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辉耀：特朗普政府“禁穆令”和限制人才移民是中国的机遇

7月6日，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发布了题为《大转向：谁将推动新一波全球化？》的新书。新书发布会上，国务院参事，CCG创始人王辉耀指出，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标志着美国进入了一个不确定的时期，随着美国逐渐弱化自身在全球的角色，世界上全球化力量和“逆全球化力量”展开了激烈的博弈。纵观人类历史，没有人能逆转全球化的趋势，身处变局，中国应当抓住机遇，主动成为新一轮全球化的推动者和塑造者。王辉耀指出，特朗普政府的“禁穆令”和限制人才移民就是中国的机遇。曾经美国崛起的核心竞争力是广纳英才，而现在美国移民政策收紧，中国却正在积极放开限制，在全世界70亿人中选人才。

《大转向：谁将推动新一波全球化？》这本书主要呈现的是我们近期的研究成果，关注点在全球化，中国和美国，中国和G20之间的关系。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习近平主席指出，我们有一千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好，没有一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坏。原中国外交部原副部长、国务院侨办原副主任，CCG联席主席何亚非先生认为，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中美两国应当深入了解对方的战略意图和核心利益，共同商定两国关系合作框架。中国应当鼓励美国继续扮演在全球治理中的重要角色，积极参与联合国领导下的多边活动、G20、亚太经合组织，共同应对气候变化，促进自由贸易和投资，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以造福发展中国家。

特朗普上任，美国进入了一个不确定的时代。他上台后，一反之前美国民主，共和两党的很多共识，出台了很多相关的政策，仅行政命令就有数十个之多。全球化和逆全球化，走到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今年3月份的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公报甚至删除了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的提法。

特朗普一再提出的“美国优先”，究竟动了谁的奶酪？对我们有什么影响？这当中是否既有挑战，也有机遇？特朗普上任伊始，就退出了TPP，如何进一步推动亚太地区的自由贸易？FTAAP会不会是一个新的机遇呢？特朗普上台后限制移民，推行“禁穆令”和在人才签证上收紧对中国有何影响？中美如何求同存异，共赢未来？这都是我们特别关注的话题。

2016年是全球化动荡的一年，是本次G20峰会的背景。英国举行“退欧”公投，退欧派获胜；特朗普在美国大选中的获胜；意大利宪法公投未通过，总理伦齐宣布辞职；欧洲遭遇难民危机，多国民粹主义党派兴起，全球化遭遇严峻挑战。中国是全球化重要的推动者，加入WTO之后，不仅中国的GDP翻了7、8倍，同时也为世界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还在去年成功举办了G20杭州峰会。

现在，战后习以为常的全球治理和全球化发展，进入了一个不确定的时代。特朗普的当选有深层次的因素，近期联邦最高法院通过禁穆令和在佐治亚州进行的参议员补选，共和党再次获胜，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后霸权时代”的美国支配全球渐“力不从心”，“后危机时代”经济弱复苏，保守主义思潮抬头，美国社会集体意识转向，都是特朗普执政的基础。特朗普的新团队中有很多商界人士，振兴经济成为重中之重，反自由贸易，反移民等“逆全球化”在美国得到了追捧。

全球化和逆全球化，尚处于一个博弈过程当中。曾经的全球化主导者美国，开始推行贸易保护，退出巴黎协定和TPP，自由贸易理论是否还有市场？逆全球化的端倪在奥巴马时期就出现，特朗普把握了潮流。那么全球化又将何去何从呢？

当世界都在为全球化担忧的时候，2017年年初习近平主席在达沃斯的演讲，表明了中国仍然会推动全球化的立场。全球化在欧洲，也有反复。支持全球化的德国总理默克尔曾因为难民政策，导致国内支持率下降；随后支持全球化的马克龙在法国大选中获胜，特朗普退出《巴黎协定》，这一系列事件相继发生，全球化和逆全球化交错进行，双方事实上形成了一个博弈，这也是此次G20峰会的一大看点。

在过去500年全球化发展轨迹中，有一条贯穿始终的主线：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导致生产规模不断扩大，分工不断细密，贸易、投资、技术转移和人才流动日益跨越国界，世界经济从而日益全球化。全球化的根本动力是生产力的发展，而后者的根本动力是科技的进步。尽管全球化的过程伴生了就业，贫富分化和金融风险三大问题，但全球化经济规律是现代生产力的必然产物，无人可以逆转。

那么，中国要如何参与和塑造全球化呢？例如维护自由贸易体系，与时俱进地完善并充实贸易规则；将全球化战略与联合国《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融合，推进包容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自由贸易投资规则和区域一体化，实现效率和公平的统一；关注全球化和技术进步中的“以人为本”原则，缓和就业与技术进步、资本效益与贫富差距中的矛盾； 全面、长期地治理国际金融体系，防范全球系统性金融风险。我们要做的，是提升、改进、重塑全球化，而不是否认全球化。

美国当下的一系列政策，很大程度弱化了美国在全球的角色。中国要谨慎对待“世界领袖”与经济领袖的舆论，现在还不是时候。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及时的表态和立场，提出了很好的“中国方案”。2017年举办了一带一路“国际峰会”，就是我们对“逆全球化”潮流一个很好的回应。

中国提出全球治理的主张，要重视并合理利用各种多边、区域、诸边、双边平台，打造全球治理的全天候、多平台参与机制；跳出传统国际关系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两分法，在符合国家利益的前提下，充分大胆发挥中国的世界领导力；增加对国际谈判框架、谈判范式、谈判规则的研究，充分发挥国际性智库在全球治理中的优势；通过加强二轨外交、公共外交、公众政策普及来支撑政府机构在全球治理中的行动。

“美国优先”动了谁的奶酪呢？“美国优先”的涵义，是美国首先应该以是否符合美国经济利益而不是意识形态理想作为判断敌友和指导政策制定的首要标准;美国的经济利益才是最应该优先追求的东西，而那些为维护和推广西方民主价值观而制定的国家战略是不可取的。它目前的一些政策核心是通过对内部的自我修正，让它更强大，未来不一定会轻易放弃全球化，但现阶段要进行收缩。

这对中国而言，既有挑战，也有机遇。“让美国再次伟大”，“再工业化”，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为中国企业在美投资，尤其是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提供了很好的机会。美国虽然退出了TPP，但前美国贸易副代表，美国TPP的谈判代表温迪·卡特勒认为，美国未来有可能回到TPP。弗里德曼上周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认为退出TPP是特朗普犯的最愚蠢的一个错误。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即使美国不回到TPP，它的某些政策，方针还是会被应用。CCG仍然认为，中国应该抓住机遇，参与TPP的谈判，它代表了国际上目前最新的贸易标准，特别是服务贸易。

现在，中国的服务业迅猛发展。到“十三五”末，服务业将占到GDP的60％，中国走出去的企业华为、中兴、联想和在国外进行金融业，保险业对投资需要一个国际标准来保护中国企业。未来的一个小WTO正在形成，TPP仍然值得讨论。

相形之下，RCEP面临很多的差异和分歧，主要关注点仍是货物贸易，层级比TPP低很多。中国应该看到自身未来的服务业优势，抓住机遇，参与服务业标准制定，避免二次入世的危险。最理想的方案是把TPP和RCEP结合起来，做成FTAAP。中美共同参与的FTAAP 将是“后TPP 时代”的最佳选择，中美两国的巨大经济体量将为亚太地区国家和世界经济带来巨大红利。CCG建议，当前RCEP 谈判应注重未来“扩容”留出空间。中美应尽早达成BIT 并启动BITT 谈判。中美两国应继续坚定不移地支持WTO 多边贸易体系。

美国的核心竞争力是广纳天下英才，中国未来也要在全世界70亿人中选人才。特朗普政府的“禁穆令”和限制人才移民，对中国来讲是一个机遇。上个月，公安部推出了新一代绿卡，放宽了工作、移民的限制。各大城市相继出台政策，形成了良性竞争。北京表态，欢迎外国的硕士生来北京工作。接着，上海提出欢迎外国的本科生来上海工作。美国在收紧，中国在放宽。

那么，中美如何求同存异，共赢未来呢？我想，经济合作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和稳定器，中美两国的经贸合作是核心利益所在。美国在中国的存量投资达到了2000亿，中国在美国的存量投资达到了1000多亿美元。中美之间还有大量的旅游、留学、智库和教育合作，每天的人员往来达两三万人。中美两国都有大量的人才流动，而目前缺乏一个国际治理和资格认证的机制，CCG倡议成立人才“WTO”或者国际人才组织，来解决这一全世界共同关注的问题。此外，美国的基础设施，机场，公路等亟待更新，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上有丰富的经验，双方有很强的互补性。中国从未像今天这样坚定地支持全球化，未来中美应当携手，为世界提供公共产品的“新模式”。

（本文根据发布会现场录音整理，未经主讲人审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