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犁逝世十五周年｜他把赠书给他的人一一记录在书衣上

孙犁逝世十五周年了，我对他的思念与日俱增。

我每捧读他的书，眼前立即浮现出多伦道那间常常透风漏雨的卧室兼书斋的老房子；在学湖里那间比较宽敞的新居室，即他所曰或芸斋或耕堂的房间，不知多少次我们促膝相谈，无拘无束。时而谈读书，时而谈写作，时而谈家长里短、生活琐事，要多愉快有多愉快……可惜，这样的日子一去不再复返了。但是，他那恂恂夫子的音容笑貌，却永远活在我的内心深处。

一

1980年代初，百花文艺出版社拟出版《孙犁文集》。该社的编辑与我的挚友张学正是同班同学，她约我们俩编选一本《孙犁评论集》，配合文集出版。这是孙犁从事创作以来，第一本有关他的创作的综合性评论文章选集。

有一天吃过晚饭，我与学正去多伦道孙犁家中拜访他。进门后第一句话，他说我晚上睡得早，你们不要晚上来。话说得很直率，当我们坐下来说明来意之后，他说话的语气却是那样和蔼可亲。他要求我们不光收入正面的评论文章，也要收入有不同意见的文章。

初次见面时间很短，但他给我的印象，真是“与人以实，虽疏必密；与人以虚，虽戚必疏”。短短的十几分钟交谈，我就觉得他好像多年过从的父执一样亲切。这时，我就很后悔为什么二十年前，不早和他相识呢。那时，我在一所中学任教，班上有一个学生与孙犁同住在一个大院，他的同学王英杰与我是同乡，课下聊天很是投契。他曾问我想认识一下孙犁吗，我很费踌躇。从1950年以后，批《武训传》，批《红楼梦研究》，批胡适，以及反胡风反革命集团，反右，反右倾机会注意等活动，哪次不是把文艺界、教育界推上风口浪尖，饱受折磨、摧残，想想不寒而栗；其后不久，“文革”风暴中，我主动地向团支部书记汇报了喜欢读《燕山夜话》（作者马南邨，即邓拓），于是我就享受了全校大批判的待遇，通栏标题的“三家村小喽啰”。三家村在哪？我怎知他们是何方神圣？结果是打入另册，下放劳动。

“文革”期间，我是绝不想再弄文学了。可是，新时期以来，读了巴金、孙犁的文章，我又“死灰复燃”，旧念复萌了。我深感文学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它对塑造人的灵魂，丰富人的精神世界，甚至改变人的品格、习惯方面，有不可忽视的作用，以至于人的禀赋气质，都能在耳濡目染中发生改变。

在近前有这样一位学识渊博、正气浩然的蔼然长者，怎能再错失良机而不移樽就教呢！我和孙犁的住所距离较近，往返方便。当然关键是我们谈得来。所以，除了家属（在外地的例外），外人之中，二十余年，我是和孙犁见面次数最多的人。

我们交谈的内容太多了，可惜我没有做好记录，非常遗憾。现在回忆起来，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从他的散文《鸡叫》谈起了农村鸡叫的事。肖洛霍夫的《被开垦的处女地》第二部，有几章的译文在《世界文学》上发表，我俩都读过了，所以一说起来就兴致盎然，话题不断。孙犁说，肖洛霍夫之所以能成为伟大作家，就是他在农村的根扎得太深了。所以，他能把全村的鸡叫之声，谙熟于心，如数家珍，描写得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各有特色，绝无雷同，令人拍案叫绝。在《谈赵树理》一文中，他说“他要写的人物，就在他的眼前，他要讲的故事，就在本街本巷”，而肖洛霍夫几十年没有离开他的故乡——顿河地区维申斯克镇克鲁齐林村，那里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石，他都无比熟稔。在家乡，他参加过征粮队工作，参加了顿河区域的剿匪工作，那一带的各种各样的人物、曲折复杂的故事和千变万化的生活，他都了然于心，所以写出了史诗《静静的顿河》和《被开垦的处女地》（好像没有写完）等杰出的作品。

而孙犁本人，在1949年以前，也完全在农村生活，虽然小学高年级、中学是在外地城市上的，高中毕业后又在北平流浪两年，但抗战时期、解放战争时期他一直在农村打游击，和做文化宣传教育工作。说到《铁木前传》，他说绝不是进城后又去安国农村体验生活才写出来的，而是他毕生积累的生活感受和体悟到的人情世故凝结成的心血结晶。他晚年写的《乡里旧闻》，记述了几十个农村人物的悲惨遭遇，可知他的生活积累是多么深厚瓷实，如果不是两个十年（“十年荒于疾病，十年废于遭逢”），即生病和动乱，二十年间没能踏踏实实地搞创作；不然，说不定他会写出《铁木后传》和“风云”二记、三记的。从某种意义上讲，人是不能和命运抗争的（时代、社会裂变），这些说起来也毫无意义了。

我多年与孙犁交往，深深地感受到，他不像有人说的那样，不好接近。话不投机半句多，但若声应气求，也可以敞开心扉，谈笑风生，高兴时也会捧腹大笑。

二

曾有传言，说孙犁家里有个小纸条，告诉来访客人谈话时间不超过十五分钟等等。究竟有没有这样的纸条，我不敢断定，但迄今我没见过实物，也没见过谁把小纸条的原文一字不差地写出来。

孙犁在多伦道老房子住时，卧室兼书房（即他的芸斋、耕堂），一进房门就是一张方桌，大玻璃板下的确压着一张小纸条。那是上世纪80年代初，我曾坐在桌前，一字不差地抄录下来，全文是：“本人年老多病务请来访亲友体谅谈话时间不宜过长。”言辞恳切，合情合理，并未限定多少分钟。全文没有标点，纸条是从报纸上撕下的一个小条，用红铅笔写的，字体工整。1988年秋，他搬到学湖里住，方桌不用了，纸条也不知去向。

十年动乱，全国人民都遭受了巨大损失和伤害，对于许多作家，这十年正是年富力强、精力充沛的最佳岁月，没有写作，他们痛心疾首，无比懊恼。“文革”后，他们无不迫切需要一个不受干扰的生活环境，以便埋头笔耕，弥补失去的时光。孙犁未能免俗，但他却从未拒绝亲友来访，他的许多文章和《书衣文录》中记录了来访的人，多时一日三拨，有些远从外地来，其中包括从北京来的丁玲、林默涵、贺敬之等知名诗人、作家和孙犁的老领导。对慕名而来，事先又未约定的，他也不堪其扰。

的确，在劫难过后，能和心仪已久的文学前辈坐下来面对面地亲承謦欢，聆听他的睿智言语，那真是一种莫大的享受。

1983年，我从《耕堂书衣文录》上发现了孙犁的生日。郭沫若50岁就给他贺寿，这年孙犁已是70周岁，不是更应庆贺一番吗？于是，我联络了室内十多位孙犁作品的研究者（有编辑、大学教师以及文学研究者），专程给他贺寿。进入那逼仄的房间，来客几乎无法全部坐下。他说，自己过生日，就是和儿女们吃碗寿面，别的什么也没有。当他看到我们送上的寿礼：百花文艺出版社资深编辑曾秀苍撰联，知名书法家龚望、玄光乃书写和刘止庸画的七条鱼的画，他非常高兴。虽然来人很多，但大家还是很兴奋、很安静地倾听孙犁说话，我们怕影响他的休息，急于告辞，他特意挽留我们多坐一会儿。我们和他合影留念，他拿出刚出版的新书《尺泽集》，一一签名赠送。更令人感动的是，他又拄了手杖亲自把我们一行人送到大门口。这个大院曾是吴鼎昌姨太太的公馆，从他的住室到大门口有将近20米。据我所知，1980年代初，只有丁玲和他的老首长来访，他才送出来，一般读者，他是不送的。

1995年在天津市举办世乒赛。4月30日，山东、北京的朋友托我带他们拜访孙犁。这是他在大病之前接待朋友比较多的一次。那天他的精神很好，我们五六个人与他畅谈了一个多小时。除了谈些有关写作的话题，就是请他签名。山东一位年轻人带了许多本孙犁早期的书，他都一一签上名字，分别与大家合影。山东青年送给他的小小鼻烟壶，他也很高兴地留下了。

这一年的秋天，我又随同林默涵、贺敬之、陈涌、程代熙等孙犁延安时期的老战友，去看望孙犁。他们一边畅谈战争年代的故事，一边吃着西瓜。其中有一个场面非常感人，那就是孙犁拄着手杖与林默涵握手表示感谢。上世纪50年代，市作协派孙犁去北京参加一个批判所谓反党集团的大会。会上，主持人林默涵说孙犁身体不好，就不要发言了。孙犁一生没有写过一篇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无限上纲上线的批判文章。他从不为自己写过的文章脸红而拒绝收入集子。他也从未在大批判会上声色俱厉、恶言恶语、置人死地地发言。唯有这么一次，情势迫人，林默涵还替他解了围。孙犁的感激之情永铭于心，不是语言所能表达的。

三

我对孙犁的“书衣文录”情有独钟，许多内容我都耳熟能详。这真是一本讲真话的书。

我曾两次将其编选成书，出版了单行本。后来看到《书衣文录》手迹本，我很想把已出过两次的《书衣文录》，据“手迹”补充、订正，以期给读者一个全新的版本。刚好“星汉文章”约我再编《书衣文录》，可谓正中下怀。根据手迹本校订，又根据我自己所留存的资料等增补的《书衣文录》作为《孙犁集》的一种，已经由海燕出版社出版。

上世纪80年代伊始，常常就有本市或外地的年轻人给孙犁寄书。一者，他们想到孙犁年迈，不能亲自到书店选购图书（的确，他早年逛过旧书店和市街冷巷的小书摊；后来绝大多数是按图书目录邮购，或托人代购），就随时选了孙犁可能喜欢的书给他寄去。二者，有些年轻人自己喜欢的书，也希望孙犁能喜欢，例如《菜根谭》他就列了两本，一本是一个在校学生寄的。孙犁说：“青年人之所以喜欢它，也是因为人际之间，感到困惑，好像找到了法宝，其实是不可靠的。”这是经验之谈。

而孙犁把这些赠书给他的人，都一一记录在书衣上。他生前发表《耕堂书衣文录》时，我就注意到了，而在《书衣文录》手迹本中，书衣上仅有书名和包装日期，他也不忘是谁赠的。我粗略地数了数，赠书将近20人次（包括三个出版单位），所赠书将近40种。最多的是山东自牧（邓基平），有11本；其次是刘宗武，5本；金梅4本；吴泰昌3本；其他人大都是一本或两本。从这个记载中，我觉得还不是一个细心的问题，细微处可见精神。古人云“记人之善”“物轻情意重”，此之谓也。孙犁一生极重友情，晚年写了很多怀念战友的文章，也可见一斑。

说起送书，孙犁所送出的书就不知有多少了。就我本人来说，从1978年4月，他又开始出书，到1995年他生病这十几年间，共出版了将近70本书（包括文集，一次5本，一次8本），除了再版的重复的，凡是新出的书都送过我。从《晚华集》《耕堂杂录》到《如云集》（《曲终集》出版时，他病了，谁也没送），将近20本。其他人，据我所知，韩映山、冉怀舟、自牧、金梅、吴泰昌、姜德明、郭志刚、宋曙光、宋安娜、孙秀华、李屏锦、段华、杨栋等，或多或少都得到过孙犁的赠书。

作家赠书与人，是作家与读者沟通的一种方式，增进了彼此的感情，自古有之。一者，让大家都分享作家辛苦劳动获得成果的喜悦；二者，这是主要的，作家真心实意地期盼读者的宝贵意见。孙犁在树上写得往往极简单：××同志指正。这不是虚文浮礼，而是发自内心的愿望。就上述我列出的名单，其中主要是报刊、出版社的编辑和文学研究者。他们对孙犁作品的发表、出版都付出了很大的努力，许多研究者对孙犁的生活、创作，也写出过中肯、实事求是，令孙犁满意的评论。孙犁的赠书，也算是一种表达谢意的方式吧。