑文章的数量,把一个好好的完整(科学)“故事”拆成三篇发,或者进行论文造假。
“不能给科学家太大压力,压力太大之后,科学家做科研就是为了求生了。”她说。
中科院生化与细胞所所长刘小龙目睹着科学家肩上的工作与生活压力,“现在回国选择北京、上海从事科研工作的科学家,面临较大生活压力。做科学研究还是要有一个相对宽松的生活条件,这样更有利于科学家集中精力做好研究工作。”
但探索出一种良性的评价机制,这是有难度的。
在施扬看来,这个问题是全世界都面临的,只不过也许中国更突出一些。“整个社会都有过度的预期,投入了之后希望马上看到效果,但做学问不是这么回事。”施扬说,重要的是有配套的机制,让青年科学家可以沉下心来科研。
邹力的看法不谋而合。“培养年轻科学家一定要有耐心。如果你每一年要给他算分、算论文,大家都很急。领导急,科学家也急,就很难有想得深远的突破。”他说。
除了直观地“数”多少篇论文发表,“看”论文发在什么期刊上,还有更优的科学评价方式吗?
“最好的是同一领域的国际性专家没有偏见性地来评。专家懂行不是看文章有多少,十年里有一篇好的论文,这就已经够了。”杨薇对澎湃新闻表示。
目前,清华大学等高校、中科院下属部分院所、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等都已经开展科学评价体系的改革。在科学家开始研究后的4年或5年,高校或机构会邀请数位领域内国际学者进行审核,通过者获得终身教职,否则需要离开。
“有淘汰是一个残酷的事实,但不得不有,这样才能保证让好的人才往前走,差的人流动。”施扬说。
施杨所在的哈佛大学医学院有些“另类”。在美国大部分高校,研究员独立工作5-6年后就开始终身教职的评估。但在哈佛大学医学院,这一机制的启动时间延长到11年。起初,施扬会抱怨,这让他的晋升进度比朋友慢。但如今回想,他很喜欢这一机制。
“它给了我足够的时间,我可以犯错误、走弯路,我甚至可以走错路,然后有时间回来重新做。中间我经历了这样的过程,这使得我感受到11年的评价年限对部分人(至少像我这样的人),可能更好。”施扬说,但这并不会适用于每一个人,每个研究者的科研轨迹不同,做到“精准评估”的难度很大。
在杨薇看来,科研文化是和经济挂钩的。“经济好的话,会可以有一个长远计划,不要求明年就拿出结果。(近几年)美国经济也不好,越来越希望立竿见影。中国的经济现在不错,应该比美国更有长远眼光。”她说。
责任编辑:王盈颖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中国生物,华人科学家,科学评价体系,澎湃,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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