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风不相识︱折中与重构：欧洲与异质移民的妥协

现代民族国家的诞生，意味着在国界之内将出现大规模的族群同化现象。通过工业化、迁徙、重新划定国界、乃至战争和迫害，大部分欧洲国家建立了人口“纯度”较高的民族国家。虽不易得到切实的数据，但一般认为到1950年前后，欧洲国家的人口“纯化”程度史无前例。

随后这种趋势就发生了逆转。从1960到2015年，英国的外来移民人口比例从3.2%增至13.2%，法国从7.7%增至12.1%，意大利从0.9%增至9.7%。德国也从1990年两德统一时的7.5%增至2015年的14.5%。这是个什么概念？大家不妨比较一下中国的情况。中国的外来移民人口直到2000年以前都基本可忽略不计，现在也就只占人口总数的0.1%。

移民人口多，不一定产生的社会问题也多。在占了欧洲一成人口的移民中，我们最关心的其实是“异质”移民。原因很简单，虽然欧盟内部的跨国人口流动堪与我国农民工现象媲美，但除了“波兰水管工”、吉普赛人问题外，基本没有引起太大社会问题。而来自北美、澳洲等“欧洲后裔”地区的人口，融入欧洲社会也没有太大困难。相反，近年欧洲重大社会问题背后，往往都有异质移民的踪影，从禁戴罩袍事件、“难民恐袭案”、“恐伊症”，到极右势力的兴起，不一而足。如果说异质移民已成为撕裂欧洲社会的最重要因素，恐怕不会有太多人反对。

但哪些人口属于“异质”，就颇值得商榷了。首先，本来并没有“异质”人口这个概念。英国的多元模式假设，移民的文化是斑驳多姿的文化的一种，完全可以和主流文化和谐共存。而欧陆的归化模式则假设，移民居住时间长了，自会受熏染，融入主流文化当中。

其次，“异质”的标准也难以界定。是根据移民来源国的意识形态（“非西方”）、种族（“非白人”）抑或宗教（“非基督教”）？还是根据移民的日常表现（是否通婚、上学、正常工作）？那么，如何界定西方和基督教，如何界定正常工作？

第三，由于除英国之外的大部分欧洲国家都不会将肤色、族裔等纳入人口统计（这被认为是“政治不正确”），因此从技术角度也不可能得到关于异质人口的准确数据。

只要有了真问题，就需要去研究。没有确切的定义，并不妨碍我们从现有数据中得到一些初步的推断。欧盟统计局数据显示，截止2010年，出生地在欧盟之外的人口有3140万人，这些人大概占欧洲人口的6.2%。

那么，这些出生在欧盟之外的人主要是哪些国家的后裔呢？2015年对新入籍人口来源地的统计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线索。当年共有84万人获得了新的欧盟公民身份，其中有近73万人原本是非欧盟公民，这些欧盟之外的新入籍人口主要来自非洲（占当年所有新入籍人口的31%）、南北美洲（14%）、亚洲（21%）以及欧盟之外的欧洲（20%）。按国家分，则主要来自摩洛哥、阿尔巴尼亚、土耳其、印度、巴基斯坦等。如此看来，如果将异质移民粗略地定义为来自非西方、不信仰基督教地区的移民，那么，将出生地在欧盟之外的人口中的一半算作异质移民，应该是说得过去的。换句话说，至少有3%的欧盟人口算是异质人口，人数不应低于1500万人。

追溯一下历史，则更有助于我们理解欧洲异质移民的构成。异质移民进入欧洲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劳工。由于战后经济复苏，欧洲引入了大量外劳。法国引入了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突尼斯劳工。比利时及荷兰引入了马格里布地区的劳工。英国的劳工主要来自印度、巴基斯坦。德国的土耳其劳工队伍也蔚为壮观，据称有300万土耳其劳工在合同期满后滞留德国。东欧引入的劳工来自越南和莫桑比克，相较西欧规模较小。

二是难民和非法移民。战后欧洲虽然失去了全球霸主地位，但相对周边来说，越来越像一个和平富裕的孤岛。在1950年，埃及、摩洛哥和土耳其的人均GDP相当于葡萄牙的80%，但到1988年则降到了46%。东南欧与中亚的对比也比过去更为明显。自然地，欧洲成为偷渡客的首选。此外，每当欧洲周边发生动荡，都会有大量难民涌入欧洲。如果说苏联解体和科索沃战争给欧洲带来的难民尚不算异质难民，那么巴以战争、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全球反恐战、“阿拉伯之春”等给欧洲带来的难民，则无疑是“异质”的了。

异质移民给欧洲带来的问题，相关报道汗牛充栋，此处不再赘述。本文要探讨的是，欧洲将如何与这些异质移民共处。

当前，欧洲仍然处于“难民危机后遗症”中——法国在2015年的“11•13”巴黎恐袭后就一直处于紧急状态，申根区内部的边境自2015年9月重新树起后到现在也未撤销，英国与欧陆、西欧与东欧之间的裂痕也仍然新鲜可见。

然而，在一个正常社会中，无论是难民的“非法”状态，政府处理移民问题的“非常规”手段，还是民众面对异质移民的“非典型”心态，都不可能持久。所以无论在理念上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在实践中欧洲都必须、也必然会摸索出一套与异质移民共处的“日常”之道。

首先能够想见的，就是出现各种立场和政策的折中。

一是以人道主义保护为借口限制和管理难民。一旦难民失控，民众就会反对接收难民，所以最终说来，管控难民是为了更好地施行人道主义。这样一来，控制难民的做法就会在人道主义的借口下被合法化。

二是给移民分等级，挑出“值得接收的移民”。将“值得接收的难民”与“不值得接收的难民”区分开来已经是欧洲的一个通行做法。一个考虑的因素是人道主义。比如来自真正是“生灵涂炭”、“水深火热”的国家的人，通常被看作真正的难民；而来自西巴尔干、土耳其、乃至中国的人则通常被认为是来欧洲“蹭福利”的假难民。另一个考虑的因素则是经济。欧洲人口老龄化问题非常严重，急需大量高素质移民。欧盟和很多成员国都有吸引高素质移民的“蓝卡制度”。

三是可能会出现实际上的“次等公民”。长远来看，相当一部分未能取得合法难民或公民身份而又无法遣返的移民将给欧洲带来事实上的管理难题。因此，解决这部分人的“灰色户口”问题十分必要。最好是既能让这些人融入社会，成为生产者和消费者，同时又不给予他们太多的政治权利（选举）和社会权利（福利）。

其次可以想见的，则是欧洲内部空间的重构。

异质移民在欧洲融入难将导致一个后果，即在欧洲形成“贫民窟”、“难民营”、“国中国”、“穆斯林区”。这种后果是无论欧洲政府如何严加管理都难以避免的。张爱玲尝言，“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这句话或许可以用来形容欧洲今后的风貌：一部分是“华美的袍”，另一部分则是“虱子”。

巴黎的“敏感城区”

其实，在难民危机发生之前，欧洲就已存在所谓的“郊区问题”。法国巴黎的“敏感城区”连华人游客都望而却步；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的莫伦贝克因“生产”暴恐分子而名声大噪。今后，欧洲政府势必会想出各种办法对异质移民扎堆的“二等空间”进行隔离和管控，比如加强居住登记、身份审查管理、安保和巡查等。这些地方将成为强力机关和非政府组织的活动场所，与普通民众的生活则关系不大。而且关系越不大，说明政府工作越得力。

最后不难想见的，则是欧洲将发展出一套应对异质移民相关风险的机制。

任何社会都会发展出应对常见风险的办法。如果欧洲的安全部门未能有效控制恐怖袭击发生的频率，那么，社会就会逐渐演化出应对恐袭的机制。比如，民众逐渐对恐怖袭击“麻木”，导致媒体不再围绕恐袭大做文章，进而降低恐袭恐慌。而保险公司则会发明出“恐袭险”，使恐袭逐渐“金融化”、“风险化”，从饱含政治、社会、文化意义的历史事件退化为一个统计概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