翼虎·山河·寻路胡焕庸线上的中国︱红岸:以父之名

澎湃新闻记者 王昀

2017-07-10 09:11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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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拉尔基:两代人的重工业城市记忆 澎湃新闻记者 陈曦 顾一帆(05:17)
娄利玲一个人总是睡不着,坐在小木床上,靠着窗户,读读书,写写日记。柜上有一盏微黄色的灯,她从手中的字上抬起头,就会望见六十年前的黑白照片。照片上,被围在中间的新婚夫妇,是各自家里最年轻的孩子。
娄利玲抚摸着自己六十年前的结婚照。本文图片 澎湃新闻记者 周平浪(除署名外)
那是在1957年的家乡杭州,27岁的新娘娄利玲,朝着远方露出微笑。此时,她对新郎章元泗即将奉命奔赴的富拉尔基重型机械厂,还几乎一无所知。但不出两年,她就会拿到调令,离开北京的药检所,来到齐齐哈尔的富拉尔基,与丈夫团聚。
“上海抽了五个工程师,其中有他一个。他说,你怎么办。我说,你去吧,我也去。结果,我们就在这儿待了五十多年。”
若非章元泗三年前去世,今年应是他在富拉尔基工作生活的第六十年。
当你一个人,完全是一个人独处的时候,才能成为两个人。而隔壁的儿子和媳妇早已沉入梦乡。而你沉浸在世界上最美好而轻松的回忆之中。
这就是娄利玲的快乐。
富拉尔基是达斡尔语,意即“红色的江岸”。
家事
时光把床头的木头磨得光润,也在新娘的脸上刻下皱纹。章元泗和娄利玲在这张厂里配的小木床上睡了三十多年。彼时开荒艰苦,简朴实用是荣耀,也是工程师的品格。
谁知多年以后,这种品格化为他人的重负。娄利玲总后悔,退休时没加上职称,不然工资就能高一些。“那时,他爸在这里,说算了算了,够花就行了,别去了。职称就没加上。”娄利玲明明想要埋怨,却又不知怎么地,对我笑了起来。
媳妇刘秋娥反过来劝她:“我说妈你不要这么想,活着就挺好了,不要纠结职称。你们药局的,比你年轻的,比你老的,都过世了。我这人说大白话。”
娄利玲希望儿子媳妇过得好一点。“他们到这,也是受苦了。”
娄利玲仍然保持着阅读的习惯,多年来每天写日记。
她生了三个孩子。只有一起住的大儿子章鹰在这里出生成长,接了自己的班,成了重机厂的工人,刚退休不久。
头一胎是女儿,特地回杭州生的,“因为我可以看看我的妈。”女儿被姥姥带大。小儿子也在杭州生养。“放在他奶奶家,他奶奶带的。”直至章元泗家人零落,无人看管,娄利玲才把小儿子带回。至于那时小儿子多大,是四五岁还是十几岁,娄利玲竟已不太记得。
这不失为家族策略。彼时南人初来东北,赶上艰苦建设,生养不易。但儿女难免生出心结。
“姑娘也不太来。她爸有病的时候来了。住了没几天,就回去了。她还得伺候她的公公婆婆。公婆是在上海的。”娄利玲拿着最后一张全家合影。
那是在病房里,暗淡的浅蓝色木门衬着白墙。面色蜡黄的章元泗倚在床上。娄利玲的右手扶在他背后。二人身后是三个三口之家,人人表情肃穆。
你低声地叹息。那时候,想法和现在不一样,好像到艰苦的地方去还是对的。那时候,就是为了建设嘛。那时候,身边的工程师,多年之后的劳模,还是英姿勃发,眉清目秀。就像相册里的照片上那样。
旧事
一重厂前的主席像,为一重自行研制的不锈钢所铸,高度10.1米。
当初来这的还有许多转业军人。自朝鲜战争局势稳定,苏联应《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对中国援建的第一批大型重点工程项目,开始大量投入建设。
从1950年到1954年,中苏分批议定的百余项苏联援助重点工程——被后人称做“156项重点工程”,成为中国“一五”时期的重工业基础。其中有三项落在富拉尔基,使得这个小镇变成了工业城市——富拉尔基热电站、富拉尔基特殊钢厂、富拉尔基重型机器厂。富拉尔基重型机器厂,又称第一重型机器厂,就是如今一重集团的前身。
“他们那些人的青春就到这了。”刘秋娥说。她父亲是伞兵,家乡在河南。抗日战争结束后,其所在部队被调往北大荒开荒,而后进入第一重型机械厂,工作了一辈子。
娄利玲有时在电视上看见西湖。“现在的西湖,那不像以前的西湖,现在人多,乱七八糟的。以前多清静啊。”记忆似是非是。章鹰拿出一张照片:“这是我妈年轻的时候,挺好看的吧。”清清静静的西湖边,娄利玲梳着大辫子。从绍兴搬到杭州的章元泗一家,那时住在娄利玲家前面。那时,西湖边人挺少,都是情侣,一对一对的。
“他在杭州上学,浙江大学。”娄利玲讲着杭州话的语调,仿佛不愿融入周遭世界。章鹰想起父亲,他口音标准,要是不注意听,听不出是南方口音。“我妈不行,第一句人家都听出来了。她总觉得她说的口音挺标准的。”在东北长大的章鹰夫妇,一口东北话抑扬顿挫。
冬天有工人骑车上下班,雪地上咯吱作响。
刘秋娥对自己公公的专业技术印象深刻。她记得,“文革”时章元泗被下放到专门炼钢的七车间。那时工人面对有故障的天车,不会维修,只知敲打。章元泗便告诉工人,电怎么看,图纸怎么看。“他笑话我们,回来和我说,工人怎么怎么样。我说是,我们工人文化水平很低的。”
娄利玲翻看相册里章元泗的工作照,不记得他那些同事是什么人。
章元泗和娄利玲最后一张盛装二人照,名义是“绿宝石婚纪念”。娄利玲看着这张照片:“这是他去世的前两年。”没说完,便被儿媳纠正:“不是两年,头几个月。五月份照的,八月份就走了。”
当时家里似乎对老爷子瞒着病情。“妈说的,给老年人照相不花钱。”刘秋娥又补充:“其实洗的、拍照的,也都是那些南方人。”
娄利玲有时给北京的同学打电话。那头的老太太,一月工资七八千元,每年攒钱去一个国家。而娄利玲自己的退休工资是两千多元,她感觉腿脚不好,连南京药学院的同学聚会也不想去。
最让娄利玲苦恼的是记忆力下降。“以后就变成阿尔兹海默症了。”她把病名说得清楚,却记不清近期的事。
“九月份?”听到儿媳提到九月曾送自己住院,娄利玲不禁反问。儿子无奈笑道:“不用记着啦。”
你的时间以想念为界,被分成两截。你想要接近时间轴上几个飘忽的亮点,它们却越发模糊混沌。你以为影像不致丢失,自己却漂泊在遗忘之流中。
章元泗的工友们对夫妻二人的祝福,被贴在1957年新婚时拍摄的照片后面。
工厂
工人住宅是规整的两室一厅。厅里挂着褪了色的中国地图和世界地图。
大房间是书房,兼做章鹰夫妇的卧室。大书架上堆满中英文的书,有用药手册,也有文艺小说。章鹰不太看书:“不像我爸和我妈那时候,像老学究似的,天天翻着书。”
父母都是大学生,章鹰自己却是初中毕业。他18岁接了母亲的班,进入五车间当维修工。五车间有上世纪六十年代一重自主建造的12500吨水压机——这是一台饱含着荣耀与使命的机器。早年填补了诸多国内锻件的空白。而一旦这台将近三层楼高的水压机作业时卡了壳,章鹰就得爬上去维修,水压机温度高,他的工作服全部湿透,身上也到处是机油。
“一天能出你们一年的汗,出得一点劲儿都没有。还特别埋汰。”
章鹰2000年便转了岗。随着年纪增大,他怕自己失一脚掉下去。
一重五车间里,工人操纵着轰鸣的机器。澎湃新闻记者 陈曦 图
车间作息精确,工人们精神紧张,难有再学习的时间精力。技术却在进步。2006年,新的15000吨水压机投入使用。它打破了国外核电锻件的垄断——之前全靠进口,价格不菲。那台章鹰服务多年的老水压机,2010年也进行了改造,操作更加自动化。
2016年12月,55岁的章鹰正好退休。
章鹰不抱怨少读了书。他对父亲墓碑上的字引以为荣:“为一重献身,终身奋斗。”这样的献身,似乎把自己儿子包含在内。
娄利玲却想不起来,问:“谁写的?”
为一重献身的章元泗,经历了一些重要的搬迁决策。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到本世纪初,为了谋求更大的发展,一重设计产品研发、核电石化容器制造的部分业务逐渐转移到大连和天津。章元泗也曾参与关于拿地的商谈。
之所以机构搬迁,一方面考虑设备出海发运方便。另外,苦寒之地对人才的吸引力终究有限。到了2005年,一重只有生产制造的职能和企业总部还留在富拉尔基。
这已不再是章元泗和娄利玲来的时候。工厂走得比人快。
一重的职工电影院已关闭多年。五十多岁的人,说起以前在这看电影只要一角钱,小时候的兴奋仿佛回到脸上。
章鹰感慨,原本自己父母,在北京,在上海,都行。“但最后把我扔这儿了。”
那时都讲究奉献精神。但后来,章鹰和工友们发现,自己的收入与劳动强度不匹配。章鹰有点羡慕早年从重机厂去上海的连襟,“他还做这一行,加一个班400元,但在这边,一个班15元,加班得随叫随到,不然扣钱。”章鹰感觉,连那点15元加班费,当年也是糊涂账,不知记到哪去了。
章鹰说:“现在工人跌跟头,打把式,往外跑。”
但章鹰也不无骄傲:“重机厂的工人,出去都是一把好手,什么活都能干。”作为中国重工业的摇篮,这里的工人有更多类型的车床可以操作,技术全面。只是,如今重工业总体不太景气。跑到外头也不好干。
眼下对一重而言,需要更多人才,但不需要那么多人手。去年5月新上任的领导雷厉风行,在上个冬天,搞了全员竞聘。“干部能上能下,员工能进能出,薪酬能增能减。”320名中层干部缩至190人。对营销、高科技研发、苦险脏累差、高级管理人员等提升激励。并制定了员工安置办法,控制人员总量。此前遗留的集体职工的问题一并解决。
与此同时,去年定下的订货八十亿、回款八十亿的“双八十”任务,当初看着遥远,最后竟也完成了。今年任务是“双一百”。后来,我们得知,从2017年1月起,一重便已扭转了自2015年以来连续24个月亏损的不利局面。
近几个月,厂里的工作量明显多了起来。又因许多工人办了内退,在岗的工人有时比以往更累。一个人得干好几样活。但工资不见得增加。因为任务多了,如果完不成,还得扣钱。
不过,比起之前没活干的时候,这样还是好得多。
章鹰感觉,“现在这厂子,正在爬坡阶段,这个坡爬过去了,可能就好了。现在这个爬坡挺费劲。”
“国家好,小家才能好。”他又说道:“但要说,对重机厂有没有感情,其实俺们说句心里话,我没啥感情。”
刘秋娥急了:“也有,咋没有。”章鹰回她:“你有,我没有。”媳妇眼眶红了:“我有。”
娄利玲从旁看着他俩,呵呵笑了几声。
刘秋娥平静了一会儿,说:“咱们在这生,咱们在这长,咋能没感情呢。”
章鹰还是觉得,这里没有给自己带来更好的人生。往年,与父亲坐在一起唠嗑,要是说重机厂不好,老人可不让。
退休后,章鹰与工友一道旅游,拍拍照片。但不能走太远,因为家里有老人。他每天清早六点醒来,已习惯了上班的作息。
一车间是一重建厂时最早的车间,机件成品从这里出厂。夜间机器发动,灯火通明。而工人需要倒班。
你并不是为了重机厂而来。上世纪九十年代,厂里的药剂科整体并入医院,那时儿子已接了自己的班。如今老伴去世,与重机厂最重要的关联也消失了。
城市
一家人不断劝我喝水。自打几天前进了一次五车间,我的咳嗽就没断过。
五车间的外墙上,挂着职业危害告知牌:“长期接触生产性粉尘的作业人员,当吸入的粉尘达到一定数量时,即可引发肺病,还可引发鼻炎、咽炎、支气管炎、皮疹、眼结膜损害等。”因此,必须佩带个人防护用品,保证除尘设施运转正常。
职业病难以避免。工厂生产中的排放物,连同干燥、寒冷的气候,一并在人们的身心烙下印记。
黑龙江化工厂在2016年倒闭,嫩江边只剩下空置的厂房设备。
建于1958年、曾兴旺一时的黑龙江化工厂,去年忽然破产。此前,这家工厂收到齐齐哈尔环保局的二十九张环保罚单,累计三千多万元,已然交不起这些罚款。与它同期建成的黑龙江玻璃厂、富拉尔基纺织厂,破产得更早。
章鹰为此挺高兴,黑化可算黄了,要不夏天总是有味儿。“黑化周围的房子,立马能值点钱。”
但不久就传来消息,富拉尔基签下紫金铜业总投资40亿元的十万吨电解铜项目。人们还记得,这家企业曾发生瞒报废水泄漏重大事故9天的事件,导致福建汀江部分水域污染。见惯了工业排放的富拉尔基人,对其宣称的严格监管,一度不敢信任。去年夏天,刘秋娥也跟着大家,转发抗议紫金铜业落地的消息。
富拉尔基的红岸公园,依嫩江而建。冬天江面被冰封得牢牢的。
“不管亲戚朋友,我都介绍,齐齐哈尔有鹤,富区的大米也很好吃。水要是被污染,以后还能说什么呢?”
刘秋娥的话音带着肺部的混响。她因身体不好早早内退,之前在一重的焊接车间开天车,后来整天咳嗽,她感觉,车间的有毒气体向上飘。
刘秋娥去年还得了风湿,右手五个手指四个疼,腿也不好。风湿是这座城市的常见病。
章鹰不免担心。“这地方,两千多块钱工资,要是没有病,完全过得去。挺安逸的。因为物资便宜。但要是有病,就哗哗哗一笔钱,又哗哗哗一笔钱。”
早三十年,这里的人还年轻,不为这些担心。这座在规划图上看起来犹如大飞机的风沙之城,看上去充满荣耀。自1957年起,直到1990年代,几乎每年都有中央领导,来到富拉尔基,视察那些牵系国家重工业命脉的工厂。
建于1950年代的红岸公园,有一座碉堡状的公共厕所,男厕占了三分之二。
章鹰记得,那时街上能听到上海和杭州等地的口音。人们身上有钱,看不上那些做小生意的。“来这里打家具、擦皮鞋的,都是南方人。”
现在情况早已不同。与章鹰的父辈同时来到富拉尔基的机构早已撤退。1958年从哈尔滨迁来的东北重机学院,1997年搬去河北秦皇岛,即如今的燕山大学。齐齐哈尔医学院也在世纪初迁至齐齐哈尔北市区。
正在老去的人,在富拉尔基的“大家庭”商场,追溯逝去的时光。在迈入2017年的那晚,商场顶楼的花园,搞了一场晚会。人们穿着亮闪闪的衣服,轮流拍照、嗑瓜子、换装候场,在属于自己的集体舞里回味青春,就像年轻时在车间换班那样。“南方人可能觉得我们穷,但穷有穷的过法。”刘秋娥说。
2017年1月9日,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富拉尔基区,第一届知青春晚暨第三届百姓春晚,穿上演出服准备上台的国企职工。
章鹰和刘秋娥得照顾老人。刘秋娥常与北京的亲戚交流养生,替婆婆求医问药。但或许担心这边医疗水平不行,对药的用法用量不能及时调整,亲戚没有提供药名。
大家庭的使命是守望相助。元旦那天的年夜饭,章鹰去了丈人家,兄弟姐妹坐了一桌。章鹰坐在九十岁的老丈爹身旁,不停为他夹菜。媳妇在家照顾母亲。他们是两家人的大儿子和大女儿。
而你总感觉,老伴要在大城市,还不至于去世。大城市有办法治病。要是自己还在北京多好,在上海也行。
未来
冬天天黑得快。四点钟已是傍晚。娄利玲趴在窗口望着。对面是一重车间。夕阳下的厂房,与章元泗去世前相比,没什么不同。早几年,每到换班时间,从这个街区涌出的人,会汇入更大的浩浩荡荡的上班队伍之中。如今,周围一重厂区的房子空了不少。
一重车间换班,十年前的人潮要比如今汹涌。
“这两天冰少一点,这种冰上面走啊,怕摔一跤。”娄利玲望着楼下,似乎惦记着路上的归人。
“老伴走以前问我,我死了你怎么办,我说我也死。”
我吓了一跳,忙说:“奶奶,这不行啊,还有活着的呢。”
“我说,你还有什么话要跟我说。什么也没跟我说。我总想着他,好像总觉得,他应该在我面前。他退休以后,到大连去,有人请他在那工作,差不多七八年吧。我也去,住在大连。他回来以后,我就陪他出去走一走。溜达溜达。问他什么都懂,都会告诉你。他走了好像,活着没意思。”
不知她是否听到我的话。
一重的新春游园会,在废弃的商场大楼里举行。看到别人投中沙包,老人很开心。
她念着杭州:“多少年没有回杭州去了。我的老家人现在都去世了。剩下我这一辈的,就有一个嫂子。也不去杭州了,因为别人都是小辈了。我的岁数也大了。出去要有人能陪着去。”
窗下亦有亲人,给老人带来惊喜。孙子回家时,把车停在下面。他眉眼有些像自己的爷爷,会开车带着奶奶去街里转。他在齐齐哈尔做公务员,因为不想当工人,也不愿离家太远。
“儿子可能随我,重感情。”刘秋娥有时想到,这是孩子懂事。要是去大城市打拼,北上广,或者是杭州,靠家里这点在富拉尔基的积蓄,怕连房子都买不起。
富拉尔基的第三代大多远走。“我们就这点好,把这帮孩子全都培养出来。有一部分上大连的,一部分上天津的。把孩子都整走之后,就跟着孩子去了。”刘秋娥说起儿子公务员考试考了第一,也很骄傲。自己早早内退,栽培孩子的精力不白费。
“我们的第三代,基本上没有在重机厂的了,就重机厂,我们也不让他们进来了。”章鹰见过最初的热火朝天,见过后来的甩包袱,以及如今的周期性调整,感慨道:“现在工业这玩意儿,它没准。”
属于自己父亲的时代终究已远去。
五点多吃晚饭。儿子擀面烙饼,媳妇炒菜,是家常东北风味。娄利玲说:“我现在一点儿都不挑剔,有啥就吃啥。”以前她喜欢做八宝饭。
几个月前,章鹰家附近的书报亭消失。娄利玲抱怨,自己订的杂志拿不到了。但找不到书报亭的人了。打电话给邮局,邮局也没有办法。
客厅里摆着电子琴。家里只有娄利玲会弹。我们请她弹一首《送别》。老人起初推辞,后来拗不过。她的手指仍然灵巧。章鹰也露出笑容,给老太太拍照。“我老婆婆,很久没弹琴唱歌,今天挺高兴。”儿媳乐呵呵地,给自己的弟媳打电话。大家庭是这里的情感模式。
一重的退休职工们,沉浸在游戏的喜悦里。
元旦过后就是春节。街区楼上楼下都是邻居、工友、同学。章鹰的游园券直接送到了家里。“园”就是闲置的百货商店和库房。工会准备了套圈、丢沙包等游戏,奖品丰富而廉价。鬓角斑白的人们,倚靠着旧日的柜台,在笑声与惊呼中,观看彼此的战果与皱纹。工厂是一个更大的家庭。
退休的药剂师娄利玲坐在书房的窗前打字。窗帘上的花纹是飞机形状,一重厂前也有一架飞机形状的凉亭。一重生产的重型设备,便用来制造飞机、火箭、航母上的装备。为了这些国家使命,章元泗没少出差。那天娄利玲拿着一捧绢花,去机场迎接老伴,回来就把花一直摆在写字台上。现在红色的花上覆了一层灰。
(参考书目:《中国工业化的初战——新中国工业化回望录(1949-1957)》、《从开埠设厂到“共和国长子”:东北工业百年简史》。“翼虎·山河·寻路胡焕庸线上的中国”专题每周一、三、五刊发更新,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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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田春玲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胡焕庸线,齐齐哈尔,富拉尔基,第一重型机械厂,中国一重,156工程,东北,重工业,红岸,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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