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融不进城市，回不去农村：小镇青年该如何自处？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我国的城镇化呈现出一种高速发展的态势，大量的小镇青年开始涌向城市追寻梦想。然而农村与繁华都市之间的巨大差异似乎成为很多人无法逾越的鸿沟，他们的声音也像是失语者一样，慢慢地隐匿进了时代的洪流里。小镇青年如何在城镇化的进程中自处？这不仅是每一个亲历者所面临的现实，同样也是许多文学作品不断反思的一个问题。

7月8日下午，由上海文艺出版社主办、主题为“小镇青年与隐秘乡村——我们书写的这个时代”的读书分享会在思南文学之家举行。四位出身农村的青年作家张敦、郑在欢、赵志明、魏思孝分别从他们的生活与写作经历出发，讨论了如何看待小镇青年的生活状态，以及如何叙述乡村、重塑小镇青年形象等问题。

讲座现场

充满热血却未无知的小镇青年

驻马店，一个被赋予魔幻色彩的地方，无论是在虚拟的网络平台，还是在实际的地理版图上，都成了一个持续被调侃和消费的奇特存在。“90后”作家郑在欢就生长在驻马店的一个农村里，虽然他有一个不讲事理的继母，但他觉得自己有一个良好的“家学”传统——他的父亲是一位卖盗版书的农民。父亲的职业使得他有更多的机会接触不同的文学作品，不幸的家庭经历又使得他对生活有了更深刻的体会，他认为：“那些残忍、沉痛而又及其有趣的故事，完全吻合这个世界存在的现象和本质。”

郑在欢笔下的小镇青年往往怀着一腔热血，却找不到施展才能的机会。比如他的农村朋友曾经多次豪言自己对于事业的规划，然而从不付诸行动，他们总是对社会保持一种警惕和不屑状态。郑在欢认为，警惕是因为“他们不知道世界上的事情是怎样发展的”，这种“无知”更多来自于教育的缺失，教育资源的匮乏又使得小镇青年无法认识到人生的价值所在。比如，传统乡村社会认为保持乡民之间的良好人际关系是自我实现的途径之一，而现在的小镇青年则因为生活空间的扩大，不屑于维护村民间的人际关系，在他们眼中，金钱似乎代表了一切。

郑在欢

郑在欢的作品《驻马店伤心故事集》通过叙述隐没在庞杂乡土世界里的赌徒、疯子、寡居者等怪人们，展现了一颗颗孤独而又真实的灵魂。在他看来，乡村中的每个个体之间都是隐秘的，具有隔阂的，“我奶奶不了解我爸爸，我爸不了解我奶奶，我爸爸不了解我，我也不了解我爸爸”。郑在欢认为这种隐秘都是真实存在的，但作家拿过来写时，就变得不真实了，“写作是没有真实的，因为我们每个人看到的刻度都不一样”。

温柔善良的小镇青年

诗人韩东曾经写道：“我有过寂寞的乡村生活，它形成了我生活中温柔的部分，每当厌倦的情绪来临，就会有一阵风为我解脱。”赵志明很喜欢这句话，在他看来乡村生活不仅能使人温柔，更能“使人变得善良”。赵志明出生在江苏常州的一个小乡村，儿时游过泳的河流、雨后破土而出的小树苗都在他心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在他的作品《万物停止生长时》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曾经立于世间的那些鲜活的你我，也感受到了一种深情与善良。他认为，这种温柔与善良需要不停地回望，才能产生涟漪效应，才能持久。

赵志明

在赵志明看来，如今的小镇青年的确保持着对于社会的警惕，而他们身上体现出来的无知又往往使他们来不及警惕。比如有一个小镇青年曾经跟人打赌，谎报了火警，当消防员来到现场的时候，他才知道这种行为是要负法律责任的。即使是在农村，小镇青年有时候也显示出一种无知，因为他们久疏故乡，村子里的一些古老风俗等隐秘的东西在他们看来也是无法接受的。

赵志明认为创作小说并不难，生活、人物、事件、情感都可以作为小说的接入点。即使在创作的过程中有所偏移，也是一种实验性的偏移，“因为你这样做了之后，可能会证明这篇小说用这种方式写是失败的，那么你多实验几次总是可以找到恰如其分的方法。”但他始终坚持的一点是脱离了现实的小说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就像一个工匠知道了木头的纹理之后，可以打造成我们叹为观止的木制品。但是如果这个木制品跟生活完全脱离，我们怎样与作品沟通？”

愤怒、沮丧、无能为力的小镇青年

“我们在坟地里迷失了方向。认准一个方向，一直走下去，不信走不出去。这块坟地并非无边无际，来时的路不是很清晰吗？一定能走出去。我坚定地对小丽说。刚说完，又看到点点火星。”正如小说《兽性大发的兔子》中所写的一样，作者张敦所理解的小镇青年往往处于一种迷失的状态之中，他们从农村走出来，进入了城市，又不被城市接纳，靠自我奋斗似乎看不到出路。于是他们愤世嫉俗，垂头丧气，却又无能为力。

张敦

张敦坦言这种漂泊的生活就是其自身的真实写照，在农村与城市的辗转徘徊中，他发现自己不仅没有被城市接纳，反而连农村都回不去了。这些经历让他疼痛，他的作品同样也是疼痛甚至是荒诞的。张敦把自己的小说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大多是真实发生的故事，第二部分加入了一些虚构，结尾又进入了一种荒诞的氛围。

《带我去戈壁》讲述了“我”和“我的女友”合伙将有洁癖的房东老太太谋杀的故事。张敦说：“小说的第一部分是真实的，我在北漂租房的时候确实遇到了一个有洁癖的房东太太，她十分刻薄。”到了第二部分，张敦则虚构了与女友合伙谋杀房东的故事，并将她的尸体藏在了别人的坟墓中。第三部分，房东太太的灵魂找到了“我们”，并要求“我们”带她去空旷的戈壁，因为房东太太在别人的坟墓中体会到了一个“外来者”的难堪。张敦认为小说虽然荒诞，然而租房却是万千小镇青年不得不面对的现实问题。他不屑于美化自己的生活，反而渴望用更狠的方式呈现出它本来的残忍的面部。

贫穷、充满欲望的小镇青年

与以上三位作者长期定居城市不同，魏思孝到现在还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山东农民，他是家里唯一的劳动力，每年的春耕秋收都是他亲力亲为。魏思孝说：“家里有五亩地，每年集中去地里的时间并不多，加起来不过一两个月，其他时间都能用来创作。”长居农村，让魏思孝能够免于繁华都市的种种诱惑，更能静下心来观察生活。魏思孝坦言在之前的创作中，并没有写到自己在田间劳作的经历，因为他觉得有点土，但是在近期的创作中，他会把在农村经历的人和事更多地融进小说里。

在《小镇忧郁青年的十八种死法》中，魏思孝用18个故事展现了生活在小城市的年轻人的生存状态，他认为同样生活在城市的边缘，小镇青年的故事未必发生在一线城市，它可以存在于全国任何一个正在发展的未具名的城镇里。魏思孝用“贫穷”、“充满欲望”来概括他的小说的人物特征。这些小镇青年会算计着口袋里的钱过日子，由于饥一顿饱一顿导致营养不良，面色苍白，整天无所事事地在小城镇里四处游荡。但是他们的内心又充满了种种欲望，甚至幻想做一些犯罪的事情，比如跟踪一个漂亮女孩，然而，在一次次实施过程中不断遇到挫折，最后总是不了了之。

魏思孝

魏思孝认为这样的生活状态并不完全是一种颓丧，小镇青年的心里其实还是保有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说：“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小说中的人物太过颓废和绝望，甚至会引导读者犯罪，其实我仅仅是写了现实小镇青年的真实状态，我负责提出问题，而不是解答问题。”在小说虚构与非虚构的问题上，魏思孝认为不存在什么超越自我的写作，相反写作是无限接近自我，认清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