翼虎·山河·寻路胡焕庸线上的中国︱黑河:最后的猎枪

澎湃新闻记者 吴海云

2017-07-07 08:00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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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2月1日,黑河市新生鄂伦春族乡一处景点,摆放着两个给游客拍照留念用的鄂伦春族假人。开发鄂伦春族旅游资源是当地政府的主要工作之一,当地许多旅游景点都围绕鄂伦春族文化兴建。
翼虎·山河·寻路胡焕庸线上的中国︱图集:鄂伦春猎人【点击图片查看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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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胡焕庸线搞好了,中国就好了。”
著名理论地理学家牛文元说。
澎湃新闻、第六声(www.sixthtone.com)报道组,从2016年到2017年,历时8个月,穿越8个省级行政区,沿着胡焕庸线进行考察,实际行程超过了8000公里,寻路胡焕庸线上的中国。
今天,请跟随我们,从黑河市新生鄂伦春族乡出发,由东北向西南行进。


“今年的枪发晚啦!第一场雪已经下了好久了。”
2016年11月22日,黑河市爱辉区新生鄂伦春族乡。一间10平方不到的民房里,张玉珍,一位74岁的满族老太太正在念叨。
摆在她面前的肉案足有两米长、一米宽,上面的菜肉馅堆得跟小山似的;她身后八仙桌上放着一个硕大的塑料盆,里面是满满的刚和好的面。张玉珍在忙着包饺子,给她准备上山打猎的儿子预备口粮。
葛春勇年轻时打猎的照片。本文图片 澎湃新闻记者 周平浪
两个儿子和已经去世的丈夫都是猎户,张玉珍谈起上山打猎,也俨然一位行家,“冬季狩猎最好的时机,是天降初雪到冬至的那段日子。一来,积雪上会留下动物的足印,比较好找;二来,动物刚看到白茫茫的雪,会懵,比较好打;另外,冬至前,天还不算最冷,等到‘数九’了,就太冷了。”
此时“不算最冷”的天,气温已经击穿零下二十度。
张玉珍的小儿子葛春勇在整理行李:铺盖卷儿、大毛衣裳、一把长长的猎刀,还有一杆枪——这是几个小时前,他从乡政府领回来的。
尽管身上有一半母亲的满族血统,但葛春勇在民族属性上随父亲,是一个“鄂伦春”。他的葛姓是鄂伦春族冠汉姓后的五大姓之一,来自鄂伦春语“戈钦”,意思是“真聪明”。
在这个位于东北小兴安岭北坡的地方,不少人哪怕只有四分之一、八分之一,甚至十六分之一的鄂伦春血统,也依然属于“鄂伦春”。即便如此,这个1000多人的“鄂伦春族乡”,只有100多个“鄂伦春”。
其中,能在冬季狩猎期领到猎枪的,只有12个人。
黑河市新生鄂伦春族乡政府,葛春勇等鄂伦春族猎人穿着民族服饰,领取政府每年冬天才会发放的猎枪。
作为十二分之一,在领到枪的第二天清晨,葛春勇就准备进山。他两个搭伙打猎的朋友在小院儿里帮他暖着车,那是一辆一万块钱买来、经过改造的北京吉普。一匹漂亮的黑马,是上山打猎的坐骑,在马厩争分夺秒地吃着干草;几头猎犬追逐嬉戏,兴奋异常。
葛春勇的大哥也领到了枪,他是当地的神枪手。不过,葛春勇并不与亲兄弟一道上山,而是和两个没有枪的朋友搭伙。全乡都是有枪的与没枪的搭伙上山,让仅有的12杆猎枪发挥最大作用。
葛春勇的儿子葛鑫不在这个打猎小队里。“我不喜欢打猎,那纯是受罪。”他说。
葛鑫23岁,有四分之一鄂伦春血统,只在15岁那年跟父亲上山打过一次猎。
“现在,年轻的鄂伦春人都不打围咯!别说打围了,连骑马都困难!”葛春勇说。
47岁的葛春勇,在新生乡12位领到枪的鄂伦春猎手中,属于年轻的。

从新生乡出发,驱车四个多小时,葛春勇的人马狗一行,终于抵达了这次冬季狩猎的大本营——37连的屯子。
1966年3月,由沈阳军区五个炮兵师4000多名官兵组成的农垦一师,来到黑河屯垦戍边,37连的屯子就兴建于那时。五十年后,许多屯子近乎荒废,只有一些老人住在那里。就在入冬前,因为没有生意,37连的最后一家小卖部已关门休业。
此处比滴水成冰的新生乡,又冷了好多。白天零下20多度,晚上零下30多度,热乎乎的鼻涕来不及流下,就被冻成一块挂在鼻孔上的冰坨。
在这天寒地冻的大山深处,葛春勇却来了精神。在乡里,他看上去总有些蔫蔫的,好像什么事儿都提不起大兴趣;此刻却身手矫健,跨上马,带着狗,眼神精光四射。
这里是他的祖先世世代代生活的地方。
小兴安岭山脉,猎人跨上马,追踪猎物足迹。
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古老成员,“鄂伦春”是黑龙江省10个世居民族之一。其先世的活动范围包括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贝加尔湖以东、直达海中的库页岛一带,地域极为辽阔。
魏晋南北朝时的“室韦”,元时的“林中百姓”,明时的“使鹿族”,清时的“索伦部”——这些称呼中,都包括鄂伦春族的先民。而把“鄂伦春”定名为族称,始见于1616年后金天命元年,其民族特征为“射猎为务,食肉衣皮”。
日围夜猎,是鄂伦春人在小兴安岭世代延续的生命轨迹。历史上,这里森林密布,河流纵横,野生动物极多,当地称“棒打獐狍,瓢舀鱼,野鸡飞进汤锅里”。
1953年,鄂伦春人被引向山下村庄定居,从“原始社会”一步迈入“社会主义社会”。如今,体验过深山里狩猎生活的,只有上了70岁的老人。
现年74岁的葛长云回忆:“7岁以前,我都住在山上,吃得很好!父亲在日落前出门,太阳下山时回到家,就可以拖回两三头狍子。河里的鱼也很大,有一米多长。”
那时鄂伦春人狩猎四季不停,最爱捕的动物是鹿。他们以猎鹿为中心,将全年狩猎分为几季:每年农历二、三月的鹿胎期、每年农历四到六月的鹿茸期、7到9月的鹿尾期和每年初雪后的打皮子期。
但渐渐地,小兴安岭的野兽越来越少,鄂伦春族的狩猎时间也越来越少。到了葛春勇这一代,只能在冬季狩猎期进山,捕些野猪。
冬季捕野猪,终究是桩美事。野猪在秋天时拼命进食积累脂肪,到了冬季已完全上膘,正是捕猎的好时候。
猎物留下的足印在雪地上清晰可见。
葛春勇打了二十多年猎,记忆最深刻的狩猎经历,是打野猪。那是十几年前,他和大哥一起进山打猎,撵一只野猪足足一天。最后,那浑身是血的野猪,突然向他猛冲过来,锋利的獠牙差点挑到他,然后冲到他大哥身边,蓦地倒地而亡,鲜血瞬间凝成红雪。
这次打猎,葛春勇运气不错。11月23日进山,待到26日,已打到一头大野猪、四头小野猪。“大猪能卖四五千块钱,小猪每个能卖一千多块钱。” 葛春勇说,“可以过个好年了!”
2016年11月26日,小兴安岭猎人营地外,葛春勇和同伴在准备处理打到的野猪。

但是,葛春勇不知道,他这样进山打猎,还能打几年。
他从派出所领来的这杆猎枪,是自己18岁刚毕业时买的。这杆枪当时花了二十几块钱,用了将近三十年,枪口、枪管子都不行了,打不了太远。
当地政府曾多次为鄂伦春的猎户无偿更换步枪。比如,1963年,新生乡将猎户手中的旧式枪全部调换为“七九”、“九九”、“三八”等型号的步枪;之后,分批换上“七六二”步枪;1985年,又全换成当时最新式的半自动步枪。
不过,自上世纪80年代起,当地政府对猎户枪支的管理逐渐收紧。1982年,狩猎枪支管理委员会与瑷珲县公安局治安科联合下发《新生公社狩猎枪管理规定》;1986年,黑河行署民族事务委员会、黑河行署公安局又联合下发《地方民委、地方公安局关于鄂伦春族猎民狩猎生产枪支使用和管理规定的通知》,强调枪支使用由各鄂伦春族乡政府统一安排,管理工作由当地派出所负责。
1991年9月13日和1992年9月20日,新生乡先后发生持枪杀人、伤人后逃跑两起恶性事件。之后,当地派出所对狩猎枪支的保管重新做出规定:非狩猎期间,狩猎枪支一律由乡派出所统一管理。啥时出猎,啥时取枪。狩猎归来,即刻把猎枪交回到派出所枪库。
如今,当地政府不再为猎户更换枪支,并仅在冬季发枪,不配发子弹。另外,一旦有持枪证的猎民因死亡或身体健康原因、不再从事狩猎生产,那支枪便不再发放。
小兴安岭猎人营地,葛春勇一行猎人煮了当天捕杀的野猪,作为晚餐。
前些年,新生乡冬季发放的猎枪还有14杆,这两年只剩12杆。再过几年,这个数字又会是多少?再过几十年,这个乡还会发枪么?鄂伦春还有猎人么?这些问题,新生乡政府不愿正面回答。
乡政府的干事们反复强调,比起其他几个鄂伦春民族乡,新生乡的发枪已算特例。事实是,新生乡那12杆老枪的持有者,已是中国仅有的合法持枪的鄂伦春猎户。
新生乡乡长张慧称,向猎户发放猎枪,一年比一年困难,每次都要向上级部门努力争取。“我们能体会上级的顾虑。一旦发枪,乡里的治安状况就很紧张;更重要的是,这和整个国家对枪支的严格管制,以及对野生动物的保护,都是违背的。”张慧说。
“可不要小看这12杆枪。这12杆枪发出去,只要一个月时间,周围大山里我们辛辛苦苦保护了一年的野生动物,几乎就会被打干净!”新生乡书记王伟说。
这是因为,每逢合法狩猎期,许多不法分子也趁机进山盗猎,其人数远超鄂伦春的猎民,手中的枪支又远比猎民的先进。无疑对当地生态造成严重伤害。
“枪声一响,一只动物死了。但你只能听到枪声;你不知道那是猎民合法打的,还是盗猎者非法打的。深山老林,又不可能跟踪每一支打猎的队伍。”王伟说。
顶着种种不利因素,新兴乡还能发枪,是出于对鄂伦春“民族性”的保护。毕竟,鄂伦春是中国人口最少的少数民族之一,也是全国闻名的狩猎民族。
冬季,宁静的黑河市新生鄂伦春族乡。

“一人一马一杆枪”,是鄂伦春的鲜明标志。
这种标志,让世人对他们的想象,常带着某种前现代的浪漫色彩:他们在远离工业文明的野生世界,挥洒原始而雄壮的生命力,“风驰一矢山腰去,猎马长衫带血归”。
但猎枪也使得鄂伦春成为中国人数最少的少数民族之一。猎枪不止是浪漫的荣光,更有残酷和血腥。
早在17世纪中叶,鄂伦春族就开始使用从沙俄传来的火药枪。他们长期在大小兴安岭游猎,发展出熟悉山林、能骑善射的特点。
正因能骑善射,鄂伦春族人成为清廷的战争利器,被频繁征调,参与了两次雅克萨战争、对蒙古准葛尔部的征剿、对新疆伊犁的远征。从1695年到1894年,以鄂伦春族为主力之一的黑龙江八旗兵经“朱批谕旨”的征调有69次之多,到咸丰、同治年间,几乎“无岁无之”。其人口在1895年减至18000人,到1915年仅剩下4111人。
同样因能骑善射,鄂伦春人在日本1933年占领黑河后,为日军所用。日本人将鄂伦春猎民手中的“别力弹克”枪替换为七九步枪,编建“山林自卫队”,并怂恿他们与汉人为战:“你们不要怕汉人,我们给你们做主……打死一个汉人就像打死一只狍子。一只狍子一张皮,一个汉人两层衣。”日本人还向鄂伦春人配给鸦片、倾销烈性酒,甚至在他们身上实施细菌实验。及至1945年,鄂伦春族仅剩1007人。
直到1953年下山定居,这个历经沧桑的游猎民族,才真正迎来繁衍后代、休养生息的和平岁月。他们手中的猎枪,不用对准人——不管是俄罗斯人、汉人还是日本人,而变成一种纯粹的经济生产工具。
猎人追捕猎物需要精湛的马术,与优秀的猎狗。
但近年来,国家对枪支管理的收紧,以及对动物保护的重视,使得鄂伦春人的合法持枪,显得不合时宜。利用鄂伦春“合法狩猎”的空当,非法分子疯狂盗猎,更让持枪变成某种尴尬。
鄂伦春人痛恨盗猎者。不仅因为他们抢了自己本该获得的猎物,甚至威胁到自己的合法持枪证权,更因为那样的狩猎方式“不规矩”。
63岁的鄂伦春老猎户吴宝荣说:“我讨厌那些盗猎者。知道么?他们喜欢下套!动物中了套,人不一定知道,动物就烂在那里,完全没有用了!这就坏了打猎应该有的规矩。”
传统的鄂伦春猎人,讲究许多规矩。比如,在出猎打到第一只野兽时,要祭祀“白那卡”(山神);不打交配中的野兽,因为那样会惹恼老天爷,从此打不到其它野兽。总之,鄂伦春式的狩猎,是在老天爷的注视下,用自己的生命与其它生灵的生命,展开一场堂堂正正的博弈。
为打击盗猎,吴宝荣和其他几个新生乡的老猎手,加入了“巡山护林队”。在不能持枪打猎的日子,他们组队骑马上山,打击违法捕猎,保护他们和祖辈的山林。
“那个时候上山,看到猎物不能打,不会手痒么?”
面对这个问题,吴宝荣哈哈大笑:“手痒,但能忍住。反正只要能上山就行。我这个人不喜欢种地,不喜欢干别的,只要在山里就浑身舒服。”
小兴安岭猎人营地外的星空。
一个真正的鄂伦春爱打猎,真正挚爱的却是山林。在最险恶的自然环境和生存条件下,他们依然保持着对山林的热爱,对猎物价值的珍视,对自然法则的理解与卫护。只要在山林中,无论打猎,还是护林,都能迸发出一种与生俱来的生命激情。正是基于对自然山林原生的、根基性的情感,鄂伦春人成为残酷历史中的幸存者。
那往后,如果不发枪,怎么办?葛春勇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能怎么办。”他把言语留给了大自然的山林。
(“翼虎·山河·寻路胡焕庸线上的中国”专题每周一、三、五刊发更新,敬请关注。)
目击
我们是“山河·寻路胡焕庸线上的中国”报道组,胡焕庸线的人口、环境、经济、生态等问题,提问吧!
胡焕庸线上的中国报道组 2017-07-05 267 进行中...
责任编辑:田春玲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胡焕庸线,黑河,鄂伦春族乡,猎枪,鄂伦春,打猎,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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