霁雪开云：东亚汉籍研究的新气象

最近，南京乌云压城、暴雨时下，令人长忆张景阳诗“翳翳结繁云，森森散雨足”。南京大学域外汉籍研究所和南京大学“中国文学与东亚文明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主办的第二届南京大学域外汉籍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也在这样的气候中如期召开了。随着研讨会的进行，我们奇妙地发现，每当要进行研讨时，大雨便会停歇，阴云也会散去，仿佛有冥冥之力在护佑着会议的顺利进行。到闭幕式的时候，更是惠风和畅，晚霞欲燃，不禁让后学们想起昔年唐贤韩愈、宋贤朱熹、张栻攀登南岳，为恶劣天气所阻，他们意志坚定，一夕间上天竟为他们止雪收云，留下“朱张霁雪”、“韩愈开云”的千古佳话。这次会议，从世界各地跨越烟云万里、海陆千重而来的学者们齐聚一堂，共攀学术的高峰，天意所怜，不亦宜哉！

此次会议论文集有厚厚两巨册，凝聚着数十位学者的心血。学者们面对面地发表、评议、交流碰撞出智慧的火花，也令后学们心怀激荡。下面就分组略作介绍。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并非全面详实的会议纪要，理解容或有误，敬请指正。 

7月1日下午第一场由日本鹿儿岛大学高津孝主持。浙江工商大学王宝平发表的题目是《笔谈文献刍议——以〈大河内文书〉为中心》。《大河内文书》是日本学者实藤惠秀从大河内旅日汉人大量笔谈中摘选部分所编成的。他指出近年来笔谈文献作为一种颇受关注的新文体，学界的现有研究以个案研究居多，而其文献特点、学术价值等有待于进一步探讨。他从文献学角度研究《大河内文书》，讨论了“笔谈”文体的性质、产生的原因、版本等问题。北京大学李庆曾提出笔谈文献具有四个特点：内容的广泛性、表述的简要性、交流的直接性、存在的单一性，这次会议他也参与到讨论之中，王教授对这些特点也表示认同。评议人是东京大学的陈捷教授，他肯定了王教授在文献上下的功夫，又提出疑问：笔谈的性质可能因具体的笔谈者和文献而有不同，王教授从《大河内文书》归纳出了“聊天”性质，但其他文献不尽如此，比如有的笔谈者汉文学养好，会用文言文或者诗歌笔谈，没那么口语化。王教授回应说，所谓的“口语”形式，并不一定是白话文；一般笔谈是书面为辅聊天为主，但特殊的如诗文唱和就恰恰相反，在研究过程中确实要注意区别。

陈捷教授报告的题目是《关于琉球〈选日通书〉及新发现的韩国国立中央图书馆藏本的价值》。《选日通书》是琉球王国在清朝所赐《时宪书》因路途遥远运送不及时的情况下，结合琉球独特的风俗、习惯而编制的官制历书，是当时的琉球王府和士人之家的日用历书。近代以来琉球文献散佚颇多，陈教授在韩国国立中央图书馆所藏8种《选日通书》的调查基础上，结合相关史料，考察琉球王国编撰历书的历史、琉球《选日通书》与清代《时宪书》的关系，并对琉球《选日通书》的内容以及韩国国立中央图书馆藏《选日通书》的特征及其价值进行分析。曾与陈教授一同主编《琉球王国汉文文献集成》的高津孝教授指出《选日通书》中如果有风水文化的内容，可以进一步研究，将有更新颖的角度阐释汉文化对琉球的影响以及结合当地实际而发生的变化。陈教授响应其中的“祈祷”部分颇有这方面的价值。两位对琉球文化有深入研究的老师会心一笑，也使后学们在研究方法上深受启发。

第二场由南京大学赵益主持。南京大学童岭发表论文《唐帝国的东亚情报与佚籍〈高丽记〉再考》。他肯定史学方法的重要性，表示自己近些年来主要是在域外汉籍旧钞本研究的基础上，讨论中古时代的东亚文学、思想与历史。他首先指出现藏于同郡太宰府町、太宰府天满宫的旧钞本《翰苑》一书对深入理解与研究唐史、中古注释学、钞本文献学有相当重要的价值，分析其文本层次为张楚金的《翰苑》本文、雍公叡的《翰苑》注、以《高丽记》为代表的引文。通过对《高丽记》佚文的考察，进一步缩小了其成书的时间范围（624-652），并指出其作者也许不是陈大德，而应该是以陈大德为代表的一批人。他以唐太宗征伐高丽的事实与佚文对读比较，特别分析了《高丽记》作为情报书的可能与它的持续作用。评议人日本关西大学的托德民教授首先肯定了考据的精善。他说敦煌文献与域外汉籍有着不同的使用价值，敦煌文献可以说是“藏之名山”，和未来发生关系，域外汉籍则深深植入了各自的历史。有多少人读过、或者读懂了《高丽记》，它的使用价值得到了多大的发挥？在研究过程中，或许还可以打开新的维度。

7月2日上午第一场由日本中央大学的水上雅晴主持，他也首先报告论文《日本中世公卿与汉籍：以年号资料中的“难陈”为考察中心》；南京大学金程宇报告论文《一封唐人尺牍的东亚传播史——法藏致新罗义湘及其相关问题》；韩国中央研究院的申翼澈发表论文《燕行使与“养汉的”：译官·私商眼中的中国青楼与娼妓》；南通大学徐毅是本场第四位报告人，他的论文是《清代中朝文人来往尺牍论略》。这一系列论文都从域外汉籍文献出发，选取一个特殊而富有意义的角度对中、日、朝关系进行审视，各位教授也对张伯伟教授提出的“作为方法的汉文化圈”的理论表示赞成与支持。他们互相评议，气氛热烈。

第二场由南京大学曹虹主持。南京大学吴正岚报告《金昌业在燕行中的频繁提问与其家族的燕行文化——以“雪窖记忆”和“影响的焦虑”为重点》。因为燕行中充斥着各种虚假的信息，所以金昌业在燕行中具有频频提问的习惯。这种习惯与金昌业家族文化有关，吴教授提出了新名词“雪窖记忆”，作为家族共同记忆，影响着家族的燕行文化；另一方面，家族燕行信息的丰富也使金昌业具有“影响的焦虑”，故而产生了好问的习惯试图超越家族中的燕行前辈。评议人刘婧认为金尚宪的遭遇和雪窖全节的经历，对整个朝鲜时代的燕行使都有深刻的心理影响，不独影响他的族人和后代。可以从金昌业燕行记录的独创性出发再进行下一步的探究。

7月2日下午第一场由日本学者稻畑耕一郎主持，第一位发表人是韩国顺天乡大学朴现圭。他的题目是《<岣嵝碑>在韩国的流传和变异考》，将田野调查和文献研究的方法相结合，着重分析中国的77字碑流传到东国以后经许穆之手改造为48字《平水土赞碑》的这一对接过程，以此观察中国文物流传到韩国以后产生的“再创造”。评议人冯翠儿指出许穆的做法有人支持有人反对，反对意见主要是质疑《岣嵝碑》并非禹碑，原因有很多，例如《说文》中并无“岣嵝”二字，《岣嵝碑》在中国的被发现也很可疑。接下来由冯翠儿发表论文《新罗<鍪藏寺碑>考论》，戏称朴先生是韩国人研究中国碑，而自己是中国人研究韩国碑，这样的视角很有趣味。她着重从显示出鲜明王羲之书风的《鍪藏寺碑》残文分析新罗书风受到唐朝影响产生的变异。评议人稻畑先生肯定了这种从实物考察出发的研究方法。稻畑报告了他的论文《地理学家志贺重昂的汉诗――兼论美国得克萨斯州的汉文“阿拉莫之战纪念碑”》，他认为这位地理学家采用汉文写作诗碑的本身，说明前一个时代的日本知识分子涵养的依归，不过，就连和他同一个时代的知识分子也并非人人具备这样的学养，汉文开始出现衰退的征兆。评议人是浙江大学孙英刚教授，他称稻畑先生可谓是“重新发现”了一个被遗忘的地理学家、思想家，并提出自己的好奇：在美国使用汉文的志贺有无代表性？在当时还有其他人也是如此吗？稻畑先生在回应总指出，志贺有其特殊性，但当时人从小学习汉文，氛围与后来不同。

第二场由韩国东国大学郑焕局主持。北京大学漆永祥发表论文《纵然万里来相会，憾恨知面难知心——论朝鲜燕行使笔下的清朝皇帝形象》，从皇帝形象书写这一细节中看出燕行使对清代皇帝容貌、衣饰与举动的记载远比中国史书形象生动。漆教授认为，无论是明朝还是清朝，入中国，学礼乐，赏风物，见皇帝，仍是诸多朝鲜士大夫的梦想。但是，因为在他们心目中有固定的“胡皇”与“夷狄”的成见，因此对清帝的右文现象，以及治国安邦之策，都视而不见，或用其他理由进行曲解，在“荒淫无度”与“励精图治”两者中，他们更愿意选择前者为对清代皇帝的品评与定论。童岭指出，这篇文章从六个角度考察了燕行书写中的皇帝形象，立足文献而具有“大关怀”。同时他也提出了自己的好奇：为什么清朝皇帝会让朝鲜使者看到自己的面容？南京大学郑墡谟是本场最后一位报告人，他的论文《从成寻的<参天台五台山记>看熙宁年间高丽使臣的在宋活动》，选择一部重要文献作为立足点，结合广泛的史学、文学文献，分析高丽时期中原频繁的王朝交替如何导致高丽与中国的外交关系变得复杂而微妙。因此，高丽对中国文学的接受也随着多变的对中外交关系而展现出剧烈的变化。 

 

7月1日下午第一场报告由日本京都大学教授道坂昭广主持。道坂先生以《关于日本传存的<王勃集>残卷——其书写形式以及“華”字缺笔的意义》为题，报告了日本留存的“正仓院本”及“上野本”、“东博本”《王勃集》残卷中有关“華”字缺笔的问题。通过深入研究，道坂先生表示赞同内藤湖南之说，否定了藏中进氏的相关研究，并明确了残本《王勃集》作为文本的性格，及其展示王勃文学特色以及同时代的流行的重要意义。评议人是天津师范大学的王晓平教授，他称扬了道坂先生引用碑文碑铭与写本文本互证、从写本样式等出发来研究写本的方法，认为在写本研究中“没有细致末节”；同时，认为该文所引碑铭是从有限的资料中引出的，建议可在未来利用大数据，使得研究更进一步。随后，武汉大学程芸先生就有关“日本写本与敦煌写本的差异”提问。王晓平先生回答说，二者有很多相通的地方，共性占百分之八十；但日本也用自己的俗字习惯，与其特有的审美习惯及语音、地域的影响有关；写本研究需要一本“日本俗字谱”，这也是未来学者可做的工作。

第二场报告由王晓平主持。程芸以《龙继栋<烈女记>传奇东传朝鲜王朝考述》为题作报告。程先生指出，晚清文人龙继栋的《烈女记》传奇不为文学史及戏曲史所关注，却留下了相关的不少文献记载，并东传朝鲜，受到朝鲜重要文人朴珪寿、李建昌的赞誉。程先生认为，这一“事件”表明，“原生态的”文学史相比从历史语境中剥离出的孤立的文学文本更为复杂生动，一些“平庸”的文本的文学史意义需要重估，而利用域外汉籍作研究，关注文献外传的细节过程，可彰显其中隐含的文学史、书籍史意义。日本九州大学静永健作评议人。静永教授赞赏程先生的研究，并提问：为什么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国内已经引进“男女平等”等现代观念的背景下，朝鲜文人还会对《烈女记》这样的故事感兴趣？程先生回答说，当时朝鲜因日本侵入，面临着亡国灭族的危机，故而对于守贞忠君等传统观念非常重视；不同于对《牡丹亭》等戏曲作品在阅读时进行文本的赏析，朝鲜文人并未言及《烈女记》文字的美妙，而是更重视其文化意义。此外，日本藤女子大学的水口幹记先生报告的题目是《日本最早类书<秘府略>的编纂及其背景——通过对文人滋野贞主的考察》，水口先生聚焦于日本最早的类书《秘府略》，以平安时期文人滋野贞主为考察媒介，讨论是书的编纂情况及成书的文化背景。评议人是复旦大学的陈正宏教授，陈教授笑称，自己作评议人，是一个“美丽的错误”；并结合水口先生的研究，从中国学者的角度提出一个具有东亚视阈的问题，即皇权之下的高级御用文人到底是怎样工作的？

7月2日上午第一场报告由浙江工商大学王宝平担任主持人。日本庆应义塾大学附属研究所斯道文库的佐佐木孝浩以《日本古籍所见中国古籍装帧的疑问》为题进行了报告。佐佐木先生从书籍装帧的角度为切入点，探讨日本现存的古籍装帧的实物与中国书籍的历史关联，以及对中国书籍文化研究的重要意义。评议人中山大学黄仕忠教授认为，佐佐木先生的研究还有很大的空间，对中国学界现在的一些相关悬案的解决非常重要。陈正宏教授补充道，“线装”到底是中国发明还是朝鲜发明，是需要重新思考的，他认为线装书可能是朝鲜发明的；中国早期的线装书应该是改装的，因为中国线装书的出现，就是承认书是可以改装的，在中国要找到嘉靖时期的线装书都是很难的，几乎都是后来改装的。随后，陈正宏教授作报告，题目是《江户本与江南本——以和刻套印本<米庵先生百绝> <米庵藏笔谱>为例》，南开大学卢盛江教授作评议人。陈正宏认为，和刻套印本《米庵先生百绝》、《米庵藏笔谱》是中国晚明时期江南套印本经过日本江户时代浮世绘的中介，最后在日本书道文化的浸润中诞生的逸品。同时，陈教授也对文学研究的学者与艺术研究的学者缺乏交流这一学界现状导致“很多问题就看不清楚”而深表遗憾。卢盛江点评道：陈教授利用个案研究，选题非常有意思，且功底深厚，材料扎实，思路开阔，从一般学理上推测，认为研究结论是可信的。日本早稻田大学河野贵美子教授与陈教授就日本浮世绘是否受中国影响这一问题而进行了交流，两位学者一致同意中国的套印技术确实影响了浮世绘。

第二场报告由陈正宏主持。韩国蔚山大学卢京姬以《17-18世纪朝鲜和江户文坛对王世贞编著书的接受与刊行之比较研究——以<艺苑卮言>和<世说新语补>为研究中心》为题作报告，卢先生考察王士贞所编撰之书如何被韩日两国受容，以及朝鲜与江户文坛出版的《艺苑卮言》与《世说新语补》的书籍形态差异。南京晓庄学院陈彝秋评议道：作者将东亚的汉学视为一个整体，关注统一性中的多样性，很有特色；在研究视角方面，抛弃了影响者的视角，从接受者的作研究，观察很敏锐；关注书籍的形态变化，研究角度很好。并提出建议说，南京大学张伯伟与刘家幸也在进行与《世说新语》相关的域外汉籍研究工作，且资料收集超过了本文的范围，值得参考。

7月2日下午第一场由日本九州大学静永健担任主持人，他的题目是《站在禹域的角度来看日本古汉籍的特征》，来自故宫博物院的章宏伟进行评议。静永先生站在中国文学研究的视点上，以《文选》和《白氏文集》中的具体实例为个案研究，对日本的汉籍在流传、阅读、中日之间传播等方面的特点作了介绍。章先生认为，静永先生此文视野开阔，很有创见；文中的观点如更应关注域外汉籍的时间差异而非地域差异；日本汉籍的阅读群体很有限；日本读者阅读汉籍的方法与中国读者有差异；写本中的误字，以前多辨识其异同，应对于不同时期的相同错误应给予高度的关注等，都很有借鉴意义。

第二场报告由温州大学王小盾主持。王小盾以《论日本音乐文献中的古乐书》为题进行了报告，日本庆应义塾大学附属研究所斯道文库的佐佐木孝浩担纲评议。王小盾介绍了日本雅乐、日本乐书的主要类型及其内容、日本乐书的文化特质等内容。佐佐木先生提出，文章中“辛若舞”的“辛”应作“幸”，并就乐书的分类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疑问。第二位报告人是台湾中正大学毛文芳，题目是《图籍视野与东西观照：20世纪初Henri Oger<安南人的技术>之相涉问题》，毛教授介绍了作者Herri Oger生平经历及《安南人的技术》的内容、编排、版本等，从中国类书与图像书籍的脉络性视野、中西双方视野的相互观照两个角度研究此书，认识了此书的多重学术价值。

 

7月1日下午由台北“中央研究院”文哲所的廖肇亨作首场报告，题为《不负艰难到海涯：琉球册封使诗文中的海洋经验与异国情调》，谈到中国大陆的册封使第一次到琉球时往往被其风物所吸引，如凤尾蕉与芭蕉，并赋予其独特的文化意蕴。更为有趣的是册封使对当地食物的描写，来自内陆地区的册封使见海蛇而不悦，望龙虾而悚然，还讽刺龙虾是冒龙之名。评议人西南交通大学刘玉珺以越南使臣访华记录为例，认为其对于风物的记载与廖教授报告中提到的有相似处。

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林宗正的报告题为《<金山联玉>与黄遵宪任职三藩市总领事的三年期间——从<金山联玉>对黄遵宪美国诗歌的一些想法》。该文探讨了黄遵宪在美国三年没有诗歌创作的缘由。林教授通过比较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所藏黄遵宪参与诗歌评审的《金山联玉》与黄遵宪在美国三藩市任职前后的地区生活经历及文学创作，认为黄氏在美国三年没有创作，主要是由于三藩市的种族歧视与文化认同危机以及文化与写作交流上的缺乏。加拿大约克大学的傅佛果担任评议，他指出黄遵宪对英语基本上一窍不通，而在日本尚可通过笔谈与当地人进行交流，傅教授建议将黄遵宪的日本经验与美国经历进行比较。

北京师范大学张哲俊《第三种比较文学关系与东亚文学》认为，传统的研究中都将东亚文学与中国文学的关系概括为影响关系与平行关系，实际上还存在第三种关系，可称之为间接影响，并举景徐周鳞《东门柳色》与王维《渭城曲》为例，说明他的理论。评议人林宗正教授认为文学之间的关系是不能完全确定的，所以也就没有改变文学间关系的必要。张哲俊教授对此并不认同，他认为通过文献还是可以来证明文学之间关系的。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衣若芬报告的题目是《文图学与东亚文化交流研究理论刍议》。衣教授凭借多年从事文学与图像比较研究工作的经验，提出在当今这个读图时代，东亚地区存在大量的图像资料有待发掘，学术升级的途径之一就是通过跨学科合作，而文图学（Text and Image Studies）正符合了这一趋势。衣教授认为文图学具有七面向理论架构图片形成的背景环境，分别为经典化、政治化、概念化、抽象化、本地化、规范化、模块化七大特点，并以“东坡笠屐图”为例，比较了中朝两个的图像，指出其规范化+模块化+本地化的特色。在东亚地区，诸如“潇湘八景”、“桃花源”、“武陵九曲”都有广泛创作，但在不同地区有各自特色，呈现了东亚地区文化“和而不同”的意涵。评议人南京大学俞士玲就图画的政治性是否在分析中会被扩大提出了一些疑问，在政治背后是否也有一些因时代而发生变化的人情因素。另外询问了在东亚这一具有相近图像文化语境的圈子中，是否有人曾经背离传统？衣教授举了朝鲜时代的安坚《梦游桃源图》为例，认为其表现的并不是对世外桃源的向往，而是对现实政治的歌颂。

南京大学卞东波的报告题为《宋代文本的东亚旅行：黄庭坚<演雅>的日本古注本及<演雅>在朝鲜汉文学中的传播》。他以黄庭坚《演雅》诗在东亚文学世界中的文本流动过程来看日韩两国在接受中国汉诗的不同角度，日本五山诗人赞山谷先生绝句，某些诗句过度阐释正可看出日本人对汉诗的接受解读过程。朝鲜受到朱子学的影响，所以对山谷《演雅》诗歌特别感兴趣，专门为其绘制插图，且多仿效之作。文本在中日韩旅行相当于“被看”者，中日韩三国人眼中一个文本看出不同的意义。评议人台湾“中研院”文哲所廖肇亨对此文给予高度评论，并提出除了文本的旅行之外，《演雅》韩国注释本插图也含有图像的旅行色彩，其产生时间在当时的清代、日本基本上也都有类似博物图鉴产生，可以进行发掘。

南京大学俞士玲报告题为《许兰雪轩诗窜窃批评的社会、政治、文化、性别因素分析》，以许兰雪轩在不同时代受到中朝两国不同的批评展示了文学批评的复杂性，及其背后隐藏的舆论、社会、文化、性别等背景因素，可见文学批评并不是纯粹的文学，而是与社会息息相关。深圳大学左江认为，许兰雪轩的评价与其兄长许筠紧密联系，另外对一位历史人物可能有众多评价，但许多评价背后都有不同的动机，如何选择材料，在利用材料的时候如何保持清醒，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追溯起来，上一次举办大会应是在十年之前。“十年”，似乎是古典文学中诗人绕不开的时光牵绊，无论是贾浪仙“十年磨一剑”，杜牧之“十年一觉扬州梦”，还是苏东坡“十年生死两茫茫”，黄山谷“江湖夜雨十年灯”，当这两个字在唇齿间轻轻咀嚼，便有一声叹息似烟花在心中绽开：十年之前，是往日难再，是逝者如斯；十年之后，是前途难问，是风雨潇潇。

浮云一别，流水十年，风起云扬的第一届域外汉籍研究研讨会后，进入这一领域研究的学者越来越多，这也让我们有理由期待，下一个十年将会更加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